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实际遵循着凯恩斯理论，以扩大投资、出口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其中尤以投资为重。不能否认“三驾马车”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在此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系列副作用，产能过剩、负债过多、资产价格泡沫、高房价、金融风险等都与过分强调“三驾马车”有关。
既然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也可以从供给的角度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逻辑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里的供给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指的仅限于厂商或生产者的商品供给（狭义供给），而是指所有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给边”因素或供给力量（广义供给），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和个人等）、生产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结构变动（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制度创新。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政策，提出劳动和资本等“供给边”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同时也在开发新产品而创造市场需求；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
与“需求边”的“三驾马车”相对应，“供给边”有“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所谓制度变革中的制度是指广义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产业转型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基础设施改善等。按照亚当·斯密理论，“供给边”力量可以综合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
供给边力量很多，主要力量有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企业的活力；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这六个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企业活力、劳动力积极性和创新性、资本效率、技术和知识运用效率的发挥提升，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效率也是由制度决定的。因此，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供给力量。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正方向的力量，一种是反方向的力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