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后壮士断腕

中国经济在短短30年中追赶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所取得的进步，在压缩式的发展空间里，人们在享受硕果、迅速变富的同时，也品尝到发展中产生的恶果，这些恶果也在短时间内呈压缩式集中爆发。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都生产出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社会失稳、结构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恶之花。

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污染的折磨。世界工业化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其首都伦敦的雾霾从19世纪开始就已初露端倪，1952年12月5日-9日，城市连续四天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司机甚至需要人坐在引擎盖上指引才能开车。四天的浓雾造成1.2万人死亡，这是和平时期伦敦遭受的最大灾难。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英国政府通过推动家庭转向天然气等取暖、从大城市迁出火电厂、 限制私家车、发展公共交通、建立节能写字楼、提高现有建筑能源利用率、利用新能源等方式，经过近30年努力，才甩掉了“雾都”的帽子。德国治理污染用了30年，日本用了20年。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没有逃脱这一铁律。国内环境污染日胜一日，国外批评指责不断，党中央、国务院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中央领导层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是江泽民同志。1994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课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关键是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营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1]

20世纪90年代沿袭8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向前，同时资源压力、环境压力日益显现。江泽民的讲话表明，中国发展经济的理念开始由重规模、重数量、重速度向规模与结构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速度与效益并重转变。在首次提出经济增长的新理念和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江泽民不断丰富、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思想、新战略。21世纪初年，江泽民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经济增长可以靠增加投入、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四种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或者称为粗放型增长和效益型增长。前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实现，在工业化初期和成长过程中，依靠增加投资（包括人力）、新建和扩大企业规模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后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消耗和成本来实现，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国家主要不是依靠企业和产品数量扩张，而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

从经济学的目标看，可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规模速度数量型或规模速度数量为主型，是以实现更多经济产出、更大规模、更快速度为重点的经济增长，实现方式包括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的外延扩张式的粗放型增长；二是结构质量效益型或结构质量效益为主型，是以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为侧重点的经济发展，其内涵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实现方式主要依靠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的内涵提高式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粗放型增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提高效益的要求，1985年更是分析得相当深刻，指出“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技术管理，严明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健全检查制度、监督制度，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一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给中国“左”的、僵化的、模糊的、迷茫的思想带来一次强烈的冲击和洗礼，神州大地迎来1978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建设热，当年GDP增长14.2%，比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历史高点。在经济发展的热浪中，中共十四大清醒地指出：“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认真抓好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入21世纪，经过对建国5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和对世界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中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径。以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完成了关于工业化认识上的转变。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在分析“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时指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党中央、国务院层面，尽管强调发展的速度，但同时很早就认识到质量、效益的重要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强调，重视程度也不断地升级，但在规模、速度、数量快速上涨的同时，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却不断上升。结果非人所愿，既是客观使然，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处于早中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规模扩大的外延型增长。其特点是对钢铁、水泥、玻璃、铝等普通工业材料的大量消耗，而这些材料需要开山炸石。中国水资源缺乏，动力来源主要依靠煤。还有日常用品中的纺织、塑料、纸张等产品在原料开采、运输、加工、生产等的工艺和设备等级低、技术差，产生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废物。工业生产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阶梯规律，决定高能耗阶段不可逾越。

其次，工业化早中期和城市化初期，城镇人口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逐渐加速，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和转移的压力特别巨大。通过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就业机会，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愿望，更是全国人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在经济增长数量型和质量型的路径选择上，客观现实决定了只能是数量型优先。

再次，地方领导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冲动，使数量型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干部考核体系中，GDP占总分比例约70%，GDP增长是干部晋升的依据。身处干部岗位，追求晋升是本能冲动，也是合理的追求。各级各层干部，追求GDP增长是普遍现象，以至于层层分解加压任务，层层提高指标。制定“十一五”计划时，全国的GDP增长指标定为7.5%，而25个省市自治区中定位在8.5%的有1个，9%的有7个，10%的有10个，11%的有3个，12%的有3个，13%的有1个，平均都在10%以上。干部考核标准要求地方各级领导把GDP增长放在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为了GDP增长，为了GDP增长不惜一切代价，宁要GDP增长，不要青山绿水，宁要GDP增长，不怕污染压城盖乡，宁要GDP增长，不怕牺牲一代人。

最后，中国追赶发达国家步伐的压力要求经济发展速度成为最主要和优先目标。自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参数，也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这都反映和代表了中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在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缺的国情下，加快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就需要降低工业化的成本，途径主要是人为压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价格，压低劳动力工资（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资金成本。这种低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筹集，必然导致大量的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小型企业层出不穷；导致利用劳动力价格低、自然资源价格低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导致大型的企业即使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在权衡得失后，也不会走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的效益型道路，而是走资本、规模和人员扩张的外延发展道路。

如何迅速扭转、有效改变“三高”居高不下的状况？必须从发展战略上进行调整。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由“经济增长”变为“经济发展”，只有两个字的区别，却有着重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飞跃。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指经济发展在转向集约型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转型，它不是单一的转变，而是综合的整体的转变。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加坚定的态度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态度。2012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被甩在后边。我们要继续大胆探索、扎实工作，坚定不移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推动科学发展增添新动力。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这就要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这必然伴随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但这些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习近平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2013年“两会”上，新任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他表示，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总理这段话被广泛报道，流传一时。当年9月10日，在大连参加达沃斯年会的李克强，第二次提及“壮士断腕”。当时，他被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柯艾伦问及，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李克强说，改革既蕴藏着巨大红利，也是触动利益的事情，因此也是挑战：“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2014年“两会”，首次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又一次提到这个词——“壮士断腕”。他说：“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公开资料显示，这已是李克强第三次在讲话中提及“壮士断腕”。

“壮士断腕”这个成语起初为“壮士解腕”，最早见于晋代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书中写道：“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其腕。”壮士，即有勇气的人。该成语后被喻作在紧要关头应当机立断，必要时牺牲局部，保存整体。

回顾过往，10多年前，“壮士断腕”这个词也曾被朱镕基强调。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解决国企问题。此间，朱镕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

有评论员分析称，朱镕基的任务是确保中国经济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李克强的任务则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

当此之时，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无论困难多大、压力多重，但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不变。新一届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面临着五大任务和目标：

第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第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证，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第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实行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第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五，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注释】

[1]江泽民：《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4-195页。

[2]江泽民：《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