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

西斯蒙第不同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只研究财富，不能算是政治经济学，而是货殖学。因为货殖学的教义是：用少量的费用，增殖大量的财富。但是，西斯蒙第同意古典学派的把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把生产视为积累财富的唯一渠道的主张。他强调指出，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人的享受。因此，不能忽视人。既然如此，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成为政府科学的一部分，它本身必须是一门实践的管理的科学，其目的就在于保证国民的物质利益，服务于国民幸福的增长以及财富在最大多数人民中间的分配。所以，“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样，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收入或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实现它的目的和要求，给大多数人以最大的物质福利。

这种观点首先使人感到，它似乎是在重复边沁的哲学，的确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欧洲当时是很流行的。不过，西斯蒙第的功利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他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只能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它既不能有利于工人阶级，也不可能有利于小资产阶级。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以财富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探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有一定的正确意义的。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的缺点，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一般化和永恒化，看不到各种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特征，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质，从而，不懂得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把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倒退了—步。他不仅忽视了研究客观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而且还把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政策混为一谈。我们知道，研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生活，是属于国家经济措施体系的范围，它是服务于一定阶级利益的具体工作方针；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它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据，但不是经济政策本身。

由于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所持观点的不同，西斯蒙第进而责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说他们把财富和人抽象化，只讲求生产，忘记了人，忘记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说他们只看到生产过程中生产手段的牺牲，完全忽视了人的痛苦；只知道生产成本中的工资费用，没有把这种费用联系到人的消费活动；说他们只是追求事物的影子，忘记了事物的实体。

这种责难，主要是对李嘉图的抽象法而言的。西斯蒙第写道：“在他们手中，科学变成空论，甚至脱离了实际。最初以为只要理论摆脱种种偶然情况，它就会变得更为清楚和容易捉摸，但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的新经济学家，立论十分含糊，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理解，原因是我们的智力不肯承认他们所要求的抽象。这种反感本身是一种警告，如果我们在各种互相联系着的道德科学中，把原理孤立起来，除了原理之外就看不见别的东西，那我们就离开真理了。”他还说抽象的立论，常常是一种欺骗。

西斯蒙第反对抽象法的主要理由是：工业制度的复杂性，不适合于抽象方法。其实，他说的刚好相反，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只有用抽象方法，才能从其中舍弃一切次要的、非本质的、外部的、偶然的东西，抽出本质的、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正因为李嘉图采用了这个科学方法，使他能够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价值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这是他的功绩。

对李嘉图来说，他也没有忘记了人。在他研究分配问题时，并没有把人抽象化。他所看到的人，是有阶级烙印的人，是资本家、地主和工人。相反，西斯蒙第所看到的人，则是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这些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是实际“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实际上，西斯蒙第在他的论点中所强调的，是一个消费问题。他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人，意即忽视了人的福利，更具体地说，就是忽视了人的消费。所以，他说：“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消费和销售太不注意。”这个责难，是和他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主张“生产服从于消费”的论点联系在一起的。

西斯蒙第的见解，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生产是一个自然范畴，而决定消费的分配关系则是一个历史范畴。由此出发，他主张“分配”或“消费”应该从“生产”中分割出来，就一定历史时期，独立进行研究。他不知道，所谓分配关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及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这种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因为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组织既包括生产本身，也包括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环节，并不是互相独立和彼此脱离的，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统一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生产的社会规律决定着其余各过程的性质。“所以，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西斯蒙第极力想把消费提到首位上来，要“生产服从于消费”。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本末倒置的，反过来说，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则是正确的。马克思说，“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障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

由于西斯蒙第的“最大多数人”的“实际福利”，是要依赖国家干涉来实现，所以，他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主张。古典学派从“经济人”的观点出发，断言人的正当属性就是利己主义，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动力。如果每个人顺着利己心理来活动，则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社会全体的利益，政府的干涉不仅常常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

西斯蒙第不同意古典学派这个论点。他认为古典学派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逃脱更大的灾祸，也许不是全体的利益。“它是一个人劫掠他的邻居的利益，而后者的利益是让前者劫掠，以免遭到杀害（假若劫掠者持有武器）。但是，一个人由于另一个人使用武力而被迫放弃，它不算是社会的利益。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社会组织，每个时刻都有类似的强制，虽不常常是同一种类的暴行，但常常是同样危险的对付。”

西斯蒙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依靠剥夺小生产者起家的过程，看到小生产者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无异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各阶级利益协调的、和谐的社会，这是他进步的地方。但是他没有看出，在自由放任政策下，充分发挥作用的价值规律，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起到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它破坏着以前的诸国民性并推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达到极端……促进着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