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不了的羁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家齐普夫在《人类行为与最省力法则-人类生态学引论》一书中提出：“无论何种类型的运动和道路，也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人们都将千方百计地选择一条最省力的途径和道路。”齐普夫把这样一种涉及人类行为方式的原则定义为“最省力法则”，又称“齐普夫定律”。

按照“齐普夫定律”的原理，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假设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较短的赛道上能够取得比赛成绩，那么其余的赛道就一定会长满荒草的。笔者将它称为“短径效应”。

一、人才现状的不和谐音符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人才资源大国。

数据之一：2003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5.15%，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还要更低。这与美国的60%，日本和韩国的3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达到了16%。

数据之二：2004年，人事部发布的统计报告称，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已高达4100万人，发表SCI论文40758篇，居全球第六位。而英国和法国各自的总人口只有5000多万，是中国人口的1/20，SCI论文却分别居第二位（87916篇）和第五位（52142篇）。

以上两组数据表明，我国不仅高层次创新人才极为短缺，就连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也不容乐观，但同时又面临着四种损失。

（一）地域“马太效应”：富者浪费，贫者流失

人才是流动的资源，流进的是赢家，流出的是输家；能发挥作用的是资源，不能发挥作用的是负资源。由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和不断变迁，导致了人才资源永远呈现流动的状态，并呈现出“马太效应”的分布态势。关于“马太效应”的来历，《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十锭。”于是国王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五锭。”于是国王照例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夺走，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1973年，美国科学史专家默顿用这段表述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默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定义为“马太效应”。在“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下，人才资源富裕地区的人才即使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也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即使在发达地区干“蓝领”，也不愿到欠发达地区去干“白领”，造成人才资源分布的极不合理，从而形成体制性的人才浪费。而人才资源贫乏地区难以形成人才聚集，造成资源的全面流失。

人才分布也呈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全球人才流动的基本规律是贫困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流动，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发达地区向最发达地区流动。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科技人才平原地区数量多、密度大、能级高，而山区科技人才数量少、密度小、能级低，形成明显的地域特征。从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才分布统计来看，人才相对集中在九个地域内，如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辽沈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南沿海的福州、泉州、汕头等市连接的河流三角洲平原带，以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焦作等市组成的秦岭、太行山山前倾斜平原的黄河两岸地区，以武汉、长沙、南昌等市为中心的平原区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平原区，而全国的山地和丘陵区人才分布呈现稀缺状态。在地域因素中，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区域成才者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区域成才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因此区域经济是影响人才地域分布的根本因素。这样，一方面人才高度集中的地区在消费、损失人才资源；而另一方面人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引不进、留不住人才。富余地区人才即使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也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1964年至1980年17年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到了中西部，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先后安排了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形成了当时的西部大开发，为中西部地区构建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此外，当时在西部工作的人才收入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在北京工作是56元，西安是58.5元，兰州是64元，青海就要有70多元，而现在正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三线建设也开始进行调整改造，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几年前，新疆石河子大学每年的人才流失率达到14%~20%。位于西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年都有七八十位教师离开。甚至有人讲，近些年来从兰州大学流失的人才，足以组建一个同等水平的大学。在中部地区，以河南省商城县为例，由于受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该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800多名，但毕业分配而来的仅有二三百人，其余500多人全部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该县受到了地域人才“马太效应”的严重冲击。许多老少边穷地区至今不能步入经济工作的良性循环，与这种人才资源流失的“无底洞”密切相关。

全国人口普查表明，1995年11月至2000年10月的五年时间内，上海市共迁入高学历人员十多万人，且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而属于西部地区生源的大学生，回到西部地区的还不到1/5。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指出：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成功，就会流动到东部等发达地区去。在人才流动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发达地区，就应该给予人才流失地区某种补偿，例如对中央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专项基金给予援助。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这个“马太效应”影响，必将导致人才富裕的地区出现浪费，而人才贫乏的地区就会进一步流失，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是极为不利的。

（二）人才闲置：功成即止，远离市场

人才资源具有多面性：作用发挥得好是高效资源，发挥得差是低效资源，不发挥作用则是消耗资源。以下几种常见的人才浪费现象，令人感到吃惊人！

其一是人才的“凉快”现象-功成即止，见好就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了一个《镜听》的故事，说一个郑氏家庭有两个儿子读书，有一年两个儿子都去科举赶考。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大热天，送信的传来喜报，说大儿子金榜题名了。此时两个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婆婆一高兴，就进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老大考上了，你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此时剩下老二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心里拔凉拔凉的，一边眼泪哗哗流，一边仍不敢怠慢。一会儿报骑又传喜讯，说老二榜上也有芳名。“前有车，后有辙”，没等婆婆表态，老二媳妇就把手中的擀面杖一扔：“我也该去凉快凉快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今这种事太普及了！连人才的家属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凉快”，谁还敢让人才再去“汗滴禾下土”？比如，评上教授就不再去教书，评上研究员就不再搞科研，当了干部就不再做具体的工作。此类现象，实在可惜！

