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海洋渔业生产工具与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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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宁波海洋渔业的发展，近代宁波沿海渔民在从事生产作业的过程中开始根据不同区域和鱼品种采用不同的作业方式和工具。总体而言，宁波海洋渔业生产工具分为渔船和渔具，按照距离海岸线的远近不同，渔船可分为近海渔船和远洋渔船。就宁波海洋渔业生产的状况而言，大部分均为近海渔船，渔具则包括在潮间带捕鱼的渔具和在渔船上搭载的渔具。

第四章　近代宁波海洋渔业的发展

海洋渔业的历史分期和政治领域的时间分期是不重合的，政治史中的近代是从1840年来进行划分，广义的经济史则以明代江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规模出现作为近代的起点。而海洋渔业领域，不同生产环节的近代分期也不尽一样。如海产品的销售而言，相比古代而言，咸丰年间海产品的大批出口与进口和古代海产品销售有明显的不同，而渔民群体的显著变化则可以从清乾隆年间对近海岛屿的大规模开禁来审视。不过总体而言，宁波海洋渔业发展的近代分期，从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而言，应该是从清代乾隆末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作为整个宁波海洋渔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分期，近代宁波海洋渔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分界点，一方面传统的海洋渔业在这一时期达到量的高峰；另一方面由于海洋渔业生产的瓶颈及外来压力，这一时期的宁波海洋渔业不断出现新的因素。而真正意义上的宁波海洋渔业的近代化转型是以1904年江浙渔业公司在上海的创办作为起点的。

随着宁波海洋渔业的发展，近代宁波沿海渔民在从事生产作业的过程中开始根据不同区域和鱼品种采用不同的作业方式和工具。总体而言，宁波海洋渔业生产工具分为渔船和渔具，按照距离海岸线的远近不同，渔船可分为近海渔船和远洋渔船。就宁波海洋渔业生产的状况而言，大部分均为近海渔船，渔具则包括在潮间带捕鱼的渔具和在渔船上搭载的渔具。

（一）渔船

渔船的出现是渔民从滩涂向海洋进军开始的标志。近代以后，随着渔业生产的逐渐扩大和沿海人口的逐渐增加，渔船的种类开始拉架，大小随着渔船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数量日益增多。到清代末期，宁波沿海的渔船，有溜网船、张网船、摇网船、大捕船、对鱼船、小对鱼船、舢板船、拖网船、摘网船、网椿船、猛网船、插网船、紧网船、滚钓船、穿洋船、水仙船、七团舢板船、八团舢板船等不同船型，但船只结构大致相同，只是由于加装不同的捕鱼工具而显得略有不同而已。就宁波而言，其大部分船只结构在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一书中有详细介绍：

船制：上面整木圈口两根，两旁前后整木各六根，再上□舱箍帮。右名橹前，左名橹后。后用掉挺贯舵，下有舵合，□装海底。阑外藉含舵管，再后阁艄。大桅前三舱，后五舱，内两阑头，有弯木靠帮肘，面盖平基。极前浪头，极后艄头，内各穿弓，势树三支，此两处系鱼工宿息之所。

船度：长四五十尺至八九十尺，宽七八尺至十四五尺，深三四尺至七八尺，板厚二三寸左右。

船篷：大船皆用，篷内前两旁眠楼各两层，后两边航灶米柜。

帆樯：有四合，有五合。极小船用两合，止在沙边采捕，不能往洋张网。帆宽七八尺至二三十尺，高十余尺至五六十尺，大樯与船同长，余递减。

撬板：两扇在船两旁，长十余尺，上宽二尺左右，下宽三四尺，船行时用在下风，船大亦用匟水，置在两参之下。

绞轴：前一条起锚，后一条起舵，又大船有盘车，更便于起锚起网。^[1]

