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结果，受统治阶级所支配，形式上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为各阶级（阶层）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利益首先是一个国内政治概念。国家政治利益“是指国家制度和国家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和对外交往的权益”，“国家利益的立足点应该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1]。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拥有压倒国内其他所有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优越性，其他任何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都应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家利益的实际内容又是不断变化的。
与任何政策调整一样，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将带来新的社会利益分化，对国家政治利益也将产生深层次影响。如果不改革，必然导致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从而引发政治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危及政权；如果草率改革，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同样会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损害国家的政治利益，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利益。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也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延迟退休制度也必然对国家利益产生深层次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决定作用。人口增长既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不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人既能主动地创造社会财富，也需要被动地消费社会财富。因此，合理的人口规模能够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反之亦然。[2]
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会呈现渐进式的由高到低的转变格局。当一国（或地区）实现工业化后，便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进的过程中，相对于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我国绝大部分劳动者属于“未富先老”。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2015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延迟退休利弊并存，党中央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决定渐进式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可以有效弥补经济活动劳动力短缺。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如不适时延迟退休，势必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二是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传统支柱产业正处于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之中。延迟退休可以充分释放知识技能型老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效应，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与年轻劳动者的优势互补。
三是有利于减轻年轻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如前所述，如果不延迟退休，将日益加重年轻劳动人口的抚养压力，影响年轻人口的经济和精神利益，进而对其参与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四是有利于社会养老基金制度的持续发展。与拥有18万亿美元养老基金资产的美国相比，我国没有多少养老资产储备。如不延迟退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速降和支出速增，无疑将危及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发展。“本届政府的责任在于‘偿还旧账有担当、规划未来有远见，避免盲目承诺酿风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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