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深化改革要活力。这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时代强音。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关系,这一关系不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就会模糊,模糊就会发生混乱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不仅明确了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更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是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
中国是在深化改革中提高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产权明晰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利明晰的基础上,建国初期法律和政策上承认私有财产和合法性,1956年之后实行一大二公,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从此消灭了私人所有和私有财产。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改革开放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982年中共十二大对市场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时过两年,1984年共产党对市场的认识有了突破,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商品经济”在通常的意义上就是市场经济,但那时还不敢提“市场经济”这个十分敏感的概念,在共产党的传统意识里,市场经济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开放之举。随着价格改革的推进、价格逐渐放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改革开放大业出现停滞甚至有可能倒退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了南方,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一大胆而著名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据此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认识的一个重大的根本性转变。到了十八大,党对市场认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和飞跃,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进一步提升。
在深化改革中提高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丰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和教条出发,唯有在深化改革中寻找对策和出路,在深化改革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鲜明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决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实践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勾勒出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表述、新举措,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划时代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对资源配置是起什么作用?基础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回答:“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他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政府配置方式是指由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层层行政审批甚至行政命令来统管资源和分配资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是这种方式的理论概括。这种配置资源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从整体上协调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缺点是,排斥竞争,资源闲置浪费,效率下降,权力寻租。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动地实现。市场机制是指市场主要因素,即市场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市场供求指的是能够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及劳务和人们对商品及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两个方面,是市场的基本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一方拿商品,一方拿货币,彼此交换。商品和货币能否实现交换,关键是价格是否合理。市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供求关系是供求双方自由选择的关系,有选择就会产生竞争。因此,供求关系必然产生竞争,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同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也就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或调节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这对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来说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为此,必须简政放权,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
第一,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是本届政府改革的重头戏。李克强总理多次说,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向社会承诺,本届政府至少要取消和下放1/3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即567项。2013年4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同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同年6月19日,机构改革涉及的新组建部门“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已全部完成,在这些部门“三定”中又取消和下放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同年9月25日,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75项行政审批事项。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当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当年年初至11月底共取消和下放202项行政审批事项。
国务院审批改革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梳理核实,形成了审批项目总清单,锁定了1235项行政审批的底数,首先确保每个审批事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含金量上,筛选了700多项与投资、创业、创新、就业等相关的行政审批事项,着力在提高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下功夫。
第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针对以往政府普遍存在的平时监管不及时、不到位,一出问题就搞“突击”,搞“大检查”的顽症,本届政府高度重视事中事后监管,把监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目标。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过程中,把加强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上至国家发改委,下到各县市,积极推行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办事,探索实施统一市场监管。各地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些省市探索建立省市级政府信息共享和全省诚信信息体系,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规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建设信息共享、覆盖全国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网上办理、审批和监管,提高审批效率。用“制度+技术”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铲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建立投资项目建设信息在线报告等制度,并公开有关信息,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监督的合力,让企业在公平竞争市场中做大做强。建立中介机构信用档案,严格依法监管,对出具假报告、假认证等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违背诚信行为。积极建立科学的抽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者,要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第三,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提出国家财政目标是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试点,实行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国家将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并将进一步减少。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把“营改增”试点扩大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清费立税,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出台了多项政策,扩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减轻企业负担。国家正在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债务风险。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资金融通是资源配置的先导和关键。金融改革按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
