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是东欧和中亚各国普遍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一般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方式，另一种是激进式方式。

一、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激进学派都是西方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其思想背景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有成功的经济都在大致相同的经济制度迈进，即共同以市场、可兑换货币、私有制、合股制、开放性贸易等基本内容为基础。激进学派在目标上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在方法上主张像上帝在7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那样，实施创世纪式的改革策略。激进学派的过渡方案自认为是“创世纪的”、“一揽子的”或所谓“休克疗法”。^〔3〕

激进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创造同市场经济理想模式联结在一起的条件。这一任务决定经济转轨必须实现财政的稳定、产权的重新配置，并通过经济关系的自由化迅速扩大经济代理人的权利。这三方面有一个不具备就会导致经济行为的变形，从而特别强调过渡的速度，必须实行“大冲击”和“休克疗法”。

激进学派的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模式。激进改革是从预期的终点来规划自己的计划，强调立即实施能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终极模式的一整套措施，排斥所有与终极模式不相吻合的中间形态。因而对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采取完全抛弃的态度，尽管这些制度安排在过渡初期能对宏观经济稳定起一定的作用。

激进改革强调破坏旧体制。它认为旧体制的最终状态毫无价值，它把迅速实现私有化看成是破坏现有体制的有效工具，并强调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新体制。

激进改革设计了一个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希望一步到位。激进学派假定：如果资源不受国家控制，市场就会将资源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的部门。因此在短期的过渡中，如1—2年，有可能产生高通胀和大量失业，但此后，经济可以在没有特定政府干预下调整，以指导资源配置。同时，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局部的改革不会收到效果。改革本身的性质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权力中心并具有绝对资源调配能力的官僚体系将被剥夺权力，因此任何局部改革也会受到行政官僚体系的阻挠和反对，最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就改革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规模而言，一些在原来战略目标下发展起来的受保护的产业部门要收缩削减，这必然要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因此，以自由贸易、货币可兑换性和自由经营为内容的市场经济原则至关重要。

激进改革追求速度。它视速度为摧毁旧体制的工具。它认为改革前价格扭曲、产业结构扭曲、预算约束下的需求过度处于十分严重的状态，一旦改革开始，原有体系就会有崩溃性的反应，整个经济将十分严峻，民众的生活水平会大幅度下降，并承受巨大的痛苦，因此必须快速完成体制转换。

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是在激进式改革措施的效果远不如人意之后逐步为世人所瞩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突然破坏旧体制在经济上并不可取，抛弃旧体制的过程必须是平缓的、逐渐的过程，并伴随着私有部门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赞成对旧体制的成分暂时加以保护，以防止经济崩溃。这一学派也被称作“有机”或“演进”学派。

渐进式改革理论的重点在于，转轨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而与激进式改革理论所强调的过渡的终极相对立。

渐进式改革的战略强调生产的稳定。认为只有在稳定的产出条件下才能保证维持消费和投资水平及其一定的结构，为居民适应向市场经济转轨创造所必须的源源不断的资源。在主张渐进改革者看来，生产规模的下降比保持较低经济绩效更坏，因为这会使转轨丧失动力，达不到转轨的目的。

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承认现存组织在持续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尽管这些信息和经济因素从长远来看可能毫无用处，但它们在改革开始的阶段，在可供选择的市场安排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却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

渐进式改革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积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渐进式改革不刻意追求速度。认为激进式改革不仅会破坏现有关系，而且会破坏现存的信息贮存。此外，激进式改革不具有渐进式改革过程所具有的逆转潜力，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提供一个终止某一措施的机制，到头来，人们发现改革的结果不像改革开始时所预期的那么好。

二、俄罗斯和东欧大多数国家选择激进式改革方案的原因

东欧和中亚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激进式改革方案，这些国家选择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尽快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具体原因被认为是：

1．激进式改革方案的选择是当时国内形势所迫。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市场供需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已开始崩溃。政府通过有效地、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采用激进式改革方案已迫不得已。

2．“休克疗法”是通货膨胀的克星，且有成功的经验示范。1985年，玻利维亚经济极其严峻，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高通货膨胀率。通胀率从1984年的4位数上升到1985年的5位数，即从1248％上升到11749％，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二是沉重的外债负担。1985年年底外债总额为40亿美元，而出口贸易不断萎缩，并且要用43％的出口贸易创汇支付外债利息。面对玻利维亚经济的严重局面，年轻的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一套激进的、以遏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新经济纲领：控制货币发行量，压缩政府开支，限制向公共部门提供贷款，冻结公共部门职工工资；大大降低财政赤字，使赤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降到可以接受的一般水平；停止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立刻停付外债利息，并与外国政府进行债务谈判。激进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实施不到2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胀率从5位数下降到15％，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财政赤字基本上得到控制，国营企业开始转亏为盈，改革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萨克斯也被视为世界上治理通胀的最大权威。

正是由于“休克疗法”的成功经验，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方案的失败，俄罗斯和东欧大多数国家便倾向于选择激进式改革方案。

