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

战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开始，货币经济学发展成为两大流派：即凯恩斯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70年代以前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说居统治地位，7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其实两派的学说渊源都是来自货币数量说。货币数量说的公式，有费雪方程式和马歇尔、庇古的现金余额说的“剑桥方程式”。费雪方程式前面已讲过，其公式为：MV=PT，或M/P=T/V。剑桥方程式为：M=KPY。M代表人们手中经常保存的货币量，亦即货币需求量；Y代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量，亦即国民生产总量（代替费雪公式中的T）；P代表一定时期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K代表人们经常保存在手中的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PY）的比例关系。M=KPY表示社会的货币供求处于均衡状态。

剑桥方程式与费雪方程式比较，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费雪方程式中的M是指实际参与交换的货币，剑桥方程式中的M则是指保存在人们手边准备参与交换的货币，费雪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进行一定交易量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剑桥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众希望持有多少货币来进行一定的交易。剑桥方程式中的K相当于费雪方程式中的V的倒数，即K=1/V，因此V=1/K；剑桥方程式的M=KPY，可改写为M/P=KY，M/P表示人们手边的货币可以支配的实物量，KY相当于费雪方程式中的T/V。最后，两方程式结果相同。

两个方程式的经济学家，都应用货币数量说这一理论来说明：在产量不变条件下，物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大小。但货币数量的大小是相对于需求来说的，如货币供给量增大，造成货币供过于求，于是人们支出增加，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反之，物价下跌。这种表述有其必要的前提，即V或K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其数值。这个V和K作为固定不变的常数，又包含两个前提：①人们经常在手中保存的货币量可能换得的实物量与实际产量（或收入）同比例增减。因此若物价不变，实际产量（或收入）提高一倍，或减少一倍，则M也相应增加或减少一倍；同理，如实际产量或收入不变，物价上涨或下跌一倍，其原因必然是M增加或减少一倍。②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不受利息率变动的影响，即M不因利息率的高低而变动，因M总是与实际的或货币的收入保持着固定的比例，即K不是一个受利息率影响的常数。

这种以货币数量变动为因，物价水平的变动为果的论证，它不仅被认为适用于金属货币流通，而且适用于纸币流通。不管怎样，它都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了。

凯恩斯早期服膺马歇尔和庇古的“现金余额说”的货币数量理论。后来他对费雪和剑桥两种货币数量说提出异议。认为，这两种货币数量说只强调货币对价格的影响，而排斥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是不对的。货币不仅与价格有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同产量、就业和工资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把货币决定价格的旧理论，改变为货币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影响的理论。这个转变被称为货币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

他对两种货币数量说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也提出异议。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可能稳定不变，因为它与货币数量存在着反比例的变化关系：货币数量增加，流通速度降低，结果抵消了货币数量变动的影响，从而对物价和产量也就影响不大。在他看来，货币数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利息率影响投资，再通过投资及乘数作用影响生产总值和就业。其进程为：货币失衡→利率变化→投资支出变化→产出和就业变化。货币数量增加，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才会引起“真正的通货膨胀”。

从货币需求理论看，凯恩斯认为，人们需求货币主要出于流动偏好的三种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根据这三种动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公式是：Md=KPY+L（r）。Md代表货币需求；L代表流动偏好的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r代表利息率。公式表明，货币需求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KPY，即应付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体现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叫做流动余额，因为持有货币是方便交易，唯一目的是购买货物和劳务。第二部分L（r），是应付投机需要的货币需求，体现货币执行贮藏手段的职能，因为持有这部分货币，不是为了在最近的将来花费在货物和劳务上，所以被叫做闲置余额。这两种需求的货币数量等于货币的供给量时，货币市场就达到均衡。

