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和方法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1842—1924）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职员家庭，他的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写过一本《人的权利和妇女的义务》小册子。祖辈都是商人，反对国教。他九岁时才开始读书，中学毕业后，在叔父的支持下于1861年考入剑桥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做研究员，后来任数学讲师。不久他的兴趣从数学转向物理学，继而又转向哲学和伦理学，最后转到经济学上来。据说他研究经济学是受到约翰·穆勒著作的影响。1875年他到美国调查保护贸易实况。1876年他同一个名叫柏莱（Paley）的女子结婚。翌年马歇尔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任学院主任，夫妇俩人共同讲授经济学，并合著《工业经济学》一书，1879年出版。1885年马歇尔受聘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当时英国政府把马歇尔看作当代经济学权威，聘他为顾问委员。1924年逝世。

马歇尔的主要著作有：《国内价值与国际贸易》（写于1879年，死后出版）、《工业经济学》（1879）、《经济学原理》（1890）、《工业经济学纲要》（1899）、《工业与贸易》（1919）、《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

马歇尔的代表作是《经济学原理》，据说修改七次后才出版，1890年以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直被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为教科书，包括中国在内。可见他的庸俗经济学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马歇尔认为，他正在进行研究的经济体系其复杂性是如此的纷繁，人类行为的动机又是如此千差万别，这就有必要寻找一种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把那些可变量降低到可以处理的地步，使人类行为容易予以衡量。马歇尔所找到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抽象法，但在使用上不是属于科学的抽象。他想从经济现象中挑出一个变数，或者从一定时期的经济结构中挑出一个部门，并假设这个部门的活动，比如说这个部门调整自己的生产，不会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值得重视的影响。换句话说，他的假设是把发生于真实世界的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都禁锢起来；又假定其余条件不变，对考察对象只做局部分析。这种假设本身说明了它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

他还认为，规律性的发现，也只有假定作为它们的基础的力量能够易于衡量，才能够被找到；而这些力量本身乃人类行为的产物，受着广泛的各式各样的人类动机的支配，经济学家必须把这些有助于衡量客观事物的人类动机抽象化，以便引向客观计量。虽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是可以衡量的，但由于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经济利益，都同货币发生了关系，就可以根据这种单一的共同分母——货币，对经济动机进行衡量。马歇尔相信这个“货币的衡量标尺”足以衡量和记录各种市场价格和各种心理的、主观的动机的力量或强烈程度，由此衡量了每个购买者恰恰愿意支付所购买的某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数额；也衡量了售卖者克服其他机会的吸引，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定份额及其愿意出售的价格。所以价格反映了买者和卖者的动机力量。经济科学能够成为相对严格的社会科学，就是因为货币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价格所提供的各种“动机力量”的无比的严格尺度在其中起作用，于是人类的动机就可以根据市场价格去进行衡量而得出结果。这样，马歇尔对经济活动中的规律性的探索就变成了对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研究。

马歇尔研究价格问题时，同样使用抽象法去探讨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由此解释均衡价格的形成。他任意抽出一个个别的小企业来进行讨论，企业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各有其运行的轨道，当这两条曲线相交时便构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它反映人的心理因素的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马歇尔所使用的抽象法，不是从客观世界的事物中去对主要的、本质的特性进行科学的抽象，而是从主观世界把人的心理因素抽象出来，通过价格这个中间环节，再把问题拉回到心理上去。这样的抽象分析，自然不可能形成科学的概念和获得科学的结论，因为它是主观主义的非科学的抽象。

在马歇尔看来，每一个个别企业只生产市场产品的一小部分，所以它的产品变化不会影响产品的总供给，也不影响价格的形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力量也许要发生变动。这样从不变动的前提推理，必然会导致一种与变动不能并存的分析结果。马歇尔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选择了折中的方法，即一方面承认变动不能消除；另一方面采用“静态”的假设来把变动降低到易于处理的程度。在静态情况下，消费者的爱好和生产技术条件依然不变，允许人口和资本缓慢地以同样速度增加。企业有升有降，但是总有某些厂商被认为在一个企业中可以充当其他厂商的代表。市场价格变动不是完全不存在，但由于价格会在长期中受到调整而被舍弃掉。这就是马歇尔的被称为简化设想的静态分析方法。他声明，他的静态的概念纯粹是一种分析的思维产物，利用它来对付现实世界中许许多多的发生作用的变数。马歇尔正是利用这个思维产物把他的均衡价格学说建立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供给状况和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可见，他所使用的静态分析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矛盾。

但是，马歇尔在研究方法上，也没有排斥归纳法。他说，经济学家也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在研究问题时，必须从事实中搜集论据，经过整理和解释，从而求出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所探索到的经济现象互相依存的、因果相互联系的知识。认为，每个原因，假如没有什么东西阻止它，就有产生一定的结果的趋势。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原动力。

究竟发现什么真理？他的答复是：发现经济规律。认为，任何真理和规律都是一般命题或一般趋势的叙述，或多或少可靠，或多或少确切。经济规律或者经济趋势的叙述，是这些涉及人类行为中的主要动机能够同一种货币价格予以衡量的社会规律。他还指出，经济规律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的属于必然有益的规律，它们也许值得想望，但不是绝对必要；它们既可被创造出来，也可予以废除。他嘲笑那些说“供求规律不能废除”的人是无知者。认为，供求与价格的关系，如无其他干扰而改变其趋势，则会倾向于产生一定的结果，但是社会能够影响它的结果，比如战争时期，价格上涨会受到控制和阻止。

显然马歇尔完全不懂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不懂得它是经济现象间的本质联系。经济规律既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能因新的经济条件的出现而产生或失效。人们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它们，或者影响它们的结果，但不能创造和消灭它们。

马歇尔的方法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经济学的生物化，把经济学看作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他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观念、进化论、天然淘汰、生存竞争等来解释经济现象。认为社会组织和生物有机体是同类的，因此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显然，他这个观点是受了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影响。他自己就曾说过，要把斯宾塞的观点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斯宾塞是一个庸俗进化论者，他把生物界的规律搬到社会学中，创立了反科学的“社会有机论”，用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然的“永恒性”。他从动物器官有营养、分配和调节三个系统，来论证人类社会也具有这些不同的器官：劳动者可提供营养的职能；商人担任交换即产品分配的职能；产业资本家掌管生产调节的职能。马歇尔把斯宾塞的社会分工的观点完全接受过来，运用到经济学领域。

另外，他还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把生物界的进化原理说成是唯一决定一切社会发展的原理。然后，他从进化论观点引申出“连续原理”。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生物界一样，也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渐进就是继续演变，不断进化；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异。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封面上写了“自然界不能作飞跃”的拉丁古语作为格言，据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缺点，但只能用渐变的改造方法予以克服，不能采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来推翻它，因为自然界不能飞跃。

马歇尔的上述论调是反科学的。他不懂得，人虽然是生物界的一员，但人的本质不在于人具有生物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这因为人能够生产生活资料，而且是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而动植物只能适应自然而生存。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决定于生物学的规律，而是决定于社会经济规律，也就是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既然是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其运动形式就有进化形式和革命形式——革命形式是飞跃的根本质变的形式。马歇尔否认了后者，目的在于逃避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同时，用发展的“渐进性”原理，散布改良主义思想，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

“连续原理”的运用，他还有一个意图，就是为他的综合的、七拼八凑的经济理论寻找哲学根据和否定不同的经济学派之间的本质的差异。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一开始就说：“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就好像时常遇到的旧朋友，穿上新的服装。”这种说法，除了为自己的没有创见的学说辩解外，还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一笔抹杀，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变革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