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特殊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

2014年中国反腐利剑出鞘，当年6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当年7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随后被开除党籍。当年12月，原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2012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煕来被立案调查和开除党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顺应民意重拳利剑出击腐败，共有60多位副部级以上干部被立案调查和开除党籍，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反腐之举。其雷霆之威、万钧之力，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清除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同时，大力整治各种歪风邪气，党风、政风、民风清风扑面，民心民意高昂振奋。共产党反腐利剑使过去鲜为外人所知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在国人面前，其严重性、危害性、腐蚀性、危险性令国人震惊。任由特殊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肆意妄为，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同盟。利益集团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社会的消极力量。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认真的探究。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它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提高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特殊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垄断性，几个托拉斯集团垄断一个行业，左右市场价格。排他性，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和损害别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狭隘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权贵资本主义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等，其特点是：血缘性，以血亲、姻亲为纽带；朋党性，以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为左右；仆从性，以权贵人物的下属、追随者、效忠者为触角，三部分串成一条线，结成一个利益体，通过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东南亚许多国家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二战后，东南亚威权主义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实施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一些国家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加速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原来落后的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而引致的政企勾结，使企业不注重经营管理，不注重经济效益，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拉帮结派，只注重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银行就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润输送给这些官员。由于银行的滥放，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每年不良债权总额至少有7万亿韩元，约占政府年财政预算的70%。最大30家财团负债加总占全国财富的1/3，有近10家大企业负债比率超过500%。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有1/5的企业处于隐性倒闭状态。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任人唯亲，在经济上渗透到商业世界，极易形成商业垄断，它要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权贵资本的肆意妄为，极易导致社会形成少数人的暴富和绝大多数人的贫困，由此形成两个阶层的对立。1996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指出：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比率，是东盟国家甚至是亚洲最高的，达11.7倍。政府主导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落到为数不多的马来人公司手里，尽管一些马来商人跻身东南亚富豪之列，但大量的马来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共存的基本原则。一旦这个原则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权贵资本主义由此对这些国家直接带来两大影响，一是政局不稳定，国内时常发生各种群体之间的冲突，穷人与富人、学生与政府、本邦人与华人等。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印度尼西亚曾发生多次针对华人的群体暴力事件。其中最近的一次是1998年5月13日至15日，一场本是反对苏哈托政权的政治运动，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等地演变为严重的排华骚乱。期间，仅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5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二是经济不稳定。权贵资本不仅大量侵吞国家财富，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利用掌握信息优先的特权，先行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产生于泰国，很快席卷亚洲，但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典型权贵资本主义国家的动荡和危害要大于其他国家。

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最早提出权贵资本主义及其危害性的学者之一，早在1999年，他就提出过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危害：如此巨大的“寻租”利益，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他多次提醒国人：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决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

一个赫赫有名的大经济学家在步入晚年仍然不停地呼喊：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在吞噬国家！但在强大的权力政治面前，一个或几个或一群学者、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微弱的。最为不幸的是，先生的担心和提醒，在21世纪前10年，演变为一场特殊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攫取国家财富的盛宴。

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于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阶层和国有垄断企业，一些掌握土地、矿产、规划、建设和项目审批等行政权的官员和商人结成利益联盟，以低价获取国家资源，以高价出售谋取高额利润。国有垄断企业把大量靠垄断获取的利润，通过奖金、福利、补贴等方式发给内部员工，而企业管理层则得到比员工高几十倍的收入。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国人皆知的事实。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中称，一项针对上一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之一，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银行贷款、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充斥了权钱交易。矿产等资源性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政府权力资源谋取暴利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行业和矿产资源性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和部分政府官员结成了中国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制造出一大批富豪阶层，也倒下了一大批与这些企业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员。

国有垄断性企业的高收入是中国一大怪现象，一直被国人所诟病。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同样是劳动所得，但国有垄断企业和其他企业平均收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不关乎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问题，而是由劳动者所在的企业性质所决定的。对劳动者来说，这显然是社会不公。在这些垄断性企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月收入几千元的普通员工与之相比有天壤之别。