凯恩斯模式非常重视投机动机这一因素。因为在凯恩斯看来，货币冲力是通过货币的贮藏价值功能，即通过投机的或“闲置的”余额传送到整个经济。

关于投机动机，凯恩斯有一个基本假定：投机者为了在证券市场上获利，对未来的利息率变化持有一种无伸缩性的预期。意即证券持有人预测将来利息率的下降或上升不会再低于或高于目前已下降或已上升的利息率水平。而这种利息率缺乏弹性的预期，是相对于正常利息率来说的。正常利息率就是证券持有人预期当前利息率会回复到原状的那一种利息率。如当前利息率高于正常利息率，证券持有人预期将来利息率只会下降，从而证券价格只会上涨，于是他们宁愿持有证券赚取收益，而不愿持有货币，由此，对投机余额的货币需求就等于零。反过来，如当前利息率低于正常利息率，预期将来利息率只会上升，从而证券价格只会下跌，于是以货币形式持有他们的全部财富，以免购买证券遭受损失。这就是表明：在现行利息率低于正常利息率时，人们只持有货币；在现行利息率高于正常利息率时，人们只持有证券。同时也表明投机的货币需求与利息率的反比例关系。

总的来说，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旧货币理论不同之处在于：①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货币量变动主要是影响产量和就业，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货币量变动才影响价格。②货币除了作为媒介手段外，还有贮藏手段的职能。③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而是与货币数量成相反的变化。④利息率的变动会引起货币需求向相反方向变动，所以不能说货币需求不受利息率变动的影响。⑤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的确会引起货币需求的增减，但后者的增减在比例上小于前者的增减。

从货币的供给理论看，凯恩斯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在需求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就由货币的供给决定，即决定于财政和金融当局。由于利息率在凯恩斯体系中是决定投资的两个因素之一，因此货币的供应能够通过它对利息率的影响来影响投资量，从而决定就业量和国民收入量。既然政府操纵着货币的供应，它就可以通过发行通货，实行廉价的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赤字财政、发行公债（由银行购买也增加通货供应量）来降低利息率，促进投资和就业。这些办法，实际上就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现代货币主义，又叫新货币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传统的货币数量说趋于没落，凯恩斯学说取得支配地位。到了50年代后期，货币数量说又重整旗鼓，打起新货币主义旗帜，作为反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而登上历史舞台。新老货币主义的分界线是1956年弗里德曼（M.Friedman，1912—2006）在其主编的《货币数量理论研究》刊物中，发表一篇《货币数量说——重新表述》的论文为标志。弗里德曼的理论有继承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一面，它表现在：①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决定价格的变化；②货币流通量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③造成货币流通量变化的原因，与费雪提出的原因相同：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银行信贷政策（银行信用的扩张与缩小），黄金产量的变化。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的理论又有与传统货币数量说不同的一面：一是强调“货币最要紧”，货币变动对一般商业状况将发生支配地位的影响；二是重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在货币需求中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分析；三是运用容易得到的资料来估算可以稳定货币的需求函数；四是摈弃传统货币数量说的充分就业假设，因此，不是集中于价格的分析，而是着重说明货币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作用（包括价格和收入的作用）；五是采用马歇尔的供求曲线原理，从货币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相互作用来说明货币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与斯瓦茨合著《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1963）；《货币理论的反革命》（1970）；《货币分析的理论纲要》（1971）。

由于凯恩斯革了传统货币理论的“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货币主义者又以“革”凯恩斯的“命”而出现，所以自称“反革命”，并且写了《货币理论的反革命》一书。

首先，弗里德曼批判了凯恩斯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论点。他说：“经验证明，流通速度的运动对货币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加强而不是抵消。1929—1933年间美国货币量减少三分之一，流通速度也在跟着下降。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量都在迅速增加，流通速度也迅速提高。”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利息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引用美国1870—1960年的统计资料证明：利息率每增加或减少1%，货币需求只减少或增加0.15%。

最后，弗里德曼还用统计资料证明，收入每提高1%，货币需求就增加1.8%，而不是凯恩斯所说的货币需求将小于1%。由此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持存货币对占有财富的比例也在增加，即K增大或V缩小。因此，从长期趋势看，由于收入不断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是递减的。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是在早期货币数量说的基础上，以及在和凯恩斯理论的论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指出，他的货币数量学说主要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而不是一种产量理论，货币收入理论和价格水平理论。弗里德曼货币学说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货币的需求公式

弗里德曼认为，费雪的“交易方程式”着重说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在数量上所起的作用；马歇尔和庇古的“现金余额说”则强调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寄存”，也就是把货币看作是一种资产。后者适宜于用马歇尔的供求关系来说明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因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就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互相作用的结果。