在中国超大规模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时常发生“钱荒”让人不可理解。2014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20.2万亿元,而2002年年初这一数字仅为16万亿元,2013年年底我国货币总量与GDP之比是2∶1,即货币总量比GDP总量高一倍。我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约为美国的1/3,而货币投放量比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高出1.5倍,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如此巨大的货币投放,却在2013年6月和2013年12月两次出现“钱荒”。究其根源是,我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业务。“影子银行”是指银行正常的存贷款业务之外的活动,更多的是为了规避银行监管而出现的所谓金融创新。银行大量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业务。为保证金融安全,监管部门在每年的期中和期末都要对贷款比例进行审查,为应对银监部门的审查,银行需要调入大量的外货资金,于是出现了“钱荒”。“钱荒”对经济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差,即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差距。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的6.2%,利润占35.6%。与之相对,267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的41.1%,利润却仅占20.2%。数据显示,此次共有39家银行进入服务业500强名单,占所有企业数量的7.8%。而银行业利润10445亿元,占500强利润15475亿元的67.5%。换句话说,服务业500强中,银行业以不到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的利润。制造业500强平均利润率仅为2.23%。银行业利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利润,显然不合理,长期以往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银行业的高额利润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确定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利差过大造成的,二是银行间利率没有充分竞争,三是银行业务的垄断性带来了巨额利润。
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促使充分竞争,降低利差,提升管理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优化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利率市场化最核心的目标就是金融机构有自主定价权。在现代金融业中,商业银行最核心的业务水平就是风险定价能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银行提升能力和服务,有利于老百姓提高存款利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这意味着银行可以破产了。在传统上和老百姓心目中,我国不存在存款保险问题,把钱存在银行里,就是为了保险。但这不是市场经济,在成熟的或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是正常的竞争,银行有赚钱有亏损、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现在这种只赚不赔、亏而不倒是不正常的。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能够激发银行业的活力,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2014年我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获批,在上海、天津、浙江和广东展开试点。试点民营银行享受国民待遇,接受相同的监督管理。允许民间资本建立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通道,让从实体经济流出的热钱再回到实体经济。这既减少金融风险,又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第五,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加快多层次股权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完善退市制度,促进上市公司提高效益,增强持续回报投资者能力。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发展适合不同投资者群体的多样化债券品种,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转,强化信用监管。培育私募市场,对依法合规的私募发行不设行政审批,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期货市场建设,继续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逐步发展国债期货,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创新需要一定的灰色空间,金融又是政策导向非常明显的行业,所以创新容忍度很重要。2014年是互联网金融全面渗透金融业的一年,第三方支付、P2P网贷平台、股权众筹、数字加密货币等新业务全面快速发展。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之一。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使人民币在世界金融版图中占据它应有的地位,获得它应有的话语权和参与制订金融规则的权力。现在的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美国借此可以制定、影响国际金融秩序和规则,获得巨大利益。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加,形成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庞大的外汇占款又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国际化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联系的。国际货币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自由流动、能计价、能投资、可储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富国,一个富国的标准有:GDP占世界总量的5%以上,大企业数量占世界500强总数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目前世界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的只有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前三个条件都具备,第四个条件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要成为富国,人民币必须国际化。自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把人民币当作国家货币储备。未来10年,人民币将加速朝国际储备货币迈进。
第六,推进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为进一步推动贸易、金融、投资开放,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中国政府在上海规划出28.78平方公里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指出,建设自贸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自贸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索:(1)完善自由贸易的途径。包括如何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度,其中关键点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探索。(2)金融开放。在自贸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逐渐放开,将全方位为企业提供与海外资本与市场对接的窗口。(3)投资开放。对外资在我国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4)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在自贸区进行金融开放、投资开放,构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也是要进行金融风险压力测试。
