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三座大山”快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经济起步之初，商品供给严重短缺，从吃穿用的生活日用品到材料设备的工业用品，从服装食品的生活资料到钢材煤电的生产资料都紧缺匮乏。短短10年、20年、30年，饥饿的中国经济像饥饿的人一样奋力向温饱、小康、富裕奔跑。在贫穷中迅速觉醒和迅猛奔跑中，日益壮大的经济体像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巨人，张着大口吞食着煤、电、水、钢铁、水泥。在快速生产巨量产品的同时，也排泄出巨量的污水、污气、污物，腐蚀着我们原本贫穷但却美丽的家园。衣食住行变得光鲜充足，物价水平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攀高，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劳动成本即人力成本，在经过一段时间低缓的上涨后迅速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背负着高速度、高污染、高成本“三座大山”，在世界经济的丛林中追赶、赛跑。

在贫穷的丛林中，觉醒的中国人奔跑速度特别快。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33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在长达1/3的世纪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2年的38420元。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通常有两项指标，一是GDP，二是恩格尔系数。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在经济学中，常用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共同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一国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经济发展蓬勃，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其中，城镇、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012年的37.1%、40.8%。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中国经济奔跑速度一路领先的背后，依靠的动力是对能源的巨大消耗。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在2013能源峰会暨第五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上透露：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2014年1月1日全球人口将达到71亿3757万7750人。中国人口为13亿多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8.3%。按能源消耗比和人口占比两者之比，我们多消耗了1.7个点。

中国扛着庞大的能源包袱，创造的价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创造14000元人民币的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消耗1吨标煤创造25000元人民币的GDP，美国的水平是31000元人民币的GDP，日本是50000元人民币的GDP。

一方面是能源消耗量大，另一方面是消耗的结构严重不合理。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5%，石油占17.7%，水能占7.1%，天然气占4.7%，核能占0.8%，其他占1.2%。2012年，我国消耗了全世界近一半的煤炭，火电则燃烧了全国一半的电煤。而发达国家的能源主要是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等清洁能源，易污染的煤退于不足挂齿的地位。根据陆佑楣测算，在能源消费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单位GDP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GDP规模可达到87万亿元；达到美国能效水平，GDP规模可达109万亿元；达到日本能效水平，GDP规模可达175万亿元。2012年我国GDP总量为51.9万亿元，与世界平均能耗应达到的标准相差35万亿元。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总量小。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14%、33%和25%，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来自国土资源部2012年的数据显示，过去15年间，我国石油、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至2011年为：石油54.8%、铁矿石53.6%、精炼铝52.9%、精炼铜69%、钾盐52.4%。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铅、锌等大宗矿产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石油消耗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

这样的能耗，中国能长期承受吗？能承受得起吗？显然不能。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2年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剩余开采年限仅为22年和45年，铁矿、铜矿、铅矿、锌矿的剩余开采年限分别为59年、54年、22年和26年。如果没有资源新发现和进口，最多半个世纪，我国的机器、汽车、船舶、火车、飞机等所有现代化大工业设备将全部停运。

中国经济吃进去的是高能源，排泄出来的是高污染。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2年）》：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84.8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423.7吨，氨氮排放量253.6万吨。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117.6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2337.8万吨，烟（粉）尘排放量1234.3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3465.2万吨。气、水、土的污染范围和程度均居世界之首。全国大江大河有近1/4的监测断面超过劣V类水体水质，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水库）富养化严重。大气长期污染产生的雾霾长时间、大范围、高浓度笼罩着城市和乡村。中国现有耕地20.27亿亩。2011年，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披露，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状况更为严峻：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如果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切断污染源之后通过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也有可能使污染问题不断逆转，但是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则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则很难恢复，治理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最高，为19.4%。其中，无机污染物主要为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有机污染物主要为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某些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需要200-1000年才能够恢复。

富裕起来的人们被迫生活在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雾都、雾乡，吃的是有害物通过土壤和水体进入动植物的食品，喝的是有害饮用水。水体污染从环境科学角度可分为病原体、植物营养物质、需氧化质、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酸碱盐类及热能8类有害人体健康的污染。土污染大致可分为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两大类。无机污染物主要包括酸、碱、重金属，盐类、放射性元素铯、锶的化合物、含砷、硒、氟的化合物等。有机污染物主要包括有机农药、酚类、氰化物、石油、合成洗涤剂以及由城市污水、污泥及厩肥带来的有害微生物等。有害物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通过“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水污染中，富营养化污染造成藻类大量繁殖，使水中缺氧，导致鱼类死亡。水中氮化合物的增加，对人畜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轻则中毒，重则致癌。病原体污染物主要是指病毒、病菌、寄生虫等，病毒可引起病毒性肝炎、小儿麻痹症等；病菌可引起痢疾、伤寒、霍乱等；寄生虫可引起血吸虫病、钩端旋体病等。长期饮用被汞、铬、铅及非金属砷污染的水，会使人发生急、慢性中毒或导致机体癌变，危害严重。雾霾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PM2.5的细小颗粒颗粒物，此细小物极为有害，且非常容易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环境污染的后果正吞噬着我们的山河、我们的民族。严重的海陆空立体污染让人无处躲藏，呼吸道疾病、恶性肿瘤疾病呈高发态势。201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全球环境展望5》指出，每年有70万人死于因臭氧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有近200万的过早死亡病例与颗粒物污染有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人类的平均寿命因为空气污染很可能已经缩短了5年半。世界权威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各类疾病有8%是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传播的，每年因饮用卫生不达标水至少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全球癌症报告2014》称，2012年全球癌症患者和死亡病例都在令人不安地增加，新增癌症病例有一半出现在亚洲，其中部分在中国，中国新增癌症病例高居第一。2012年中国癌症发病人数为306.5万人，约占全球的1/5；癌症死亡人数为220.5万人，约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4。在肝癌、食道癌、胃癌和肺癌等4种恶性肿瘤中，中国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全国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的是肺癌，死亡第一位的是肺癌。据了解，肺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成了我国第一位的癌症。现在肺癌死亡率以每年4.45%的速度上升。2013年年底，中国卫生部前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分子生物学家陈竺等专家，在国际医学界最权威的《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撰文称，估计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为35万-50万人。这一数字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数据：2010年中国因室外PM2.5污染导致120万人早死。据相关统计，污染使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人，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人以上。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人。