明清时期，宁波渔船数量多有变化，明末浙江沿海“宁、台、温大小舡以万计”^[2]。到清代雍正年间，浙江沿海渔船有“一千四百九十三艘，每年消长不常”^[3]。至清末，宁波沿海仅墨鱼船就有四千余艘。如1872年8月22日《申报》报道：

海关记事簿，论宁波捕墨鱼生理有云，此生意于宁波甚为大事。凡船属宁波者，共有四千艇，属近处者另有三千艇，皆于英四月择吉数日内仝出海。自海视其船出口殊可谓美观，潮汛既退，船皆解练挂帆，陆续而出，锣音冲天，人声极为热闹。逾一时，观望海面至涯岸，满目皆船，掩木无隙处。至船皆出，乃于海面聚会，然后各自分段捕鱼，直捕至英七月始返。所捕之鱼必晒于海岛上，成功须三四日，如天阴下雨，则鱼不干，故渔者多赖天气晴明。渔船之外另有饷船来往交接，由宁波出海载有粮食颁送于各渔船，回宁则装有各船所捕拿已干之鱼也。此宁波乡民四月之役，今年所捕共计有六万担，始出以天气阴湿，鱼未得干，而低货颇多。乃幸此后天时较晴，所捕得者尚不少，渔者多乡人，返宁后皆归家，或种地或做他业，俟明年仍旧出海云。^[4]

对于晚清时期宁波渔船的总数，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中加以推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浙江沿海图说》，按照不同区域对宁波沿海的商渔船只数目作了记载，由于清代实行“商船换照”制度，商船在领取渔照后也是可以捕鱼的，因此在计算宁波沿海渔船数目时，将商船归列入渔船是可以的（见表4-1）。

表4-1　晚清宁波商渔船只数量

续表

资料来源：〔清〕朱正元：《浙江省沿海图说》，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图4-1　在港停泊的渔船

据表4-1的统计，晚清宁波沿海渔船总数约有七千艘，另有商船近千艘，占整个浙江沿海商渔船只总数的4/5。如果按照区域分布，渔船分布超过千艘的镇海、宁波、象山及岱山全在宁波府辖境内，这些区域皆紧靠舟山渔场。如果我们按照渔船的种类进行统计，宁波沿海渔船的数量见表4-2。从其数量看，对船的数量最多，大对船、花头对船和红头对船加起来有2300余对，4600余艘船，其次为墨鱼船和大船。对于不同种类渔船的区别主要是看其捕捞方式。

表4-2　晚清宁波渔船分类统计

注：表中对船为一对的数据，对船为一对两只。

资料来源：陈训正、马瀛等：《定海县志》册3《鱼盐志•渔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69—274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沿海区域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出现渔民租赁渔船下海捕鱼的情形。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二十日福建晋江县上奏闽浙总督的奏章中就指出其县内沿海居民“北洋生理熟识，即在温、台、福、宁一带租赁船只捕渔看网为业”。要求总督府饬令浙江沿海温、台、宁等府所辖各属县，“申严私租船只之禁”^[5]。

另外，晚清状元张謇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后，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购买一艘德国蒸汽机拖网船“福海”号开始，我国的海洋渔业就逐渐走上了渔船机动化作业生产的道路。此后，活跃在舟山渔场的不仅有老式的木质渔船，还包括新式的机动化渔船。“海洋捕捞渔船机动化的结果，不但扩大了捕捞作业范围，更增加了捕捞强度，兼之网具材料和助渔导航设备的改善，捕捞强度更是大为提高。”^[6]

（二）渔具及其附属设施

我国海洋渔业的渔具种类十分繁杂。明代残刻本《渔书》第十一卷，将渔具分为网类、类、杂具、渔筏等若干类。这是我国系统记述渔具分类的较早典籍。近代水产界人士经过调查研究，把我国传统的海洋渔业渔具分为“网具、钓具和杂具三大类十五小类”^[7]。就宁波沿海而言，使用比较广泛的为张网和乌贼笼。