3．激进方案的改革成本更低。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论证是：由缺乏效率的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如果分步走，每一步都处于次优的无效率状态，每一步的结果很可能离效率最优状态更远。经济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经济扭曲程度就可能更加严重。若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旧体制打破，按照目标模式的最优方式重新构造经济体制，在最初的阶段上成本可能要大一些，但由于经济结构能迅速到位，并处于最优状态，就能避免长期信号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总成本要小一些。

4．“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选择。“长痛”虽然一次受到的冲击较小，民众容易接受，社会震荡较小，但这是“钝刀子割肉”，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时间一长民众就会对改革丧失忍耐力和信心。反之，“短痛”带来的一次性冲击很大，社会因此可能发生动荡，如果在社会的强烈反应下仍能坚持改革，渡过最困难的阶段后即可取得成功。

5．激进式改革能避免“双轨制”的出现。激进式改革可以迅速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避免渐进式改革出现的双轨制，从而减少两种体制摩擦的成本，减少双轨制长期存在造成的大量严重的腐败现象。政府官员的整体廉洁形象，是政府树立领导权威，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

6．外国力量的影响。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经济必然大幅度滑坡，此时急需外国资金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正是利用援助来促进这些国家作出激进式改革的选择。例如，在俄罗斯实施激进式改革之初，西方制定了大约24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及计划。其中60亿美元是稳定基金，25亿美元延期支付，45亿美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110亿美元是“7国集团”提供的贷款。西方国家以不断援助为诱饵，要求俄罗斯将改革向不可逆状态推进。

三、激进式改革方案在波兰和俄罗斯的实践

1989年以来，波兰和俄罗斯先后邀请萨克斯作为其政府和总统的经济顾问。萨克斯上任后，不断向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兜售他的“激进的经济纲领”，帮助他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首先，萨克斯以在玻利维亚实行“休克疗法”所取得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了在波兰实行改革的纲领，主要包括：放开物价、取消补贴、压缩中央政府开支；开放外汇市场、实行外币自由兑换；改革外贸体制、实行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等。

两年多来，波兰实行“休克疗法”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由于实行紧缩银根，取消一切补贴，提高存、贷款利率，使通货膨胀受到遏制，通胀率从1991年上半年的250％下降到年底的80％。外汇市场的供求矛盾得到缓和，由于放开了外汇市场，兹罗提实行自由兑换，加上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使兹罗提与美元的汇率趋于稳定。日用消费品供需状况趋于平衡，1990年以来，波兰的消费品供应大为改观，商品品种较为丰富。1990年国家财政预算消灭了赤字，出现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局面。然而，波兰实行“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消极后果是明显的。近两年，工业生产下降40％，国民收入也下降了20％左右；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已达12.5％；农业生产也开始滑坡，1990年粮食减产20％，1991年又下降3％；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下降，1/4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1990年只达到1592万兹罗提，比1989年下降了11.6％，仅相当于1980年人均水平的97.1％，后退了近10年。

接着，1991年，俄罗斯政府在得到西方大国许以重金援助后，也决定实施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萨克斯“休克疗法”思想在这个计划中起着核心作用。具体做法是：全面放开物价；为缓和放开物价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全面实施私有化计划。为实施这个激进的改革计划，两年多时间，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91年国民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等重要经济指标均下降10％以上，1992年国内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又分别下降19％和18％，基建投资额下降40％；失业人数成倍增长，职工实际工资下降14％；由于原有经济关系被打乱，新的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没有建立，大部分工厂实际处于“只休克，不治疗”状况，企业负担沉重。

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玻利维亚并没有发生，因此，对“休克疗法”在波兰和俄罗斯的实践评价不一，多数人认为，“休克疗法”在波兰和俄罗斯2—3年的实施结果是弊大于利，不能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休克疗法”在波兰和俄罗斯实施受挫的原因

与玻利维亚相比，“休克疗法”在波兰和俄罗斯实践不断受挫，有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

实施“休克疗法”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尽管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纲领，但它毕竟只是在不触动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一种经济政策的变化；而波兰和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时，正是其政治和经济体制急剧转轨之时，政治制度全盘西化，经济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种急剧变革的环境中实施“休克疗法”，不能避开社会震荡和政治斗争的干扰，其实施过程变得复杂化。

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不一。玻利维亚爆发的通货膨胀是与债务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解决玻利维亚外债后，自然大大缓和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波兰和俄罗斯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拉引和成本推进的作用，又有垄断价格等因素，这样，实施“休克疗法”后只能消除部分通胀的因素，并且由于推行“休克疗法”，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商品供应大量减少，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产生通货膨胀的条件。因此，波兰和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呈起伏型，难以达到稳定的状态。

实施“休克疗法”的外部环境不一。玻利维亚实施“休克疗法”的外部环境比波兰和俄罗斯好得多。波兰和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日，正是经互会逐渐从衰弱走向解体之时。波兰和俄罗斯大部分企业的生产已纳入经互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之中，它们的产供销受制于经互会成员国。经互会的解体，使波兰和俄罗斯的这些企业销售无市场、原料无来源，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这对实施“休克疗法”起着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