污染使企业和社会治理成本上升，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2000年，国家环保局估计，环境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将占我国GDP的10%。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称，每年中国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占GDP的5.8%。2012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表示，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

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大幅上升之势。据中央党校教授郭兆辉从有关部门获得的数字，2005年全国环境污染群体性重大事件为72起，2011年达到927起，年均增长29%。

以劳动力成本为代表的中国综合经营成本全面持续攀升。中国原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单位）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手段、雇佣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费用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构成中，劳动力成本是劳动核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下简称人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实际增速为12.4%。农业劳动力工资也一度快速上涨，小麦、大豆、稻谷、玉米雇工工资年均增长9%以上，苹果雇工工资增速达到11.3%。中国二三产业普通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构成，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农民工工资对农业雇工工资也有重要影响。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已增长到2049元，与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长了一倍多。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每年增长约10%，这使得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逐年降低。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后的1986年到1997年期间，国际原油价格基本在20美元/桶的低位平稳运行。2000年年底至2007年年底，油价逐渐攀升，由34美元/桶上涨至97美元/桶。2008年2月，国际油价首次突破100美元/桶，此后一直在高位运行。

钢铁业是基础工业，而铁矿石是钢铁的主要原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国际铁矿石价格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日本是国际铁矿石贸易的最大买家，在从1980-2001年期间长达20多年时间里一直主导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制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国际铁矿石贸易的最大买家，“中国特需”开始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变动的主导因素，国际铁矿石价格也由此开始出现大幅上涨。由2001年的20美元/吨，上升到2010年的170美元/吨，10年间上涨了7.5倍。

土地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城市土地价格一路高升。2003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地价综合（包括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水平值（平均值）为1356元/平方米，2009年上涨至4126元/平方米，短短6年间上涨了两倍多。2004年全国（105个监测城市）城市总体地价为1198元/平方米，2009年全国总体综合地价水平值为2653元/平方米，短短5年间翻了一番多。

汇率成本大幅上升。以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的汇率为界，当年的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8.30，2013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6.09。再往前，总体来看，过去20年时间内，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大概接近100%。2013年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幅度加快。主要原因是，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但是由于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对其他货币保持强势，这就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有比较强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随之上升，关税也随之提高，在产品质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竞争力必然下降。竞争力下降将导致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需求减少增加了中国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的压力。

为保障职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国家强制企业要为职工、农民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特别是传统生产企业（传统的生产企业基本都是微利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纺织行业是中国传统的出口行业，也是微利行业，在纺织企业的成本中，原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约为60%-70%，人工成本约占10%-15%，中国原材料价格2008年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此外，2008年7月1日起中国销售电价提高0.0025元/度，纺织行业仅此一项一年增加支出约37.5亿元。人力成本的上涨幅度每年在15%-20%。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环保等因素叠加到一起，使企业的综合成本上升了20%-30%左右。2006年纺织行业整体利润率只在2.5%-3.1%之间。

背负着高成本，中国这个经济巨人要跑得快而好、拥有竞争优势决无可能。高成本快跑的结果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生产方式，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扭转。“三高”治理无效，中国这个经济巨人就会生病。长期治理无效，病情就会加重。富裕是中国人的追求，但这种富裕必须是绿色的、健康的。

国人对污染的危害已经形成了共识，另一种危害每天都大量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种危害丝毫不亚于污染，这就是非正常死亡。有关学者根据各个部门、行业等有关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每年非正常死亡320万人，有的学者统计的结果是230万人。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没有权威统计，或者权威部门有统计但未见公开发布。虽然没有全国性权威数字，但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方面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2006年，新华社记者从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的中国国际第四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获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万，伤残人数超过200万，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公安部交通安全管理科研所所长王长君在2013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上说，我国每年道路交通伤亡事故大概在20多万人。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这些人中大多是15-34岁的青年人，面临着升学、就业、婚恋、生育、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2004年，卫生部下属的研究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一次研讨会上介绍，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艾滋病使39万中国人提早死亡，造成689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到1.42亿美元。

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食物中毒事故、疾病传染、劳累致死、报复杀人、精神崩溃自杀……可爱的儿童，年少的学生，壮年的工人农民，他（她）们美好的生命被这些“杀手”无情残酷地剥夺、吞噬。有一些事故确实难以避免，但很多惨剧无疑是不应该发生的。毫无疑问，社会治理落后是造成这些人间悲剧的主因。如果我们的政府多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支出，多一些教育和就业、卫生医疗、民生和福利等保障，多一些雪中送炭，那么就会有许多悲剧不会重演，许多悲剧不会发生，许多美好的生命就会和他人一样享受自由、阳光和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