1.张网

张网类中有打桩（樯）张网、抛碇张网和船张网三种，宁波沿海使用的主要是前两种。

清代沈同芳所著《中国渔业历史》中有关于打桩张网的记载：“打桩船惊蛰出洋，小暑回洋。先在各岛构结草厂，候风静浪平之日，定向打桩，迎流放网。其网用麻线结成，以四竹横直并行，撑成见方一丈之口，自口至尾约长三丈，内容逐渐减缩，视之如方底立锥形，横眠水中。口角出四索并系于独辘（转环），再由独辘系索，量水深浅，牵至桩头。扣牢网口下二角，各用十六斤方砖镇压。随潮涨落，四面旋转，流急则伏于海底，流宽则浮至水面。每船舵手六人，厂工四人，用网五十口。所获之鱼，种类不一，俱用盐腌渍制成咸鱼燥鲞。但此法无论渔汛盛衰，不能移改别处。”^[8]文中所述，系指宁波打桩张网情况。

抛碇张网有双碇和单碇两种，“一般大型双碇张网，一船只用一网，其中的大捕网主要用于捕捞大黄鱼产卵鱼群”，是浙江北部沿海一种主要渔业，以岱衢洋和大戢洋为主要渔场。网具是锥形的囊袋，分前后两部分，前部是网筒，后部是王囊。网口周围1600目，逐渐向后减目至200目为止，网囊横列为75目，不增不减。网目尺寸自前至后递减，网口的43毫米，最后的30毫米。全网长35米左右，以苎麻线织成。全网以栲皮为染料，新网连染两次，以后再使用中经常施染，夏秋季更要缩短施染时间。^[9]大捕船在大黄鱼汛后，可转移渔场兼捕其他鱼类，延长作业时间。

2.乌贼笼

乌贼生活于岩礁间，特别在产卵期喜栖息在洞穴暗处，利用这种习性，制成乌鱼笼以捕获。“其渔具由鱼笼、干绳、支绳、沉石及浮筒等组成。有死笼和活笼两种，死笼作业固定于一处，活笼可随时转移。鱼笼腰鼓形，两端开口，以竹篾编成，开口处装设倒须，倒须口与笼口相连处留约三分之一不扎死，以便由此取出乌贼。笼口直径33厘米（倒须口略小），笼中部直径42厘米，笼长82.5厘米。以长82厘米的宽竹篾纵向编穿在鱼笼上，用以结系支绳。死笼的干绳是以篾丝和稻草混合拈成，直径30毫米，每条长100米，笼系30个。支绳用稻草拈制，直径8毫米，长约1.6米，一端与干绳结系，另端结系在鱼笼的宽竹篾上。活笼不用支绳。大沉石每块重35～40公斤，用于水深流急处或有更重者，系于死笼的干绳两端。活笼不用大沉石，仅以每块重2.5～3公斤的小石放于笼内。竹制浮筒，直径13～15厘米，长半米，每条干绳用两个，系在干绳两端，使之漂出海面，以为标志。浮筒绳直径8毫米，长于水深2～3米。”^[10]

3.灯塔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近代宁波沿海渔民的渔业生产不仅包括捕鱼所用的渔船和渔具，也包含灯塔等其他辅助设施。对于远离大陆捕鱼的船只，在碰到狂风暴雨天气，是很难在海上辨别方向的，这时沿海地区的灯塔就成为渔民在海洋中的希望。近代宁波沿海商渔民在出海贸易捕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港口设施的建设。相比当代复杂的港口设备，在晚清浙江沿海最主要同时也是商船渔船最为关心的就是灯塔的设置。1884年3月2日的《申报》报道说：

宁波镇海口外之洋面岛屿混杂，商渔等船暮夜往来恐有舛误，前经税务司勘定定海厅所辖之白节山小板山添建灯塔两座，现已工竣派人看守，每夜点灯远照，以便瞭望而利行船。税务司恐未周知，已照会关道出示晓谕矣。^[11]

