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世界的瞩目,让世界惊奇,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以后中国的表现更加抢眼。市场经济给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更为宽松的创业发展机会。浙江民营企业以草根型企业居多,数百万家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很多企业一段时间以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止,并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些企业几年后就退出市场不见了踪影。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企业经不住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一蹶不振。
在专业市场相对发达的环境下,浙江省草根型民营企业呈现重销售,轻研发,急功近利等特征,在资源越来越紧张,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部分民营企业越来越度日维艰,一些民营企业或纷纷倒闭或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之中,也有些企业因为股市楼市大热而对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盲目扩张带来一定的资金紧张,影响了正常的经营活动。同时,环境污染等消耗型增长模式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引发政府和各界关注。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批知名浙商先后陷入困境,包括百亿资产企业、百强企业、上市公司等在内的民营企业大规模破产重组案例仅浙江省就达到数十例,其他中小企业歇业倒闭难以计数。遭遇浙商成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冲击。
2012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43件,同比上升85.7%,破产企业资产总额为120多亿元,负债总额为243亿元,涉及企业职工1.1万余人;审结企业破产案件89件,同比上升64.8%。
2013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审结的破产案件再次大幅上升。2013年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346件,审结269件,同比分别上升145.07%和265.79%。破产企业债务总额达到1595亿余元,比2012年的243亿元增长了近6倍。其中,温州全市法院审结破产案件达到153件,是往年温州地区破产案件审结的十倍,而这些破产案中90%是民营企业。[1]这一现象反映出浙江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受到影响。
需要清醒看到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制约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可以从大的背景方面和小的企业层面,即制约草根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因素及制约草根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两个层面来分析。
2.3.1 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先来看大的背景方面的宏观环境因素。
当前,国际市场低迷、贸易摩擦加剧,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加深,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仍处在艰难调整期,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欧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期刚推出QE4),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同时也应看到,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国内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特别是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将长期并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也面临严峻挑战。诚信危机,政府的公信力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形成社会不稳定,社会群体性事件多有发生。应该说,我国也出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困境,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及长治久安面临重大挑战。这使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更趋严峻。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了大改革目标和方向。这场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助推器。要想使大改革得到顺利、全面地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这场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也引发了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这场大改革在本质上同时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
2.3.2 要素约束加大和先发优势弱化
1.要素约束加大,“高成本时代”挑战严峻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节能减排成本增加,交易成本有所增加。“高成本时代”到来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许多高消耗高排放行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出口行业和产品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现有发展模式面临转型压力。
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强化,民营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遇到了用地难、用电难、用工难、融资难,以及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和工资成本快速上升等问题,使那些靠“拼资源、拼环境、拼价格”的民营企业面临生存的考验,迫切要求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求生存、谋发展。人才缺乏成为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中小型企业是这样,大型企业同样是这样。根据对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的企业调查,2013年,有329家企业受到了人才缺乏的困扰,排位升至第一。随着企业转型步伐的加快,高水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人才缺乏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突破的最大困境。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国内经济增幅放缓、环境压力增加、资源约束增多……面临种种困难,民营企业的挑战十分巨大。[3]
2.先发优势弱化,经济回归新常态危机四伏