其二是高端人才的浪费。某网站曾以《中国高知识人群失业加剧：奢侈不起的浪费》的醒目标题，报道了我国高端人才的浪费现象：有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问题，40%的海归感觉自己的职业方向出错，失业群体开始向高学历和高职称群体蔓延，这让我们的人才政策和许多举措都很尴尬。笔者认为，人才高消费导致了人才的高浪费。许多专科生可以干的工作，非引进硕士、博士不可，连站柜台的营业员和擦皮鞋的店员都要求大学本科文凭，并直接导致了海归的贬值。许多人不太懂得人才，或不愿懂得人才，导致人才观的虚荣化和符号化。

其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疏远市场，导致大学生的择业难和创业难，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人事部的一项调查认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413万，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为166.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22%，大约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而创业者不足1%，与发达国家的20%相差悬殊。其实这不是大学生过剩了，而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出现了偏差。世界银行曾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统计，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为13%和9%。200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仅为8.47%，比发展中国家低的多。所以说，教育与经济建设相和谐发展，已到了极为紧迫的时候了。

其四是人才定位的失误。在科学研究长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工作分为上中下游，用人单位可以依照人才的结构特点，在最近点上切入科技工作，是人尽其才的基本要求。然而，许多单位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将技术推广人才逆流而上搞应用与发展研究。如许多贫困地区不将科技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上，却热衷于申请省部级科技攻关计划，搞技术研制与开发设计工作，不仅误人误时，也很难见到成效。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4.3%、15.4%和12.3%。落后地区如果不考虑自身的经济结构与人才实际需求，就可能造成教育投资的失误。

（三）人才流失：先馈富国，再肥外企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动机，其目的总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一个科技人才的专业成就感在这种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显得极为脆弱。

首先是来自经济发达国家的冲击。1978年～2003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70.02万人，回国人员只占24.7%，超过75%的留学人员尚未回国。以中科院物理所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国的人每年都在100人次以上，而目前回来的全部加起来才100多人。全所高级职称人员700多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流失只剩400余人。2002年我国赴美留学生五万人，相当于我国20所重点大学一年毕业学生的总量，占中国重点大学毕业生的1/5。中国两所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82%和76%去了美国。目前，我国每年有十多万留学生被吸引到了发达国家。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12万多人，其中三万多是华人。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六万多来自中国。因此美国的托福考试和“绿卡”被人喻为“人才收割机”。

其次是向跨国公司建在本土的研发机构和外企输入。登陆中国的跨国公司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培训为条件，吸引着国内人才在国内“流失”。不少人以停薪留职、调动和辞职等形式离开相对清贫的科教文部门，投身于“淘金热”的洪流中，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特别是参加工作在十年以下的本科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比如朗讯科技在中国北京设立的贝尔实验室有400多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者达96%。微软中国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员60多名，其中20名研究员有留学背景，40名副研究员大部分都是中国著名大学的博士。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开始“就地取材”。目前这些机构已成为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桥头堡”，使人才争夺战的硝烟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四）人才短视：急功近利，本末倒置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以来，许多科研单位未能抓住机遇，在科研资金急剧跌落的情况下，变得一筹莫展。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在创收工作中未能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为创收的源泉，而是手忙脚乱，见钱就干。结果放着一流的人才，干着三流的创收。2004年全国3979家研究与发展活动机构，平均8.7位科学家和工程师才有一篇论文在中文科技源期刊上发表。在发明专利的授权中，平均每个研究与发展机构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至2005年，99%的企业仍为零专利。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未落实好科技体制的改革，造成了创收工作对研究与发展的严重冲击，结果造成科技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谁能晃动人才的官本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道：“起先，如果有人发明了技艺，不管是什么技艺，只要超出常人所想，他就自然而然地为大家所尊敬。这不仅因为发明是有用的，而且因为人们认为比其余的人更聪明、更出众。”这说明了社会风尚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性。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民族中“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如中国的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和算命文化当中就官味十足，极大地影响了人才的孕育和培养。在一些人的价值观念中，看不到人才创造的价值，看到的只是人才的占有价值。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看来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差事。然而大禹在晚年对这个位置仍念念不忘，虽然也搞了“禅让制”推荐伯益接班，却也首创了“世袭制”，并为儿子启准备了打拼的家底，使得启能够顺利地夺取政权。没有禹的默许，启有何能耐？秦时的吕不韦先是经商，继而做官，后又做学问，就很是让一些人羡慕。是不是官，官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早就成了本民族一些人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

