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OECD成员国的人口统计显示，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人数之比为1∶7，而目前34个成员国的平均比已上升至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将由现在的22%上升到33%，多数国家的养老金等相关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各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养老金危机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理论界相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80年代中期则步入养老保障制度实质性改革阶段。30年后的今天，这项改革仍方兴未艾，依旧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90年代OECD的24个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调整了法定退休年龄，分别是意大利、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和土耳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警告：如不改革退休制度，许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将在20年后崩溃。
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影响养老基金积累和财政转移支付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也随之改变。工业化催生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适应的小规模化家庭越来越多。工业化使人们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劳动者，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量的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快速应用于工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入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悄然发生着变化，家庭养老、储蓄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都难以维系，为使人们的晚年生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以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制度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应运而生。19世纪80年代，德国建立了史上第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金制度。
人类历史上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有贝弗里奇模式和俾斯麦模式。[2]OECD主要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障制度大多是在被称作“福利国家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战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惊人提高。其中，美、英、法、意和日五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由1914年的337美元、244美元、153美元、108美元和36美元提高到1957年的2561美元、1189美元、1305美元、575美元和336美元。[3]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为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严重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平衡，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1972至1973年，意、英、德、法、美5个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上升了24%、46%、60%、72%和71%。[4]与此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刚性化的作用下，社会福利支出急剧膨胀，导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又使OECD成员国危机四伏的养老保险制度雪上加霜。2008年，澳大利亚的退休基金实际损失达26.7%，1/4的老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爱尔兰私人养老基金实际损失37.5%，30%以上的老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美国私人养老基金的实际损失26.2%，1/4的老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使OECD国家养老金缩水20%～25%。
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也同步上升。国际社会将养老金支出占GDP的10%定为“警戒线”。继奥地利（1990）、法国和德国（1995）、希腊和意大利（2000）、波兰（2001）等国超出“警戒线”之后，至2007年，欧盟27个国家都超出了这一“警戒线”。预计至2060年，欧盟27个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将占GDP的12.5%。
二、提前退休和老年劳动人口就业率低，使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萎缩
在职劳动者的数量直接影响养老基金规模。提前退休减少了缴费人数，使本应缴费的劳动人口变成了养老金的享受者。OECD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介于60～65岁之间，表10-1显示，提前退休的现象在这些国家十分普遍。其中，10个国家的男性全部提前退休，奥地利提前6.1岁；女性延迟退休的只有意大利和英国，分别为0.8、1.9岁。提前退休使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养老基金的收支状况。
表10-1 OECD的10国提前退休情况[5]
续表
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低又减少了养老金缴费人数。表10-2显示，2008年OECD部分国家50—64岁的劳动力平均就业率仅为60.9%，其中，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6个国家在平均数以下，而意大利和比利时接近50%，分别为47.3%、47.2%。尽管与10年前的1998年相比有所提高，但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低就业率，依然相应缩小了养老保险金的收入规模，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
表10-2 OECD的10国1998—2008年54—64岁劳动力就业率（%）[6]
三、老龄化导致劳动人口短缺并不断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
在人口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和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双重影响下，OECD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巨大变化，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及抚养负担随之加重。抚养比由20世纪50年代的7∶1上升至2010年的4∶1。1864年，法国65岁以上老年就占总人口的7%，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1979年，这一比率翻了一番，达到14%。美国于194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占总人口的7%，1972年，此比率达到10%。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占总人口的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这一比率达到14%，2000年，这一比率跃升至17.20%。进入21世纪后，OECD国家的这一比率快速攀升。据联合国预测，至2050年，OECD国家的抚养比将达到2∶1。表10-3是部分OECD国家65岁（含）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预测，其中，日本和意大利老龄化程度分别为全世界和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之最（见表10-4）。
表10-3 OECD的10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预测（%）[7]
表10-4 日本、意大利人口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和老龄人口占比变化预测[8]
人口预期寿命、老龄人口占比、粗死亡率上升和人口增长率、粗出生率下降的“三升两降”，必将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严重影响，进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及劳动人口养老负担加重，以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OECD国家为例（见表10-5）。
表10-5 2045—2050年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结构影响要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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