宁波沿海的灯塔除了政府出面修筑外，还有寺庙自发设置以及沿海商渔民集资修建，灯塔既有土灯塔又有现代化的灯塔。到晚清，宁波沿海灯塔基本覆盖主要航线上的港口区域（见表4-3），这为沿海渔民渔业生产提供了很大保障。

表4-3　宁波沿海灯塔分布

资料来源：〔清〕朱正元：《浙江省沿海图说》，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明末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浙江不同区域的经济形态和民俗风情作了准确的概括：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12]

如果仅就浙江沿海地区而言，可分为杭嘉、宁绍和温台三部分。杭嘉地区经济在明清时期的浙江省就属于非常发达的地区，其中嘉兴的乍浦港一度成为浙江省的重要港口，所以这一区域的海洋渔民人数很少。该地区沿海的捕鱼船只主要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渔船。而宁绍地区的渔民则存在半渔半农的特点。即大部分渔民都是一边从事农业，一边捕鱼，完全以渔业为生的人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宁绍沿海居民都是在沿海渔汛期加入捕捞阵营中的，一旦渔汛结束，“除渔户终年捕鱼外，农民仍归垄亩”^[13]。这从宁波地区每年渔汛期的捕鱼状况就可以看出来。宁波地区的渔船数量近七千艘，如果以每艘船平均5人来计算，其参与捕鱼的渔民将近4万人。如1884年2月5日《申报》登载了一封表彰宁波地方官关心渔民生计的来函，内中披露了鄞县渔民人数等信息：

敬启者，鄙人生长鄞县之东湖，足下履城市者念有余年。日前宗府宪带同邑绅亲诣东湖，察看冲决塘隄，举办渔团保甲。值此海防吃紧之际，仰见府宪之尽心民事，保障海滨，其阅视湖堤殷殷询问，多方指示，允为筹拨公款，赶于年内一律兴工，免使春水泛滥，有碍田禾庐舍，并携带志书，凡遇堰坎无不细加详考。其勤渔团以探捕乌贼渔船为大宗，此间附近各村约以渔为业者不下三四万人，蒙允用官轮船保护渔商。内地外海设立公所，设有渔船被盗以及斗殴各事，只须就近报明公所即为缉捕，每需拟发旗帜、门牌以分良莠，所有从前一切衙厅漏规繁质概行裁减革除。府宪之恩泽渔民籍食官民连络，可谓详且尽矣。闻湖堤之监工委员乃鄞县巡司葛存愿少尉，练达有为，存心公正，举办渔团之委员乃衢山弹压局单立勋参军，现经道宪特调回宁。闻各渔户云欋山自金匪启兰抗粮拒捕毙官滋事以后，单公与主夫衢以来已历数年，凡有衢岱以及各海山头无不怀德畏武，良善得以安居乐业，绅士则为华志青茂才，素经宗府宪遇有地方河工庙□电报词讼渔团等事，府实倚任愈重，而华茂才之声价愈高矣。鄙人心关时事，恨无寸长，闭户居家，优游岁月，目睹宗府宪如是贤劳，诚吾乡之保障，用特率布敷言聊备贵馆采择，并乞列入报中以申钦仰为幸。^[14]