（一）“官本位”泛滥的原因

其一，当官有优势。眼下，当官好办事已成为一种文化陋习，连小学生在一块闲扯都要比谁的父母官大。据报道，某地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当了一个分组长，负责收发三个同学的作业，对其父母说，别看这官小，却有很多好处呢，那三个同学为了巴结他，都经常从家里拿玩具和零食给他。据说，班上像他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很多，老师便在每个小组下面又设了三个分组，以增加“干部职数”。在“官本位”的冲击下，个别人当官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万事当头只替自己打算。孟子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然而现在对一些“双肩挑”人才限制较少，导致了他们的“赢家通吃”局面形成，不仅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连燕窝、企鹅蛋和天鹅肉都通吃不误。因为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体系都是以官阶为本位的，如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教授相当于副处级；洋博士相当于正处级，土博士相当于副处级等等。一个科技人员在学术上取得了成绩，也是以“官衔”来进行奖励的。这种误导，使许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去当官，逐步远离教学、科研和生产等第一线工作。国务院一些部委的科技司长就讲过，某些管理人才在“跑部”时，只提自己的科研项目。在许多媒体开办的科技名人专访栏目中，有不少创新人才都谈到，担任行政职务对科研工作有利，指的无非就是当官好办事。在高校中，销售教材几百册封一个副主编，销售上千册给一个主编，已不是什么新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教材管理者由于职务之便，许多主编、副主编的“应酬”会应接不暇，根本用不着自己爬格子。而科技管理者在申请项目、申报成果和技术开发上的优势也自不必多言，以至于出现了先做学问后做官、先做官后做学问、边做官边做学问等“鱼和熊掌兼得”的“复合型人才”。总之，在他们看来做官与做学问是“相得益彰”的。

其二，选择高收益。相同起点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在省直部门搞行政工作，会相当风光，且一般不到十年时间即可晋升为副处级干部。若从事科技工作，要晋升到高级职称，即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至少也要熬十年时间。在利益的收益上，选择短跑道现象最为明显。1996年，我国著名档案学家、明清史专家、古建筑学家单士元由于急病被送到北京某大医院，由于原职务相当于副局级，没有资格住进高干病房，在过道上停了24个小时。一个“国家级的、学术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会被一把无形的“官本位”尺子挡在门外，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人们为了物质利益的获得，不能不考虑劳动的成本和收益。当一个一心想从社会中捞取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官职，比“十年寒窗苦”或一生扑在科技事业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官本位”呢？

其三，行政优先论。许多管理部门认为，科技人才队伍是党政干部和管理干部的源泉。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了行政工作与科技工作的人才之争。在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上，革命化、年轻化和知识化，无一不是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专业化，知识化就可能文不对题，隔行如隔山。所以，众多的科技创新人才兼职或改行到领导工作岗位上，很有可能不适应新的管理工作，而且还可能丢掉和荒废自己的专业。媒体披露，一位参与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从原单位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便开始竞聘行政职位，第一次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竞聘，结果落选；之后又竞聘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职务，还是落选。上去不容易，下来也很难。近些年来，一些大学的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了“双肩挑”的一些弊端，所以在推出特聘教授岗位时，大多数都做出了不再兼任行政职务的规定。我们知道，特聘教授在大学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是相当高的，但这仍然吸引不了一批“官迷学者”。某大学有一位在国内学术界小有名气的教授，干了一段时间的中层行政职务之后，学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动员他担任特聘教授。当组织上找到他谈话时，他大不情愿：“特聘教授算什么？你们可以免我的职，但我不会辞职的。”看来十几万元的年薪、数十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配备助手什么的，压根儿就不能和“官本位”的魅力相抗衡。由此可见“官本位”的诱惑力和竞争的激烈程度。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几乎成了一种从政资本，在某种利益驱动下，一些科技创新人才受“官本位”的冲击，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官本位”之列，使本来就极为稀缺的创新人才资源更为稀缺，这对于“人才强国”战略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官本位”的表现