反对特权、反对贫富差距是党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1949年建国以来，党致力于消除党内的腐败特权和社会的贫富差距，至1978年，中国一方面贫穷落后，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小，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没有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这两只苍蝇就飞进来了。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同时，也造就了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中国权贵们和特殊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阶段，大体上分为五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获取巨额差价；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卖“条子”掘金。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利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漏洞，以低价收购或占有股份，或低价进高价出，低估资产，把企业包袱甩给国家。有的再改造上市，牟取了更大的利益。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家工程承包、土地出让、大型设备进口等过程中，官商勾结，非法牟利。四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大型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上市中权钱交易，牟取暴利。五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官场日益腐败，买官卖官现象日益严重。

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牟利的主要途径有：（1）倒卖国家批文牟利，包括计划内物资、进出口配额、各种国家指标。（2）通过办理政府审批，获取佣金，如土地、规划、建设、矿产、安全、环保、卫生、立项等。（3）通过办理检查评估手续等获利，如质检、安检、消防、年检、上牌照、办户口等。（4）通过财政、金融信贷牟利，包括不符合条件，却可以无偿获取财政资金，无抵押贷款、低息贷款、大额贷款等。（5）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低价收购、入股，或把国有改私有，或贱卖资产，或进行关联交易等。（6）利用掌握信息和政策等权力，操控证券市场。（7）制假造假上市，不符合条件上市，发布虚假信息非法牟利等。（8）走私、逃税。（9）打着合作、合资、引进技术等旗号，通过低价入股控股、高价进原料和技术等转移国有资金，强取豪夺个体、民营和外资等财富。（10）以权钱交易获得大型工程。（11）购买大型成套设备、大额采购等过程中的权钱交易。

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五大典型特点，即裙带关系、权力私有化、官商勾结、利益同盟、集体腐败。

裙带关系。裙带是指妻女、姐妹的亲属，裙带关系是指相互勾结攀援的妇女姻亲关系。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裙带关系常被用于指那些给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图私利的官员的腐败行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利用权力，为与自己有血缘、朋友、同学、下级等关系的人牟利。在周永康案件中，主要角色有其长子周滨，周滨之妻黄婉及黄婉之父黄渝生、之母詹敏利，其二弟周元兴及其子周晓华，其三弟周元青及妻子周玲英、儿子周峰，周永康之妻贾晓晔及其妹贾晓霞，周的直系血亲全部参与到这个典型的、中国最高的权贵集团之一当中。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案件中，老子办事儿收钱，刘铁男一审被控受贿的3558万余元中，竟有3400余万是其儿子刘德成收受的。

权力私有化。把国家的公权变成为自己及与己有关系的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舞台。权力是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魔杖，其魔力来自于公权。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四川省和公安部当过主要官职，在当主要官职和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这三个地方成为他化公权为私权的自由独立王国。已部分披露的事实表明，他插手中石油、陕北油田、采油设备销售、四川水电、买官卖官等，为周滨等人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这还只是人们已知的，而其插手的不为人知的业务还有多少？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后，陈同海不再提出上诉。中石化富如油，媒体报道其大楼大堂中间的一个吊灯价值1200万元（相关部门公开应答，称该吊灯实际价格为156万元）。陈同海的“名言”是“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官商勾结。在中国，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多有官商勾结。官员要通过商人给他带来金钱，商人通过给权贵们金钱而获取更大的利益。在薄煕来案件中，薄煕来与大连富豪徐明相勾结。在周永康案件中，周滨与四川富豪刘汉相勾结。1999年发生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其涉案金额之巨，案件涉及官员之多前所未有，当时堪称建国以来第一经济大案，涉及的高官有：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原副书记、厦门市委原书记石兆彬，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张宗绪，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共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厅级干部8人。