但根据同时期宁波渔团局的统计数据计算，光绪三十二年（1906）宁波地区渔民总数为7019人。^[15]浙江其他沿海府县也是如此，如温州府永嘉县，内河渔户六十户共140人，外海渔户六十五户共390人。^[16]由此可见其大部分参与捕鱼的并不完全是渔民，这在晚清时期更为明显。当时的渔船更多是雇用形式的生产。就绍兴地区而言，其会稽县专门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在清宣统年间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仅四百户而已。^[17]因此，就宁绍地区来说，专门从事捕鱼的渔民并不多，更多的是半渔半农。当然如果考虑到宁绍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在海洋渔业捕捞总的区位优势（接近舟山渔场及上海消费市场），宁绍地区从事间接渔业加工和销售的人数会相当可观。而温台地区经济比不过杭嘉平原，也不及宁绍，所以在海洋渔业生产领域以温台渔民势力最为强悍。他们除了在温台交界渔场捕鱼之外，在渔汛期间经常远赴崇明和宁绍沿海捕鱼。以舟山为例，其舟山岛及附近岛屿“每岁鱼利，合计当不下数百万民，皆驯良谙习水性，惟台州帮较为桀骜，为匪者往往出其中”^[18]。而温州“地属海滨，多系采捕，穷民驾扁舟而涉洪波，采取鱼虾觅蝇头以为仰事俯畜”^[19]。总体而言，宁波沿海渔民以宁绍为主，温台为次。就明清宁波沿海从事捕鱼的渔民数量而言，要想统计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宁波沿海岛屿的开发，大批滨海居民迁往海岛。这些岛民除了在海岛上种植山芋等耐旱作物为生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出海捕鱼以维持生计。如《浙江省沿海图说》一书对舟山一地记载：

舟山山多田少，每岁仅足三月之粮。山间半已开垦种山芋（亦名地瓜），以佐民食，一遇亢旱，人力无所施。然丰岁亦仅足半年之食，常赖海产以补地利之不足，每于三四五等月（俗名渔汛），卜岁入之丰歉焉。^[20]

岛民的这一生产特点，使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宁波沿海岛民的数量来大概了解宁波沿海从事捕鱼的居民数量。根据晚清朱正元在《浙江省沿海图说》一书中对于沿海岛屿居民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浙江沿海岛屿居民大概有五万户，而宁波沿海岛屿居民约三万七千户。如果以平均每户2个成年劳动力而言，宁波沿海仅岛屿居民从事渔业生产的大约就有7万人左右。他们平时在海岛上种植山芋，稍微大点的岛屿还可以种植水稻（人数超过1000人的岛屿一般都能种植水稻）。宁波沿海岛屿居民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象山、镇海及松门附近，其他区域岛民并不是很多，岛屿开发方式与岛屿周边渔业资源的多少是有一定联系的。岛屿居民仅仅依靠农业产量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唯有向海洋进军，大量捕捞渔产品，以与大陆居民换取生活必需品。而距离渔业资源越近的岛屿，所能捕捞渔产品的潜在数量越大，供养的人口也越多。

就宁波沿海单个普通渔民而言，其生活是比较艰辛的。尤其是在海岛上的居民，除了种植的少量水稻和山芋外，主要靠渔汛期捕鱼收入。如果运气好，不仅个人能大赚一笔，也能带动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这样使人觉得渔民的生活是非常不错的。如1891年9月25日《申报》对宁波的一则报道说：“本年渔户出洋米捕，获利至二千余金。因出赀特召京班搭台演戏，兼放烟火，盒子异样新奇，十色五光，令人目为之炫。”^[21]但是渔民这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一旦渔汛期不能收获足够的渔产品，往往陷入困境，同时还会影响其他以渔业为生者的生路，如鱼贩等，1899年7月7日《申报》报道说：

宁波访事友人云，东南乡下张渔贩张某等人以本年渔汛不旺，亏累难堪，先后驾舟回乡。穷极计生，探知各处花会盛行，获利非浅，遂于某日纠集多人扮作赌客，至定桥某甲家佯为猜压，旋即入内搜括，不意冥索移时，一无所得，不得已将甲劫去，勒令备银取赎，甲倔强不依，张遂送交地保，令送县请惩，未知县主何以处之。^[22]