1.过江之鲫跳龙门-学优则仕。

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在高学历人才的选择上极为明显。在日本，最优秀的人才一般都集中在生产和工程的岗位上。在美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集中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而在我国，高学历人才进入企业和教育科研单位的状况却令人担忧。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人数年年攀升。各地在公开选拔副厅级和副处级领导干部时，每次都成为新闻的焦点。据统计，2005、2006、2007连续三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和平均竞争比例分别为31：1、48.6：1、50：1.2006年，在97个地方政府部门招考的10282个公务员职务当中，报名者高达111万人，甚至出现了个别人员赶考十个省市的狂热现象，而录用率仅有1%。在2008年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最热门职位的竞争比例已高达3592：1。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年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在逐年递增，竞争比例在逐年提高，竞争的激烈程度在逐年加大。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透露，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但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了新的动向，半数以上进入了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博士授权点成了“第二党校”。由于行情的水涨船高，前几年媒体广泛关注的博士竞聘副处级行政职务的新闻，现已降至主任科员一级。另外，这在人才的流出上也比较明显，据航天科研部门的一项调查，有83%的人员不安心科技工作，这些人员大多数为重点院校毕业且学历层次较高。其中在已调出人员中，工作满五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调出人数分别占同期同类人员的1/3以上。相反，某地对机关干部流动意向的调查却显示，愿意流出机关的人员仅占5%～6%。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尽管机关干部薪水较低，但在住房、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和其他好处上占有明显优势。

2.终南山上有捷径-职称通官。

唐玄宗时，有一个文人卢藏用想入朝做官，便先隐居终南山，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后来卢藏用真的以名士被召入京师，授以高官，位居要职。这种假借隐居修行，实为做官的做法，被后人称为“终南捷径”。前面说过，现代干部选拔的理论中有一个“行政优先论”，是说科技人才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是一个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而科技人才队伍是党政干部队伍、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基础和源泉。实践证明，这种只承认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三者之间区别的人才观是有许多局限性的，并直接造成了科技人才的学非所用和拔苗助长。在科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的过程中，高级职称被视为一项硬指标，从而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政策导向-升官必须有高级职称（或高学历）。当前在一些单位，许多科技创新人才在“官本位”的冲击下，改行搞行政管理工作，或兼职搞行政管理工作，已成为一款时尚。特别是刚刚拿到高级职称的青年拔尖人才，纷纷转向行政领导职务，似乎谁不兼任行政职务谁就不是拔尖人才，这对于人才的结构实在是一种破坏。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大中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几乎全部被选拔到管理工作岗位上，形成一边冷落和一边爆满的失衡现象。即使有个别创新人才不被聘任管理职务，也会产生一种心理失落现象。

3.一举成名天下闻-身居要职。

如果说，许多人由于价值观念错位，或经受不住“官本位”的冲击，将高级职称当成晋升官级的阶梯是一种“积极”的追求，那么成名科学家兼任行政职务，则属于上级的任命。如身兼数职的两院院士就不在少数。前些年，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陈剑平从事防治真菌传染植物病毒造成的农作物病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1991年～1995年发表论文70多篇，占全世界这一领域论文的1/10.1996年10月，陈剑平被任命为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对于陈剑平的任命，他身边的科技人员和许多行政干部认为是太可惜了。他们说，像陈剑平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干科研比做领导更有前途。做行政工作将分散大量的精力，这对于他个人的影响是小事，对国家的损失却是大的。与其让处于创造峰期的创新人才兼任行政职务，还不如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1998年安徽蒙城被命名为“全国养牛大县”，正在为玩转“牛经济”寻找噱头的蒙城县领导，看上了著名相声演员牛群。2000年底，牛群在一片争议声中做起了“挂职副县长”。几年之后，牛群因债主们的追讨而一度离开蒙城，从而导致蒙城“眼球经济”的破灭。牛群当县长的经历，不知有何生活体验，除了收获“人言可畏”的心得之外，还在春晚为全体华人表演了“缺心眼”的系列小品。正如好友、原搭档冯巩劝言：“牛哥，这些年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弄相声，上蒙城去当什么县长！”一家媒体发表评论说：“官场永远不可能成为娱乐圈，因为事关制度、职责、民生的种种。”

4.萧何月下追韩信-封官留人。

易中天著《汉代风云人物》，共写了17集，其中韩信一个人就写了四集。韩信先是投奔项梁和项羽，很不得志。后又归附刘邦，尽管受到了萧何的赏识，但仍不得志，于是便中途离去，却被萧何追回。萧何说韩信是“国士无双”-绝对的顶尖级军事人才，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最终使刘邦赢得了楚汉战争的全面胜利。据媒体报道，陈东有在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之后回到江西，任南昌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后来上海财经大学要调陈博士去任图书馆馆长，给了他非常优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与沿海地区争夺人才，一位省级领导立即指示教育厅做工作，并亲自给陈博士和他夫人打电话。人才挽留下来之后不久，便提拔为南大党委副书记。可以断定，这位经济学博士基本上就改行了，我们只能祝愿他在党务工作上能够得心应手。媒体评论说，一个地方大员可谓日理万机，却如此牵挂一个知识分子的去向，确实表明了他们求贤若渴的诚意。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是人才就得有一个官位，尤其是对于即将流失的人才。笔者要问，若副厅级的职位用完之后，还依靠什么来留人？

