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法国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在17世纪,英国一部分贵族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从城市工业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已同时深入农村,以致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为其政治上的同盟者,共同领导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这一时期的法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日益发展,但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并不是法国的特色,一般说来,经营农工商各业是被贵族所鄙视的。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中,阶级力量的配备,不同于英国,他们找不到新贵族为同盟军,只有同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平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这说明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革命意识发展到比英国更高的阶段,必须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英国更加强烈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有足够勇气去进行革命。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迟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法国的革命也就比英国的革命彻底得多,因为没有同贵族妥协和联盟。
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期,正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在科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积极扶持下,法国大型的手工工场纷纷建立,大力推进对外贸易,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也不断在各地出现。但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当时法国的土地垄断是比较突出的,在2700万人口总数中,贵族仅有14万人,牧师仅有13万人,而土地的分配是:国王占1/5,地方团体占1/5,牧师占1/5,贵族占1/5,小自耕农占1/5。这个时期,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除了地租外,还要向教会和国家缴纳直接税性质的田赋、什一税、国税、人丁税、财产税;间接税性质的盐税、酒税、烟草税等。此外,还有高利贷者敲榨农民的骨髓。由于农民的极端贫困,连简单再生产也无力进行。18世纪初叶的农业收成比前一世纪减少了1/3,从而国家收入急剧下降。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对外进行了四次战争,到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国家财政赤字已达到25亿利弗尔,等于国家每年财政净收入的32倍。
虽然法国的工商业经过重商主义政策的扶植,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上,出口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科尔培尔所特别注意的只是大企业,例如他创办了上百个制造出口商品的“皇家手工工场”。一般手工工场,由于人民购买力的萎缩、市场狭小,发展比较缓慢,因此,法国不能依靠对外贸易来供应政府及挥霍无度的宫廷的庞大开支,只有靠增加税捐来维持;而僧侣和贵族是免税的,结果财政负担几乎完全落在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在苛捐杂税的重重压榨下,农民破产,农村凋敝,农业衰败,已经达到了极点。军事工程师兼经济学家佛班曾经指出,1/10的法国居民都过着乞丐的生活或接近乞丐的生活,在剩下的4/10的居民中,又有三分“生活得十分恶劣”。因此,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人民起义不断出现,如17世纪60年代的“贫民战争”(1662)和“欧迪热起义”(1664),18世纪初的卡米扎尔起义(1702)等,都是规模较大的人民起义。总之,人民要求变革的思想非常强烈,直到最后发展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事实雄辩地说明,科尔培尔主义政策破产了,它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咒骂。经济学家们看到这种情况,一致认为要替法国所面临的危机寻找出路,首先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于是他们鼓吹重农思想,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同时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观点,抨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措施。在这些经济学家中,作为重农主义的先驱者,有布阿吉尔贝尔和康替龙等人,他们都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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