从货币的需求函数来说，它的决定是由多元函数表示的，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内生变量，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必须着重研究的问题。具体分析起来，货币需求是由总财富收入、各种形式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预期价格变动率，以及其他影响货币效用的变数等多种变量决定的函数。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总财富收入，但它无法测定。于是弗里德曼采用“恒久性收入”代替总财富收入。这样，货币收入就主要决定于恒久性收入。

弗里德曼认为，剑桥方程式M=KPY，可以被看作是货币需求函数方程式，P、Y是许多变量的两个，K则代表其他变量。于是他沿着剑桥方程式提出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M表示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持有的货币量，加总即代表社会的货币需求总量；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M/P表示各个财富持有者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所能支配的实物量；f表示函数符号；Y表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平均恒久性收入；W表示个人非人力财富收入，或它与恒久性收入的比率（它区别于人力财富，为预防后者销路不佳而做好准备，特将W列为一个单独的重要变量）；rm表示货币的预期名义收益率；rb表示包括预期价格变化率在内的债券的预期收益率；re表示股票的预期收益率；表示商品价格的预期变化率，或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表示收入以外影响货币用途变化的其他变量。

如果把旧方程式M=KPY中的K代表弗里德曼方程式中除P和Y以外的W、rm、rb、re、等变量，则两者极为相似。弗里德曼指出，由于他的公式中的Y指比较稳定的财富水平（长期恒久性收入），而不是指当前收入（因为当前收入在短期内波动剧烈），说明新老货币数量说有着重要的区别。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式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又有什么区别呢？凯恩斯的方程式Md=KPY+L（r），或者表述为M/P=L（r，y）（强调利息率是重要决定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公式），如果债券利息率的r换成各种有形财富的收益率，或者说货币需求除Y外不仅取决于债券利息率，而且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由此增加了N个自变量，那么，除了上述Y的特定含义不同外，实际上的区别只是弗里德曼的公式增加了若干个自变量来表示对财富的特别重视；而增加的项目也是吸收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发展起来的。

从货币的供给函数来说，它所涉及的方面就比较单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即由法律和货币当局来决定。货币供给函数的公式为Ms=Mo。Ms表示货币供给量；Mo表示联邦银行决定的实际流通的货币量，货币供求均衡的破坏，从而引起物价、国民收入等发生变化，主要来自Mo的波动。所以货币供给量是很不稳定的。

（二）货币数量与收入、物价、产量的关系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与名义收入（货币收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货币数量增加很快，名义收入也会增加很快；反之，则反是。但就一般来说，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相应变化，平均是在货币增长率变化以后6～9个月；货币数量变化对物价的影响，一般又是在国民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后的6～9个月。因而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时间间隔，平均为12～18个月。就短期说，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产量；就长期说，早期货币数量说仍然有效，即货币增长率只影响物价水平。

总之，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量的变动可以影响收入、产量、物价从而影响整个经济活动。这个论点不同于凯恩斯的见解。因为凯恩斯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不决定于货币供应量，而是决定于有效需求；货币量只间接影响国民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现代货币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国民收入有直接影响。如货币供应量增加，一部分将被用来购买金融资产，另一部分被用来购买物质资产。前者引起利率下降（因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后者因与利率下降因素引起消费支出增加和投资支出增加，从而使产出和物价上升。所以货币供应量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货币最要紧”。

（三）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及制止办法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甚至有时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它会毁掉整个社会。比如说，由于它对收入起到强制性的分配作用，遂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它损害了生产组织结构，破坏了价格机制，使市场不能充分发挥有效组织生产的职能；在政治上它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主要根源，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推翻旧政府都是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其导火线的。

弗里德曼否认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以美国为例说，美国在内战后1865—1879年经济增长率是历史最高纪录，但在这15年中物价每年下降5%，总共下降一半以上，是美国历史上最持久的物价下降。他认为只有未料到的通货膨胀，才暂时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15、16世纪的新大陆发现，大量贵金属流往欧洲，引起“物价革命”，由此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收入再分配，它与蓄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是迥然不同的。