（三）如何淡化“官本位”

1.提高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职称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不能与“官本位”相比，而且每年都在贬值，“劣币驱良”现象也极为严重。面对着国际人才需求的剧增，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首先，新闻媒介应加大对创新的报道，使自主创新工作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其二，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鼓励人才的流动和自由组合，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资源，从部门人际关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其三，为创新人才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费用和社会保险等内容，使创新人才无后顾之忧，并引起全社会的敬仰。

2.提高创新人才的经济地位。

知识生产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党的十五大报告早已指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因此，在薪酬设计和知识产权的立法工作中，应当加大对创造者个人收益的比重，使创新人才在经济地位上得到显著提高，并使创造者的权利享有不会因为某些单位的干扰而受到影响。

3.合理使用创新人才。

在创新人才的使用上，对人尽其才要合理定位，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和实际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实践证明，对创新人才以封官了事，以封官留人，以封官引人的“官本位”做法终非上策。因为领导的职位是有限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发现其中有人不能胜任岗位职责时，想调整下来都调不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初饮誉全球，深孚众望，却因为自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而力辞以色列首任总统之职，这在科学界被传为佳话。我们恳求创新人才引以为戒。

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要规范行政官员的职数、任职条件、岗位职责，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利益，当各方面的利益大致平衡了，人才就会相对稳定了。

三、论资排辈的“分糕效应”

中国在2000年～2004年间国际论文总数为世界第五位，引用总数为第十四位，但平均每篇论文仅被引用3.35次，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二十三位，属于科学不发达国家。在自然科学的22个领域中，中国科学家论文的平均引用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中国科学论文在世界的地位远不如其人多数量大所显示出来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上，尽管《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了20多年，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缺乏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专业技术人员在提供评审职称的材料时，却出现了“车载斗量”的现象，袋子越来越重，数量越来越多，比20世纪90年代前增加了几倍，一年出版几本著作的人屡见不鲜。这种“超高产”现象产生，源自于论资“分糕”和以量取人，制造的学术垃圾直接挤占了我国稀缺的科技资源，使我国的自主创新举步维艰。

（一）“分糕效应”的产生

先看人事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人事分配政策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人才划分成若干个规格，之后按照各自的规格进行收益分配。“按劳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学历和职称两种分配形式，最终形成唯学历论和论资排辈现象。在许多单位，如果有一个高学历，其职称的晋升基本上只需要熬年限即可，科研业绩通过泡沫化的“处理”，使一些人可以轻松过关。上海的一项调研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在对本单位评定职称影响的因素中，认为排在第一位的是学历（85.1%），第二位是领导的看法（67.1%），第三位是资历（63.2%），第四位、第五位才是工作业绩和能力（58.7%、54.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合格”学历，工作业绩就要比正常晋升者高出数倍。结果就导致科技人员产生了一个观念，“学历是职称之母”，“干得好不如学历好”。继续教育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但是在这种按学历规格进行人事分配的计划背景下，提升学历不太在乎自己的创新能力增强和贡献提高，而是为了提高自己参与社会分配的资格，即在现有的人事政策下，分蛋糕的多少取决于分蛋糕的资格，而不取决于做蛋糕的多少。这种分配制度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创造水平，使得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分蛋糕者的资格越来越高，而总的蛋糕却并不见增多，反而出现下滑趋势。

再看动态博弈。这些年来专业技术职称作为分蛋糕的基本资格，基本上停留在“排座座，吃果果”的价值取向上。在许多单位，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学历，干上一定的时间，就要晋升一定的职称。而且只要职称一到手，即使坐着不造蛋糕也可以照吃不误。这样“尊重人才”实在不敢让人恭维。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种动态博弈的全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职称评审刚刚恢复，科学研究的业绩普遍较低，这个阶段的业绩指标与科研水平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科研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出现了数量上的显著增加。由于职称晋升上的指标限制和僧多粥少，晋升的竞争焦点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在许多单位，晋升的论文已由三篇被扩大到十多篇，甚至数十篇，职评材料出现的“著作等身”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阶段，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则很容易使科技创新得到提升。但是事与愿违一大批特号增刊和“地下出版物”应职评的需求而泛滥成灾。表面上是造蛋糕的人积极性提高了，实际上是分蛋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以至于挂名、拼凑公开进行，抄袭剽窃明目张胆。一些从不写论文的人，在职评前的一两年内，突击一下也能发表七八篇。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对学位、学历进行的提升。一位部门负责人曾经谈到，过去晋升个教授是一辈子的事情，而现在30多岁就晋升了教授，那他以后还有什么动力去工作？在这种指标限制晋升的思维模式下，认为学历的水分太大，便寄托于学位的质量。这样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又开始了学位的角逐。而科学研究注重创新、注重结果的价值观念，早已交给西方发达国家了。