近年来,全国许多省市都十分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政策举措,在一些领域抢占民营经济发展先机,特别是在大力扶持本省市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积极的举措吸引一大批浙商落户当地投资兴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这几年,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上海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江苏省民营经济总量、民间投资总额、民营经济上缴税收等指标均超过浙江。在“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上,浙江虽说有138家民营企业入围,连续第16年居全国省区市首位,但入围企业数量近年来持续下降,已由2006年的203家下降到2010年的144家,再降到2013年的138家。浙江民营经济的领先优势已相对弱化。我们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不容拖延的历史转折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前几年,依靠大投资、大出口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但是到“十二五”时期,这种粗放式或者是以大出口、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尤其是从2013年年底和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国内因素的影响作用凸显就可以看出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重要性、紧迫性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严峻。
这两年浙江陆续爆发多起逃废债和破产倒闭事件,对民营投资产生一定影响。包括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台州等地一度为民营企业倒闭潮阴霾所笼罩。
这股倒闭潮之风不仅出现在浙江,临近的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一点也不比浙江乐观:2014年9月,当地金融、企业微信圈流传的泉州失信、失联企业名单,分别多达81家、18家。多家上市及准上市公司卷入其中,包括诺奇、鳄莱特、红瑞星等企业失联跑路消息早前就已见诸报端,最新的则有福建索力鞋业CEO吴清勇、COO吴明鸿父子的卷款潜逃。由于产品定位偏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泉州民营企业,时下正承受着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经营压力。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注定有一批企业要倒下。中国的鞋服制造中心——泉州,正面临着跑路新常态。[4]在苏州吴江,本来做出口外贸生意的私营业主居多,以前在马路上停的都是豪车。但现在出口生意难做,这两年很多外贸企业倒闭,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获得贷款,苏州高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这种背景下越做越大,但2014年10月份,该公司爆发涉嫌25亿集资黑洞。[5]
此前形成先发优势的省市、县(市)镇在这股倒闭潮风波中大多处于风口浪尖。2008年曾经的“中国上市第一镇”绍兴县杨汛桥陨落,其后兴起的因有4000多家中小企业、6家上市企业而被誉为浙江“资本第一镇”的诸暨市店口镇再次陷入尴尬境地,小企业出现倒闭潮,除了几家上市企业日子好过些之外,大约有80%的企业受到担保拖累。2014年6月,有媒体称温州昔日商贾往来频繁的繁荣景象已被企业家脸上的债务愁容所取代,温州企业倒闭潮仍在蔓延;7月,又有媒体称家电生产基地慈溪的大批工厂可能出现关闭潮……区域是这样,行业亦是如此,即使在2013年还在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业、互联网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等,在2014年也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倒闭潮。偌大的在绍兴县轻纺城面料市场中转了大半圈,交易的客人稀稀落落。与这种市场交易冷清的状况相联系的,是整个纺织行业逐渐显露出来的困局。“三荒两高”产生的叠加效应、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再加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让浙江众多中小纺织企业难以为继。“据我的调查,江浙地区70%左右的中小纺织企业,处于停产或减产的‘僵尸’状态。”2014年6月24日,经济学者叶檀在杭州就宏观经济形势演讲时这样说道。
曾是著名的“丝绸之府”湖州或成历史。“10年前,湖州市缫丝企业数量接近80家,大多都是规模生产企业。到2009年还剩下36家,2013年锐减到21家,到2014年刚过去半年,就只剩下14家了。”即便在所剩的14家缫丝企业中,如今也或多或少地减少了生产。像国家丝绸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也不得不停开了4组缫丝机。“每组每年可缫丝30吨,30吨生丝价格1000万元,减少4组,企业便减少4000万元。”湖州缫丝业的大面积停产、减产,源于近两年蚕茧价格的暴涨。中国蚕茧产量约占世界的70%以上,蚕茧的供需平衡主要靠国内市场来调节,而丝绸产业最终产品的需求又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中,丝绸企业都没有定价权,成为‘夹心饼干’,中间的利润被一步步压缩。”影响湖州缫丝业的还有水、电、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资源趋于紧张。
与缫丝企业受困于生丝价格一路上涨不同,棉纺织企业则在棉花价格的暴涨暴跌中陷入困境。2013年8月,棉花价格每吨1.7万元,9月份开始飙升,两个月内疯涨到每吨3.3万元,几乎翻倍,到2014年2月,更是达到了每吨3.5万元的历史高价。然而,从3月开始,棉价忽然掉头向下,每吨棉花的价格,以3天降500元的速度快速下泻,同样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棉价迅速回落到每吨2.2万元,每吨暴跌1万多元。
2.3.3 融资难、融资贵、税费重等问题依旧困扰企业发展
1.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从中小微企业的状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支调统处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中小企业金融市场缺口巨大。以全国中小金融发展先行地区台州为例,截至2012年3月,台州中小企业(含个人经营性)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也只有46.9%,而这个比例比全国还高约20个百分点。据《改革内参》2013年第2期的报道:“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12年对浙江企业融资成本的调研显示,浙江小额贷款平均利率是20%,大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在10%以上,而央企的融资成本只有5.3%,比大型民营企业低了将近一半。”银行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有很多附加条件。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是靠租赁的土地和厂房创业的,无担保物,银行为分散风险,于是让民营企业搞“互保”。“互保”往往导致较大范围的金融风险,一旦有个别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而无法偿还贷款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产生“互保”危机。倒闭潮在浙江相当多地区多多少少有所发生。小企业经营风险高,规模和信用水平低,担保抵押资产少,这些都是银行经营小企业业务绕不开的“坎”,也是制约小企业融资的难题。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环境。所谓“良好”,并非要求“优惠”,而是要求“较为公平”。目前而言,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与此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存在着通常所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是全国的基本现状,也是浙江省的基本现状,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情况。[6]
