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因素

如果说收入分配变化的倒U型规律和我国政策导向的转变从总体上对新常态下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给出了判断，那么我们可以从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因素分析角度，更具体地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结构会改善。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是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直接推动低收入者收入快速上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力依据其提供的劳动参与要素分配，劳动报酬份额的大小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直接影响。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较大时，即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而资本要素稀缺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相对较低。这是我国过去30多年所观察到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转为下降，特别是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可转移空间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劳动力与资本的匹配关系将发生有利于劳动力的变化，直接体现为要素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份额会转而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普遍大幅上涨，2009-2014年年均增幅为15.1%，比同期GDP增速快近2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平均为1.04。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证据，也表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推动的收入分配改善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产业结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变化，服务业发展创造高知岗位，收入增长较快，有助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引起就业结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会稳步上升，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相比较农业和工业，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一大批以高端人力资本聚集为主要特征的高知工作岗位，人力资本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要素投入，相对于其他要素处于优势地位，必然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高收入就业比例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促进形成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中等收入阶层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等使过去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得到一些抑制。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资源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加速，以往凭借垄断权力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将建立起公共资源出让和使用收益的合理共享机制，并逐步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这将改变过去少数人通过非公平手段获取自然资源开采权并将绝大部分收益据为己有的现象。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将深入推进，还原国有企业真正市场地位，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目前已经启动的以高管降薪为主要内容的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有助于限制国企高管过高收入，缩小与普通员工和其他类型企业人员的收入差距。

事业单位改革有助于提高创新劳动的价值和报酬。我国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专业人才是事业单位的主要人员构成，他们进行的高智商劳动在原有体制下并未能得到合理的价值体现。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为总体目标的事业单位改革，将推动正确评价高智商劳动的价值，特别是社会科学创新性劳动的价值，能够直接带动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

反腐败的深入推进限制了灰色收入。以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各阶层显性收入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而且事实上存在的庞大的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更突出。大量灰色收入实际上根源于腐败行为。反腐败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反腐制度性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限制灰色收入，对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