众所周知，当代美国的科学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今天，在美国从事实验科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成为助理教授之后，平均3～4年时间才能出第一篇论文。按照我们目前的晋升周期来计算，发表三篇论文的要求大多数博士后是完不成的。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是这样，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五六年的时间内，“专著”三四本，论文十几篇。这样创新排名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许多泡沫，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二）“蛋糕”是如何切分的

首先是收入与贡献不等。近几年来，在职考研愈刮愈热，这是提升分糕资格的原动力造成的。但是，在职研究生的质量却不敢恭维。大班上课、委托上课、交钱不上课、学制缩短、经商赚钱、导师储备论文、外语找人代考、论文找人代笔、答辩形同虚设等现象，使研究生的水平出现下滑趋势。另外，许多人读学历不是按照自己的专业和从事工作需要去读书，而是什么学历好拿就去读什么学历。在有些人眼里，学历的唯一功能就是提升分糕的资格。《中国青年报》在2001年讨论的“文凭和水平错位”的话题，就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其次是岗位与职责不明。现代人事管理制度强调岗位与职责的联系，强调责权利统一。但是在“分蛋糕”效应产生的过程中，人才达到了一定的规格之后，他的职责并不明显。比如一个人晋升了教授之后，其授课时数反而减少或不再授课。其工作职责便不再承担，而工作待遇却继续累积增加。相反，如果他们没有教授资格，即使干着教授的工作，讲授几门主课，授课水平和效果十分优秀也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吉林省红梅镇农民徐宝贵，攻研古文字30年，成果卓著。由于无文凭在一所高校当临时工，做着高级职称的人所做的工作。后来有了文凭，才被聘为副教授。

再次是双高人才的激烈争夺。许多单位对双高人才的追求，主要是用于装饰门面，引进之后就很少注重才能的发挥。比如，在高校随着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大，高学历师资的缺口越来越大。翻开报纸，几乎每天都有高校在高薪招聘人才。招聘的条件除了年龄之外，要求高学历，最好是洋博士；要求高职称，最好是正教授。众所周知，即使是同一个导师门下的博士，水平和能力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但招聘却很少要求人才的实际工作水平和能力。更有许多高校引进博士之后很少搞科研，而只是为本科生讲讲课，对科研工作的要求没有或很少。高校引进人才的另一个目的是完成学位指标的达标要求。目前教育部规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达到15%，硕士以上学位获得者达到65%左右，这是一个硬指标，否则就要亮黄牌。至于引进来的人才应该达到什么标准，能干些什么，好多单位却无暇顾及。笔者过去曾写过一首叫做《天平》的小诗：“将一端压得低低，而另一端就会升得高高”，而现在却成了“将一端抬得高高，而另一端就会降得低低”。

最后是职称终身制的形成。目前的分配制度是有什么样的职称，就享受什么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虽然许多单位有评有聘，其实并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做到评聘分离，有几个指标就评几个，评出几个就聘几个，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甚至造成部分人的科研起于职称的评审，也终于职称的评审现象。部分人高级职称拿到手之后，基本上也就结束了科学研究的生涯。科学研究是需要积累的，而积累与创新的关系极为密切。而眼前的体制却是晋升到高级职称的年龄大都在35～40岁左右，他们经验丰富，知识积累较多，既有从事科研的资格，又有创新突破的可能，然而这时候却开始坐享其成。他们的科研生命主要都是在讲师和副教授时期出现的，即只有十年左右的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周期性的轮回。按照生物学原理，生长周期过短的苗木是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这是科技创新的一个败笔。

（三）姑妄听之：不造糕者要少分

佛教有一个故事，说是百丈禅师年纪老了，他的弟子为了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就将禅师的劳动工具藏起来。到了吃饭的时候，百丈禅师就开始禁食，说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产生“分糕”效应的原因，除了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之外，更多的是当前的人事分配政策脱离了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作为与科技紧密联系的科技政策也应当是不断突破的，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变化。人事政策如果不能紧跟科技的发展的话，也就必然制约和延缓科技创新。其次是人事管理者的科技管理水平也应当不断提高，特别是人事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所以我们的人事政策的决策者还要不断学习，包括向科学家和工程师学习，向科技管理专家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百丈禅师学习。