由于沿海渔民生计来源的单一，及对海洋环境的熟悉，在捕鱼不能维持生计之时，许多渔民往往转为海盗，危害地方。如1893年7月22日《申报》报道说：

定海厅属之岱山，商贾聚凑，人烟稠密，鱼盐两项出息甚繁。岱山又有一镇，名小门，瓦屋数椽，供□菩萨二尊，每当渔船回洋时点香烛供牲醴以示虔诚。渔船停泊之所，每有盗船混迹其间。盖渔之与盗，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年渔船出洋，不甚得利即为绿林豪客，竟在定海道头公然停泊，居民被窃，告知营汛。定海镇戎立即饬营捕获，探知小门为盗渊薮，又饬营兵严拿。岱山居民密通信息，帮同擒获至四五十名之多。讯知该盗等大半籍隶台州黄岩等处，收押候办。该盗兔脱者，遂迁怒于居民，纠党潜来，将小门地方房屋付之一炬，焚至一日半之久，共毁二百余间。虽有官兵驻扎其间，亦熟视而无可始何。夫养兵所以御盗也，今则盗不畏兵，兵且避盗，是有兵不啻无兵也。国家也何必虚糜奉禄，以养此有名无实之兵哉。^[23]

不仅是浙江宁波的渔民，一些福建赴宁波捕鱼的渔民，如果在渔汛期没有收获的话，往往在此转为海盗，以打家劫舍来维持生计。“每年春冬二汛，闽省渔船往浙江采捕，各计千余艘，从中奸良不一。出洋之后，若逢鱼汛旺盛，则依期返棹。倘遇鱼汛失利，奸梢匪船，游移海面，大则行强抢劫，小或偷窃割网，靡所不为。”^[24]这种亦渔亦盗的情况，对于政府来说是相当棘手的，也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对渔民和海盗的鉴别非常困难。为此政府在制定有关渔业法规的时候既严格控制渔民出海作业活动，同时通过救济、减免税收等方式，减轻渔民负担，以防止渔民流而为盗。如1885年4月15日《申报》刊登一篇了镇海一地发起赈济沿海无业居民的情况并为之叫好的文章。报道说：

