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的经济思想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靠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得来的。但是革命后资产阶级很快地与革命人民对立起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当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还没有成为“自为阶级”，但他们在革命中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在雅各宾党掌握政权期间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已使资产阶级吓破了胆。资产阶级在惊悸之余，立即改变他们的斗争方向，把矛头转向劳动人民，致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阶级斗争状况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反映，必然加强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这时，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受欢迎了，资产阶级需要的是利用古典学派某些弱点来捍卫本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所以，18世纪末（1789年以后），法国重农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就客观形势说，它已落后于实践，因为工业兴起，比农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结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最高峰发展之日，却是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之时。于是，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从英国输入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捍卫他们的利益。萨伊看到这个机会，便挺身而出，自愿做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传播者。但萨伊不像李嘉图，他使用一种过滤器，把斯密学说中的科学成分分离出来，而保留下非科学成分，以迎合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萨伊是法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各国庸俗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不仅把古典学派的一切弱点集合起来，而且加以“发展”并使之“系统化”，从而赢得了资产阶级的颂扬与吹捧，被奉崇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权威。

萨伊（J.B.Say，1767—1832）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清教徒的大商人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到英国求学并在那里完成学业。当时他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表示十分景仰，曾赞扬说：“我们诵读此书，深感亚当·斯密以前尚无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二十三岁时，他服务于法国财政部，同时在一家保险公司当秘书。法国大革命后在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他积极拥护并加入军队；但是，当雅各宾党上台以后，他立即离开革命队伍而成为它的反对者。

1803年萨伊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初版问世。该书以通俗形式解释斯密的经济学说并使之庸俗化，萨伊生前共出过五版。但是从1805—1813年期间，由于他拒绝支持保护关税政策，拿破仑政府禁止发行他的著作，于是他离开学术界，开办了一个棉纺厂，自己当经理。拿破仑政权结束，波旁王朝复辟后，他又恢复研究工作。1816年，他在法国埃西尼大学主讲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法国讲授这门课的第一人。讲稿于1817年出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简答》。后来在1829年出版了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全集》，内容非常广泛，但基本观点与《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一致的。1831年被聘为法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年逝世。

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检验经济宪法的科学；或者说，它是一种研究若干法则用于处理财富的科学。由于“财富不依存于政治组织”，所以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政治学，它的目的在于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于是他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生产、分配和消费。交换被放在生产论中一并说明。这就是所谓的“三分法”。这种划分方式，被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广泛地加以采用。

显然，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第一，它使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特殊的历史范畴，用一般的、抽象的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分析，代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实际上，任何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不能把生产只是看作物质生产的技术过程，抽掉生产关系。那样，就无异于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技术科学，把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一般的物质资料生产；然后又把物质资料生产的几个因素——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土地），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三要素，从而偷换了它们的历史范畴的特殊概念。其目的在于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永恒化，掩盖了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第二，割裂了特定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分配和消费原是受生产约束而从属于生产的有机联系的环节，不能把它们分成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从而抹杀了生产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分配特点——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对立。

但是“三分法”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按照社会生产总过程中不同的段落和特点区分为几个部分，改变了以前经济学家只选择某些经济范畴进行探讨的毛病，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较为系统化、规范化，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在方法问题上，萨伊认为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完全适用于经济科学的研究。他责备以前的经济学家把政治和经济混同起来，使经济受到政治的干扰而不能自由活动，认为应该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使经济学变成一门“纯理论”的科学，就像对待物理学一样，去探讨它的规律性。这样，他就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一般自然科学等同起来，用人与物的关系代替人与人的关系，企图建立起“客观的”“超阶级的”“永恒的”理论原则，使之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这种方法，无非是从表面上抹杀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而在实质上达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目的。它是一种在思想上容易欺骗人民群众的伎俩，无怪乎资产阶级把它吹捧为“严格的科学方法”。

萨伊的价值学说是与他的生产观念相联系的。关于什么是生产这个问题，他针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不管任何生产部门，“自然”都与人们进行合作，不仅农业生产而已。然后他替生产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因此，凡一切工作，无论从事于工业、农业或商业，都是生产行为。这里，他说生产不能创造物质是正确的，因为生产只是改变物质形态，并没有创造物质。但是说生产创造效用，或者创造使用价值，就不够全面。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对资本家来说，是为价值而生产，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然而，在萨伊看来，“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即使用价值决定价值，因价值渊源于物品的效用，所以为效用而生产，也就是为价值而生产。这种观点，显然已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或者说，是把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同起来了。由于这种混同，因此，他认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各种要素，也就是创造价值的要素。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和土地，从而创造价值的也是这三者。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息，土地创造地租，这三种收入分别是使用生产三要素创造效用时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从而它们也就构成企业家的生产费用。这样他就得出结论：生产费用决定效用；由于效用决定价值，所以生产费用也决定价值。