利益同盟。经济利益是串起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一根红线，没有利益就不会结成什么同盟。在远华案中，从1994年成立到1999年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达人民币300亿元，造成国家损失合计830亿元，以赖昌星为利益纽带，编织成一个涉及党政、公安、海关、银行等许多要害部门众多领导干部的利益同盟。周永康案件中利益同盟更上一层楼，级别更高，人员更多，数额更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更多。

集体腐败。近年来，我国集体性的腐败案件明显增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巨额受贿被查后，铁道部先后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南昌铁路局原局长卲力平、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等10多位铁道部高官被立案调查，且受贿金额都特别巨大，呈现出典型的集体性腐败。周永康案发后，中石油和四川省一批高官被查。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案件发生后，山西省共有6位现任副省级官员被查，23名局处级干部被立案。2014年6月，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了《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一些部门违规收费举办培训牟利，超标准分配财政资金128亿，扶贫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存在资金使用问题，11户央企不合规问题损失134亿，大量贷款规避监管投向房地产，审计移送重大案件涉案1100人。《报告》认为，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家族化犯罪问题突出。

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机体的影响和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它阻碍了资源的正常流动与合理配置，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和秩序，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的毒瘤。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动力，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毒化了社会风气。

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各种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依据，竭力给不正当性涂抹一层闪光的合法性外衣，比如把其垄断性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紧紧捆在一起，把控制力看作是党和政府执行力的表现，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对上要求国家提供财政补贴、巨额优惠信贷等政策性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市场特色”，高价出售产品。号称为国为党服务，却少缴税少缴利，内部大肆分肥。据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是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必然产物，是高度人治、人身依附的专制、集权的寄生物，和专制、集权如影随形，只要有专制、集权的地方，就必然有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性质的两种表现形式，都是社会的毒瘤，两者互相缠绕，盘根错节，可以互相转化，有时表现为特殊利益集团，有时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鲜明特点是专制、集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偏偏又是一个人情社会，专制、集体加人情，于是中国便有了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深厚土壤。

要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必铲除其产生的土壤，而铲除其产生的土壤绝非易事。但要发展市场经济，又非去除这个毒瘤不可，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因为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当权力配置资源，必然要破坏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规则。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状况不改变，只要权力在配置资源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股份制、合作制，抑或是外资，都必然会选择买通权力的捷径，通过买通权力而获取最优、最低价的资源配置。在权力决定的经济中，权力可以决定资源的价格和配置方式。那些不愿走买通权力捷径者，只能在市场途径获取资源配置，这时候的市场途径已经因失去公平、公正而倾斜，获得的资源一定价格高。而资源价高，生产成本必然高，产品的竞争力必然下降。在权力干预的市场里，资源和产品的价格是不公平的，市场的原则是不公平的，市场规则和秩序是倾斜的。

经济中的权力来自于政治上的威权，威权主义在落后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在开始阶段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政治分肥的贪婪（政治分肥是人性贪婪的本性决定的，同时政治集团本身有其自身利益，任何政治集团都无一例外有自身利益），威权主义逐渐显露出负面的消极作用。于是，我们便找到了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药方：

——民主政治是根本。政治专制、集权、威权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政治是制约专制、集权、威权的根本。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运用民主政治实现对权力的制衡、制约、监督。民主的核心是民众参与政治，实行民主选举，而后才有民主政治。必须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现代公民社会是必要途径。公民社会是存在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力量”。实践证明，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公开性与开放性以及法治等为原则，可以有效制衡政治权贵滥用国家权力、妨碍市场经济发展。

——法治社会是基本保证。权贵资本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行为的非法与合法、不正当与正当，不能由最高的统治集团判定，最终要由法律裁决。法治，只有法治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府明确权力边界、依法行政是必要条件。政府要明确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边界，对越界行为要约束和处罚，建立严格的官员职业行为准则，严格依法行政。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制度是重要措施。不透明的市场必然会有暗箱操作，必然产生腐败。没有制度的市场必然是混乱的市场。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