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只要货币增长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第二个命题像这一命题那样确凿无疑。如果政府的支出依靠征税或向公众借款方式来弥补，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因为这不过是购买力的转移而已。既然如此，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限制通货的增长率，使之与产量保持适当的比例。

（四）自然失业率和否定“菲利普曲线”

对失业问题，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的观点。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所应有的失业率。他认为，在长期内，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彼此消长、相互替代的“菲利普曲线”所表示的关系。如果由于通货膨胀，厂商虽然提高名义工资，但产品价格提高得更多，所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于是厂商增雇工人，扩大了就业，然而，一旦工人发现其实际工资下降时，便会按价格变化调整价格预期，要求提高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时，由于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成本上升，厂商便解雇工人，于是就业又下降到自然率水平，或者说失业又上升到自然失业率高度。可见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来降低失业的“菲利普曲线”是不灵的，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没有区分名义工资和对就业起作用的实际工资。

（五）“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坚信，对经济活动来说，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但是，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因为后者是把它作为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的宏观经济的两只手臂之一来灵活运用，前者则反对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既不主张用放松银根的办法来促进充分就业，也不主张用紧缩通货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他津津乐道的是适应长期增长需要的中性货币政策。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按固定年百分比逐渐地、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排除利息率、信贷流量、自由储备金等因素，而以一定货币量作为唯一支配因素的货币政策。按弗里德曼估计，美国现阶段的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货币和所有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每年增加4%～5%是最适宜的规则。因为按照他的估计，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随收入的增长而降低，每年需要增加1%～2%的货币量；又由于每年产量平均增长3%，需要增加货币量3%。所以这个“规则”，是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体相适应的，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步前进。

（六）收入指数化方案

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弗里德曼提出所谓“收入指数化”方案，主张把工资、政府债券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同消费品价格紧密联系起来。就是说，对各种不同的收入实行“指数化”，使其按照物价指数的变动而得到调整。他认为，这样就能抵消物价波动对收入的影响，消除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七）浮动汇率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竭力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他认为，由于实行固定汇率制才使美元膨胀蔓延到其他国家，引起别国也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因为在美元汇率出现下降趋势时，为了维持其他国家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其他国家（如日本、西德）不得不抛售本国货币以购进美元，从而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实行浮动汇率制，可以提供一种自动机制，保证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同时保护国内经济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自由活动，免受国际收支严重失调的损害。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实行浮动汇率制，据说，这是弗里德曼能够获得1976年诺贝尔奖金的主要原因之一。

（八）“负所得税制度”

弗里德曼主张政府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它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他建议取消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最低工资制、进口关税、出口限制和一系列的社会保险计划等。他反对累进税率，主张代之以一种固定税率的所得税；并规定课税最低限额和负所得税率，对于收入低于最低限额的人，可向政府领取差额部分乘负所得税率的金额。比如，目前四口之家收入课税的最低限额为每年3000美元，在负所得税率为50%的情况下，收入为零的家庭可领取1500美元的负所得税金额。但负所得税率不超过100%。弗里德曼认为，采取这种办法，对诱导贫困者从事劳动妨害较少，因而不影响劳动市场发挥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础上：货币数量说和自由放任主义。就前者来说，是强调货币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以为只要控制住通货供应量，就可以通过解决通货量增长不稳定问题，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这就像他的“单一规则”那样，把医治资本主义的一切痼疾想得非常简单和天真！诚然，货币量变动对于经济波动的反作用是存在的，特别是纸币与黄金脱钩后，这种反作用有时是比较强烈的。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从属于经济活动的；应该说，是生产领域的变化，决定商品运动，从而决定信贷领域的变化及货币运动。所以，货币量的波动和动荡乃整个经济机体失调的反映，不能本末倒置地把货币量变动说成是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

就自由放任主义来说，它已经脱离资本主义的现实。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已大大不同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时代，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和完善的价格机制已不复存在。自由放任的“经营”信誉，早已被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所粉碎了。弗里德曼这个复旧观点，反映了他的极端保守的哲学思想和唯心史观。它不仅在客观上违背了历史发展进程，在主观上也为垄断资本家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