日前有镇海施赈募捐小启及公信一函嘱本报亟列入，细读一过而叹此举之法良意美，有足令人拜服者。盖不独其仁德厚意，为可感可泣，即其深智远识更有可钦可佩者也。其中所言镇海自遭法人开战以来，其有力之家莫不迁徙他去，以避风鹤之警，独有贫无力者不能动移，故甘在枪林炮雨之中，而未尝动足。夫所谓贫无力者果何等人哉？按其人数初时已有八千人之多，继而相持日久，战事未已，彼前此他徙者亦反而归，至于约计一万余众。此芸芸者，岂皆鳏寡孤独与夫痴聋跛躄穷而无告者哉。大都此等穷民，多系家于海滨，素无恒产，板屋一椽，家门数口，所以谋衣食者，胥藉烟波一叶，以为口实。此其人沿海各处皆有之，今而适值法人肆扰，一片汪洋无际，为若辈所朝罾而晚罟以代耕织者，忽化而为狼烟鲸浪之区。若辈舍此别无谋生之计，则惟有坐以待毙而已，何从得迁徙之资，即暂时迁移，何从得糊口之计哉。夫若辈既生长海滨，久习于风涛之险，深悉夫水性地势之远近浅深，钓游之地，衣食之乡，言之皆不啻如聚米之可以为山，划地之可以成图。只以际此时势，无可施展之技，则不得不隐忍而无可如何。然忍于一时者，未必能忍而终古也。人情迫而至，于无可如何则铤而走险，亦属必然之势。此等人大半无家眷者居多，即或有之，亦俱能相助于烟波缥缈之际。非若饱食暖衣，画眉靓妆，但知袖手静坐，暇则吸淡巴菰，作叶子戏，以消白昼者，设或愈持愈久，则彼无食可谋，必有变生意外者。有此八千及万余之人数，亦华官一大棘手事也。且此犹易治者，法人在彼，终日游奕而不敢遽而相攻者，彼岂有爱于甬洋各海口哉。特以引港无人，浙海防务又布置处处周密，故徐徐不即发。度彼法人之意，苟非两国言和，则必将有一场血战于浙江洋面。观其购延引港人甚为汲汲，孤拔在宁以西人之引港者索价四万至七万嫌其太巨因电致巴德诺脱，请其在沪代雇宁波轮船之引港。巴使误会雇得之后，迄无所用。彼之欲雇引港至于如是之急，设有汉奸引诱，告知法人，以此种人深知水性，熟谙海道，法人因而悬重利以啖之，则此辈正在无可为生之时，忽有此绝处逢生之地，岂有不为所诱者。虽曰法人在口外，若辈在口内，一时不易联络，然暗中潜煽，安知无人，一或内变，其患滋大。故讲前者早经著为论说，谓沿海居民凡有谙于海洋业为捕渔者，皆当援照左侯相在两江时兴办渔团之法，编其丁口，籍为保甲，教以步武，使之守望相助，或竟招入兵籍，以防他变。原亦虑此辈或有意外之虞。今镇海沿海各居民至于无可谋食，不能迁避，而犹能坚忍不动，则其人亦类多略知大义，不肯蠢动，于以益见本朝德泽之厚，与夫官宪教化之深，实皆可怜而更可感者也。顾有此若干之良民而竟听其辗转于沟壑，则又安忍？于是各绅禀请邑侯首先捐廉，先为施粥之厂，日已需米二十余石。现在改为发米，则去者已归，人数更众，需米更多。此而苟无人焉为之别筹良法，其何以计长久。乃镇海各同人皆深知此意，亟思援手，不得已而书启征捐，以期众擎易举，集腋成裘。此诚莫大之善举矣。第恐法人近日虽已有言和之信，并传闻三月朔日为停战之期。然即使法兵初退之后，若辈一时尚难全苏，所以善其后者尤不可无款。故苟有见此启而慨为捐助者，不特为镇海一隅计，实亦为中国大局计。不但博施济之仁声，亦且杜奸宄之穷发，是一举且不止两得也。呜呼！自东南各善士办理赈务以来，历有年所，而南北数省之地，凡有灾区均沾实惠，实足以辅官赈之所不逮。而近年以来，直隶及山东赈务犹未能止，再加以镇海筹捐，似乎财源将匮，殊有为难之势。然而灾荒连年不绝，而各省灾黎绝未闻有某处迫于饥荒以至滋生事端猝有变故者。一则由于本朝深仁厚泽，有以入人之口浃乎髓而沦乎肌。一则由于东南各善士义粟仁浆赶先□助，俾中泽哀鸿得以安集，不使铤而走险。盖自古办赈以来，从未有如今日者矣。事既有益于国家，则一粟一丝亦足以千古。目下镇海施赈尤为先务之急，吾知慷慨解囊襄成义举者必不乏人也。余因此举之仁义并至智识兼优，故乐为书之如此。^[25]

另1904年9月26日《申报》报道说：宁属各渔户因今岁墨鱼收获不佳，齐赴船局领请暂免照费，俟来年一律呈缴局员胡大令禀请宁波府尊喻太守转详省宪，现已邀准，遂于某日出示晓谕矣。^[26]

注释

[1]〔清〕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万物炊累室类稿：甲编二种乙编二种外编一种》（铅印本），中国图书公司1911年版，第27—28页。

[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续修四库全书》第5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闽浙总督满条奏遵旨逐条查覆金铎所陈海疆事宜折》（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2页。

[4]《望海观渔》，《申报》1872年8月22日。

[5]周宪文：《福建省例》卷23《船政例》，“商渔船只设立循环填注送核”，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大通书局1999年版，第634页。

[6]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7]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8]〔清〕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万物炊累室类稿：甲编二种乙编二种外编一种》（铅印本），中国图书公司1911年版，第24页。

[9]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10]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