2.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融资难”矛盾同样突出
从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的企业来看,问题同样存在。数据显示,2013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有300家受到来自资金成本上升的影响,占到60%。有218家企业认为融资难,数量比上年有较明显的增加。有310家企业的新增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占比高达62%。同时调研显示,银行为民营企业存在融资歧视,平均贷款利率至少高出10~20个点,个别行业甚至更高。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银行对部分行业民营企业抽贷现象突显。[7]
3.变形走样的联保互保制度放大了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变形走样的联保互保制度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暴的导火线。在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担保链的断裂株连了区域内不少企业,传染性令人担忧。地方政府纷纷出手,制定指导性文件、建立政银企协调会、设立应急基金等,国务院也及时出台相关意见,开展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创新试点,较好减缓了金融风暴爆发。也应看到,担保链困局尚未真正破解,特别在部分敏感市县,导致联保互保制变形走样的环境依然存在,深层次反思与综合性改革亟须加强。
作为增信的重要方式,联保互保古今中外均有之。互保指企业间互相担保获取贷款;联保指三家及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现实中,联保多表现为A为B担保,B为C担保,C为A担保,形成一个担保圈,本质上是互保。互保在国内广泛兴起于农业银行针对农户缺少抵押物推出的一种贷款方式。2006年前后,此种贷款模式被商业银行广泛用于中小企业担保,又以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甚。
作为一种正常的融资模式,互保在国内变形走样,滋生了系列担保链困局,困扰了经济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部分银行未遵守降低互保风险两原则,即一组企业互保,每次只允许一户借款,还清之后下一户才可再借;互保企业的业务景气需不相关或负相关,不宜是上下游或同业企业互保,以免出现系统性风险。现实中,因银行监管不严,互保企业多可同时申请贷款,上下游或同业企业也可互保。二是企业可能被动陷入互保圈。目前部分企业卷入互保圈并不是因其真存在资金需求,而是被有交情或业务关联的企业拉入,但多存在A对B经营信用情况了解,却对B同时拉入的C、D等不了解,更对C、D等建立的新互保圈不了解,而易陷入担保链困境。同时,部分银行为拓展市场并降低风险,多要求高风险企业拉入乃至主动介绍优质企业来为其风险背书,而存在道德风险。三是部分企业把互保作为过度信贷渠道。因信用体系不完善等,同一企业可同时加入若干互保圈,来多次申请贷款;通过设立多个子公司,建立内部化互保圈,来获取贷款,而使部分“胆大”企业变异为融资平台。与此同时,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实施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加上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健全,使得经济畸形高涨,“胆大”企业则利用“太多、太容易”的互保贷款投机于房地产、煤矿、钢材、有色金属、股市等领域,或向“胆小”企业放高利贷,形成滚滚热钱。随着经济高烧退却,煤矿等资源价格下跌、房地产景气下降,担保链困局随即在部分城市出现。[8]
A与B互保,B又与C互保,环环相扣,形成了链状的担保链。与此同时,B又与D和E联保,C又与F和G联保,且来自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担保链的传导远不是“一条线走到底”那么简单。它是发散型的,有平行的线,有纵向的线,是网状的,不是剪断其中一条就可以了。而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此前一些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已经变形,在银行的“支持”下,部分企业过度融资,从事非主业投资,“投资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一些企业甚至已沦为融资平台。
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是浙江省区域经济风险的表象和集中暴露。其成因,从金融技术层面来看,网状担保链之所以能织成,是由于中小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不高和缺少抵质押物,融资面临较大约束。互保通过企业间相互担保分担个体违约风险,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行模式。浙江“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特色产业集群,和企业家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融资,也是重要原因。
2008年次贷危机后,在中央颁布刺激政策的背景下,投融资环境宽松。部分企业在融得资金后进行了房地产、矿产、造船、光伏等领域的投资,有的甚至直接从事高利贷生意。当国家政策收紧,外需疲弱之时,一些企业的资金链便难以为继,一些风险显露。[9]
注释
[1]杨轶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倒闭的原因和对策[N].中国经济时报,2014-09-03.
[2]刘元春、闫衍.2014年将是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EB/OL].中国经济周刊2014-04-0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4/01/c_126341095.html.
[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讨2014全年经济形势[EB/OL].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730/173253533.shtml.
[4]瞿宜同.昔日民营经济特区 今朝跑路新常态 泉州曝失联企业名单[N].华夏时报,2014-09-19.
[5]胡金华.苏州25亿集资案黑洞:优先掩护官员投资撤出[N].华夏时报,2014-12-06.
[6]融资问题成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瓶颈[EB/OL].中国经济报告2014-06-19,http://www.96871.com.cn/page/province/qsgk/rzfw_xwdt/2014-06-19/2275786818737267.html.
[7]谭林.人才缺乏成影响民营企业500强发展最主要因素[EB/OL].新浪财经2014-08-18,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40818/105820042049.shtml.
[8]秦诗立.破解担保链困局需有顶层设计[N].浙江日报,2014-06-03.
[9]高翔.浙江担保链困局 银行频频抽贷链式风险仍在蔓延[N].上海证券报,201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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