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需要认真研究我国对外经济战略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其中蕴含的机遇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但全球化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甚至“去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出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引起国际政经关系的再调整。未来一个时期,伴随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世界经济将有可能出现与以往略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双速增长”将导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全球化由以收入效应为主的双赢阶段推进到替代效应凸显的利益分化阶段,全球化进程将趋于放缓并出现去全球化的区域性制度安排。
从全球经贸规则看,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一路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发达经济体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全球范围内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有所抬头。从区域经贸合作看,主要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现已大有替代WTO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动力的趋势。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向WTO官方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共249个,70%左右是近10年出现的;WTO的159个成员方中只有1个没有参与区域贸易安排。从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贸易规则的新动向来看,领导性国家继续对我国采取反竞争、排挤、围堵等战略。自2008年以来美国实行“再制造化”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我国的反竞争,而近年来积极推行的具有排他性特点的新贸易制度安排,则是对我国的挤压与排挤。如建立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甚至带有一定针对性条款的区域化贸易组织--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试图对我国进行挤压或直接将我国排除在外。TPP的12个成员国GDP和贸易占全球40%左右,TTIP各国的GDP、贸易分别占全球50%、30%左右,两个自贸协定一旦签署,将形成地跨两洋的超大自由贸易区,对经济全球化走向、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据测算,TPP、TTIP建成后,5年内我国外贸进出口将分别缩减12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以上。
此外,自2012年初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服务贸易谈判策略,《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简称TISA)应运而生,TISA是继TPP、TTIP之后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革的又一重要举措。TISA目前有23个成员,所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接近70%。TISA成员中既有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大国并未参加。西方国家主导TISA,就等于掌控了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近70%,那么,发展中国家今后崛起的至关重要的产业--服务贸易的游戏规则就牢牢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
由于我国现阶段在全产业链与所有类型国家在竞争,领导性国家通过“区域化”来建立新的壁垒的做法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由领导性国家主导的超级自由贸易区未来势必对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从我国来看,正如当前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和对外开放也面临“三期叠加”,即“全球经济深度修复期”、“国际经贸新规则构造期”和“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如何对冲“去全球化”趋势及欧美主导的TPP、TTIP等战略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仍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对外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全球化规则的新变化,必然深刻影响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面对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我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努力适应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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