四、学术不端行为侵蚀人才

（一）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随着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活动的非功利性特点正在逐渐淡化。18世纪，技术发明到技术创新的时间差平均是74年，19世纪缩短到25年，20世纪上半叶为14年，20世纪50～60年代为九年。科学研究成果首次商业应用的时间间隔，20世纪70～80年代为七年，80～90年代为六年。可以看出，在19世纪之前，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可能性极小，科学研究的自利性极少存在。但是在今天，当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来临之际，科学研究被国际间的竞争称作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科学研究的非自利性正在瓦解。而随着非自利性的瓦解，科学研究造福于全人类的道德观就受到严重的削弱。一些重大发现一旦与经济利益挂上钩，科学知识生产的免费性就受到严格限制。这时候，科学家无论是从政府那里拿到经费资助的订单，还是从企业那里拿到资助的订单，都受合同的约束。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况且还有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发表就灭亡”成了科学界的名言。人的感情、意志、理想和道德，在经济活动中往往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亚当·斯密说过，人的活动是受自利引导的，个人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并不是就意味着这种追求就符合道德规范。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就违背了道德规范，从而形成了学术不端行为。

另一方面，科学劳动只承认优先权的规则，决定了科学家在获取社会资源分配时，是按照创新业绩的大小和多少来实现的。创新能力的实现主要是依靠成果发表的质量和数量来完成的，具体表现为论文、论著的发表和被引证情况。在体育竞赛上，获得前三名，甚至进入前八名都会被社会承认，或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况且还有地区性的奖励。但在科学界，这种只承认第一名的分配办法，使得科学界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甚至是极端残酷。像体育竞赛中经常出现的兴奋剂事件一样，科学界的意志薄弱者和经不起科学荣誉的引诱者便开始出现道德越轨，以至形成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行为。

（二）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科学道德沦丧，与其是说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急功近利、能捞则捞的市侩心理的泛滥，倒不如说学术不端行为是快速复制不受阻挡的原因造成的。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受着利益的驱动，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来谋取最大的劳动收益的。美国科学家齐普夫在1949年发表了《人类行为和最小用力原理》一书，是对语义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总结。引用到科学研究的不端行为中，就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短径效应”：当一个运动员在较短的跑道上能够摘取金牌之时，较长的跑道就一定会长满荒草的。这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大面积沦丧的体制性原因。

学术不端行为的扩散过程，类似于病毒对生命体的侵袭过程。人类疾病的传播过程就可以描述学术道德滑坡和不端行为复制的整个过程。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免疫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抑制艾滋病病毒的猛烈进攻，至少在感染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在艾滋病病毒与人类免疫系统的作战中，两者之间几乎是势均力敌的，这种相持阶段可长达8～10年时间。在正常人的血液中，每立方毫米含有免疫系统细胞800～1000个。然而在长期的作战中，当这种免疫系统细胞剩下200个左右时，这个界线被称作免疫学上的最后防线，艾滋病病毒就会突飞猛进地复制，最终突破被感染者的免疫防线。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过程非常相近似的一点是，软的如科学伦理道德，硬的如科技评价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科学道德所维持的防线，一直是科学共同体自身净化的一种自有功能。然而，当这种防线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时，学术不端行为就能在科学界站稳脚跟。又由于学术不端行为属于低成本或无成本制作，便形成“劣币驱良币”的效应。当学术不端行为暴露的概率较低时，也就形成了科学免疫系统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存在的客观原因，一是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使得许多领域的前沿工作只有少数一些人在忙于这些研究，这就造成知情者极少，从而形成了可乘之机。二是当代科学出版物和科学文献呈指数曲线增长，同一学科的专家都不能穷尽本学科的文献，因此作弊者极少有可能被发觉。当不端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接近或低于车祸发生的概率时，科学道德的免疫防线就会开始崩溃。科学作伪者就会认为搞不端行为的方式会非常合算，如果有人被揭露出来，他们会认为是自己不够幸运，还认为这种不幸运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会普遍存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作伪者便会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去搞学术腐败。这个时候，再加上发现后惩治不力，而又由于他们的示范效应，学术不端行为就会像决堤的洪水那样泛滥成灾，不可收拾。

（三）学术不端行为之种种

其一是学术立场私有化。一些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违背了科学造福全人类的宗旨，依附于某些阶层和团体，“屁股决定脑袋”，以牟取私利或维护其既得利益。一些学术观点被故意象牙塔化、玄虚化，故作高深，蒙人民大众。还有的学术观点被国外一些势力渗透和利用，学术观点可以换钞票花。如西方一些学者论证某一种族的人智商高，是优等民族；国内目前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人提出“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中国的房价并不高”、“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就是一叶障目，视科学如掌中物。