这个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效用和价值，它的大小如何确定呢？他说：“每个物品的价值的规定，是任意的和不确定的。”因为它是由市场价格规定的，即购买某物而付出一定的货币就决定某物的价值。所以“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

这个价值尺度的价格又是如何决定呢？他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比例地上升；反过来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

把以上所说归纳起来，萨伊的价值论有如下观点：效用决定价值；由于生产费用决定效用，所以生产费用也决定价值；价格是价值的尺度，从而价格也决定价值；又由于价格决定于供求，因此，价值最后由供求决定。所以，说来说去，他的价值论实际上是供求价值论；但供求又受到生产费用的调节。他力图以这种价值论去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萨伊的价值论已经包含分配论，因为适应着生产三要素的观点，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各自从生产品价值中取得一份相应的报酬。这样，它就割裂了社会剥削阶级的收入同工人劳动的联系，似乎各种收入都有自己独立的源泉。他力图由此证明，工人是不被剥削的，他们所创造出的相当于工资的那部分价值，已得到报偿，因此，他们不能要求全部产品的价值，同时他也力图由此证明，工资的变动不会引起其他收入的变动，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完全和谐一致。显然，这是与李嘉图的分配学说唱反调。它的辩护性是昭然若揭的。

这个时期，由于产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状况趋于恶化，于是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机器生产对工人阶级的就业和生活将发生什么影响？萨伊说，新机器的应用，可能引起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暂时受到排挤，但归根到底还是工人阶级占便宜，因为机器的采用会使生产扩大，从而工资基金会进一步增加，他们又将在别的生产部门得到就业，可能就在生产这些机器的部门及其相关部门得到雇用。这就是萨伊的“补偿学说”。其实，随着新机器的采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的失业必然有增无已，工人生活状况必然趋于恶化。

萨伊的市场学说，是他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中表现，曾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称之为萨伊的生平“杰作”；萨伊本人被视为否认经济危机的倡导者。

萨伊否认生产过剩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在商品交易中，货币只是一种瞬间起作用的媒介手段，而不是作为价值的贮藏。所以当交易一旦成立后，即可发现是用物品支付物品，甲种物品构成乙种物品的需求。这是因为每一次卖出都代表着一次购买；反过来，每一次购买也是代表着一次卖出。总之，一种产品生产必然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他说：“假使一个商人说，我要拿我的呢绒换钱，我不拿它换别的东西。我们不准使他相信，除非他的顾客先把他们的产品卖了钱，否则他们拿不出钱来买他的呢绒。”人们也许告诉他：“你说你只要钱，但我说你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其他货物。你要钱干什么？不是要买原料吗？不是要买你所经营的货物吗？不是要买维持生活的食物吗？因此，你所需要的是产品而不是钱。”

这段话里萨伊还加上一个注释：“纵使谋得货币的目的在于窖藏或埋藏，但最终总是用以购买这种或那种东西。如果守财奴不这样使用它，得到它的幸运继承人也必定把它这样使用，因为货币就它本身说，除用以购买东西外没有其他作用。”

萨伊还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由此，他得到的结论是，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

根据这个“定律”，萨伊竭力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如果一种产品过剩，那只是因为别的产品过少，或者说正是由于某些产品过少，别的产品才形成过剩。所以，与其说是生产过剩，不如说是生产不足。由此，他提出解决生产过剩的办法是：只要进一步扩大生产，克服生产不足，便可消灭生产过剩。理由是：生产越发展，商品就越容易卖出。但是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维护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竞争下，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自动调节的作用。当某种产品过剩时，其价格必然下降，从而利润减少，生产收缩；反之，另一种产品过少，其价格必然上涨，从而利润增加，生产扩大。还有，当产品滞销出现时，意味着消费正在下降，储蓄正在增加；储蓄增加，使利息率下降，结果推动投资上升。这样，消费不足就被自动的投资所抵消。如果不是“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对经济横加干预，自由竞争必然会使各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趋于平衡，生产过剩现象立即消除。

“萨伊定律”当时就遭到西斯蒙第的反驳，后来更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以前，它一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具有支配力量；自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正宗”地位后，才趋于没落。在漫长的时间里，由于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加鉴别地接受萨伊的观点，致使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的研究受到一定的阻碍。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于是供应学派兴起，“萨伊定律”又被该学派奉为圭臬。但是频繁的现实危机，“萨伊之流的饶舌”终不免再度为人们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