全面深化改革,政府首先向自己的权力开刀,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政府改革的鲜明特点:
一是以“负面清单”限定政府权限。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要求限定政府权限,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将“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结合起来,对政府实行“法无明文不可为”,并将政府的“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相结合,突出权责统一关系,强化责任到人的问责机制。
二是将“静态清单”与“动态清单”相结合。“静态清单”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动态清单”揭示政府怎么做的问题。改变政府重视建大楼、不重视建档案的习惯,强化政府档案管理,建立政府工作程序记载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程序化记录管理。实行政府实绩档案管理,使政府行为过程留有痕迹,权力清单的动态追溯过程体现在工作实绩档案中,让实绩管理台账见证权力清单,让政府权力运行过程有账可查、清楚明白。
三是信息公开透明。按政府行为范围的限定原则和透明化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功能,做到政府信息共享,防止信息失真。通过公开防止信息截留和屏蔽,并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对政府进行信息化控制。政府部门生成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安全外,只要社会需要都要及时全面公开。政府控制和配置资源的信息、政府权力运行信息、政府公证登记管理信息等是信息公开的重点,当前财政预决算信息、人地关系信息、住房保有量信息等是公开的关键点和切入点。
四是显规则代替潜规则。提高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杜绝暗箱操作。在经济领域,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公共权力领域,完善用人选人制度和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本届政府改革力度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想,速度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期。2013年至2014年年底两年时间,国务院共分6次公布652项“放权名单”,其中,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08项,对照“本届政府削减1/3以上”共567项的目标,若按照目前速度,有望提前兑现承诺。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需报国务院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60%左右;减少、整合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从改革前的220个减少到150个左右。从国务院已经下放和取消的652项行政审批事项分析发现,放权领域正逐步朝“深水”过渡,后期取消或下放的权限越来越多涉及核心领域和权力。前几批放权主要集中在工商类、文化类及各种资格认定的清理,后期则更多集中在基建投资核准、金融项目核准等重要经济领域。
深化改革效果初步显现,市场的潜力和活力正在逐渐释放。2014年2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目前这项改革正依法有序推进。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在全国全面实行;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等工作也在积极稳妥推进。取消年检,实缴制改成认缴制,前置审批改成后置审批,这些政策的效果十分明显。数据显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以来,2014年3-10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863.66万户,同比增长15.20%,注册资本(金)14.13万亿元,增长80.72%。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251.46万户,增长56.20%,注册资本(金)12.97万亿元,增长90.21%。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03万户。一年多来,“跑部”办事比以前省时省力了,成为许多和部委打交道的企业和民众的切身感受。数据显示,发改委自2013年以来,取消和下放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生产经营活动许可、资质资格类审批事项等共计44项,同时连续两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从而在投资领域使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在两年时间合计减少约76%。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核准权从国家发改委下放到地方后,重庆、昆明、哈尔滨等14个城市,按照国务院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批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25个,线路总长度超500公里,涉及总投资3300亿元。取消和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100亿元人民币。
“我们要加快体制创新步伐。通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创业空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热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话言犹在耳,勾画出一幅让人热血沸腾的前景。人们不会忘记,早在当选总理之初,李克强便郑重承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一年多的实践表明,中国政府正在践行这一承诺。尽管过程坎坷,但只要沿着市场主导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一步步推进、落实相关改革措施,那么有理由相信,摆脱“镣铐”的市场势必展现出其原有的活力和魅力。
尽管政府深化改革取得了成效,但距离群众的愿望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表示:“一年多来,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效不断显现,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相比,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综合媒体报道不难发现,这些“差距”具体表现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一些部门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中含金量高的项目不够多,特别是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人民群众就业创业创新的事项取消下放不够。改革中还存在统筹、衔接、配套不够的问题。有些审批事项下放后,地方承接能力不够,出现了“中梗阻”问题。与此同时,行政运行也存在不够规范、不够透明的现象。一些部门保留的审批事项操作不规范,审批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大。而与审批相伴的中介评估服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些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法治意识淡薄,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对法律、市场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有些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相应的监管没有跟上等等。
全面深化改革在路上,政府自我革命没有停顿时。国务院部署的改革举措一个接着一个,积极稳妥而有序地推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会议决定,实行五个“一律”,更大程度方便企业投资。对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对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为前置条件的,一律不再进行前置审批;对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前置条件,除确有必要保留的外,通过修法一律取消;核准机关能通过征求部门意见解决的,一律不再进行前置审批;除特殊需要并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外,一律不得设定强制性中介服务和指定中介机构。对确需保留的前置审批及中介服务,要制定目录,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推行前置审批与项目核准“并联”办理,作为重要简政措施,加快办理速度。同一部门实施的多个审批,实行一次受理、一并办理。
2014年12月12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中国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人们看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正在汹涌而出,逐浪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活力必将产生一波接着一波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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