其二是学术不端法人化。本来作为清贫单位的学术界，是很难进入腐败伏击圈的。但是在科学地位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学位和专业技术职称成了人才涌向社会的通行证，高学位和高职称成了步入管理阶层和参与分配物质待遇的绿卡。利益驱使，一些学术机构产生了一系列的腐败现象：一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交上几十万元，送你一顶博士帽。只要交够学费，即可领到学位证。二是挥霍资源，偷工减料。少开或不开实验课，减少上课时间和培养费用，如委托授课，大班上课、异地办班。三是质量控制，徒有虚名。在学位答辩和授予上，极少有淘汰的，大都是扭两下而已。四是资格审查，形同虚设。一些单位在推荐专业技术职务时，为了追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拥有量，不惜采取造假手段，将不符合条件的申报者推荐上去，然后游说高评委以获得通过。五是“安定团结”，姑息养奸。为了参与社会“大蛋糕”的瓜分，学术部门对学术腐败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上升为部门集体腐败。

其三是学术出版庸俗化。出版部门是鉴别和筛选学术成果的机构，本应该公正选稿，但现在一些出版部门也难以守信。人情稿、职称稿、金钱稿可以不远千里，通过电话或亲自登门说情来干扰编辑部的工作，破坏出版部门的选优规则。而“职称书”也呈现出“抄拼编写内容平庸、搭车成风作者如鲫、自销自卖自送自用、印数很少书店难找”等特点。一家全国知名的医学期刊，为了投稿人评审职称，也为了收取高额的版面费，一期竟出版了七个版本。一家所谓的教育类“核心期刊”，多次违犯一刊多版的规定，半公开地出版“违法刊物”，一期竟出现五个版本。原央视文艺部主任、著名春晚导演赵安受贿案一直深受观众的关注，其罪名之一就是“违反正常、正当选用程序”，进而认定“这种利益显属不正当”。你想，春晚是全体华人的盛大节日，有多少亿双眼睛都在盯着，有多少亿双耳朵都在听着，这上面都敢做手脚，还有什么事情不敢造次？

其四是不端行为普及化。据《中华读书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但编写内容、设计体系、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2/3是抄袭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等高校基础课教材，也往往异曲同工。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一位工程院院士和他的博士生在《科研管理》200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抄袭了笔者发表在《河南科技》2001年第3期上的文章1500字，连参考引文也不标注。你想，连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在地方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都不放过，可见其沦陷面积之大，灾情之重。其次是出卖版权。论文、成果、工作量什么都卖，或赠送领导、同事，亲朋好友，或者换钱花。其三是互换署名，增加论著的篇数。其四是代人考试。其五是贿赂“权威”，发表论文。或牟取学位、经费和奖励。比如，科技部曾对180名获得过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60%的人为发表论文而行过贿。至于有的人伪造资历，依靠金钱买取文凭、论文、成果和考试成绩，混上高级职称的，属于伪科学家，另当别论。另外还有学术包装，抬高自己；封锁信息，拒绝交流；避重就轻，低水平重复；制造学术泡沫，有量无质；伪造材料，捏造观点；套取国家和社会的资金资助等非科学道德行为。

其五是学术造假产业化。如今，假文凭的制造已形成一条产业链，办理假文凭的信息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到处闪现。甚至许多“海归”都是这样包装的，不仅海外文凭可以造，连“留学”之前的国内文凭也可以紧密衔接起来，几乎是天衣无缝。如果说假文凭的黑手是伸向成年人的，那么“黑奖励”却伸向了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前几年，湖南省株洲市某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接到了一份“入选通知书”，通知声称你的习作由某老师推荐，以较高的水平在数千份征文中脱颖而出，拟收入《创新文库／创新校园文荟》丛书中正式发表，为保证该书顺利出版，请将100元习作指导费邮出。同时又说该书出版一周内即向作者免费赠送样书三册，每册定价30元，并寄赠精美烫金入选证书一本。一些人以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文和颁发奖励证书为诱饵，一年之内获取非法利益高达数十万元。这种所谓的“研究所”和“会务组”为了捞钱，什么暧昧的事都敢去做。前几年，一些大学校长就曾被所谓的会务组掏光了会务费，第二天去开会时却找不到了会务组。

学术不端行为是一块“臭豆腐”，虽然臭不可嗅，但吃起来却很“香”，所以追逐的人就特别多。现在看来，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是由学术管理的缺位和不作为造成的。对于它的治理，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需要硬的制度建设、软的学术规范以及舆论工具的全面出击，还需要学术管理者与之进行长期有效的博弈。治理工作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让制度来约束学术不端行为。这就像田径比赛那样，最好的办法是让跑道的长度一致，或者讲起码让运动员看不到跑道的长短差异，然后再付之有效的裁判监督、观众监督、新闻胶片的监督、兴奋剂测试的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