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学派前期的代表人物

托尔斯坦·B.凡勃伦（T.B.Veblen，1857—1929）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美国威斯康星州边区农场一个挪威移民的家庭，在明尼苏达州的乡间长大。他在加里顿大学受高等教育，是J.B.克拉克的学生，后来一度转学霍普金斯大学，最后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凡勃伦性情孤僻，学问渊博，对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的造诣。但由于他持有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为当时一个人的神学修养被认为是讲授哲学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1890年以后，他找到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员工作，并且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同时讲授经济学，但不大受欢迎。后来到斯坦福大学和密苏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同样受到冷遇。所以，尽管他出版了十一本书，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树立了一定的世界声望，但始终没有被聘任为教授。

在教育界没有出路，1918年他到华盛顿粮食管理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当过《日规》杂志的编辑。晚年穷途潦倒，靠他的一个学生资助生活。他死于1929年，就在他预见到大危机到来之前几个月。

凡勃伦的主要著作有：《论有闲阶级》（1899）；《企业论》（1904）；《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1919）；《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遥领所有制》（1923）等。他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基础上，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心理因素分析，在制度学派中被称为社会心理派。

（一）《论有闲阶级》

《论有闲阶级》这是他的最流行的第一本书的理论中心。凡勃伦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冲突：一个阶级努力于社会生产事业；另一个阶级借助争夺的手段，坐享优裕的生活，并依赖资本的力量指挥生产。后一阶级他称之为“有闲阶级”，意即不劳而获的阶级。他说，有闲阶级积累财富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物质的、精神的（或神学的）、知识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消费上的挥霍，来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财富被视为代表权力、威望、荣誉和成功。所以，消费是为了出名。

由此，凡勃伦对有闲阶级追求虚荣的行为做了辛辣讽刺，说他们的高级的绅士帽与革履比起外观的衣袖破烂的人并无更多内在的美；花钱昂贵培育的花，并不比不花钱的野花更美丽。

这些有闲阶级的成员不干有益的生产劳动，而是尽干一些浪费、无用的事情。凡勃伦说他们的职业是“政治、战争、运动会和宗教活动。……有闲阶级从事这些职业，明显的动机的确不是靠生产上的努力来增加财富。在这方面，也像其他文化阶级一样，政治和战争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干这些职业的人去追求金钱利益，但它却是通过明目张胆的攫取和强占手段来获得。这样的职业显然是掠夺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二）论社会制度的演变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把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和生物进化相类似。他宣称，社会结构的演进是一种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社会进步是适者生存的思想习惯和个人被迫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结果。制度必须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变化。这些制度的不断发展即是社会的发展。不幸的是，现代的信条和现代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在变化过程中，文化总是落在后面。

凡勃伦说，今天的状况，通过了选择的、强制的过程，由于人对事物的习惯观念的影响，改变或加强某一观点，或者从前人接过某一种精神状态，就形成明天的制度。人在制度——即所谓思想习惯——的指导下接受早期的方式生活。由于制度是过去变化进程的产物，适应于过去的环境，所以绝不可能和现在的需要相一致。这些思想习惯、观点、精神状态和自然倾向本身就是保守的因素，即社会惯性、心理惯性、保守主义的因素。社会进化实质上是人们不再容忍过去一套思想习惯压力的精神适应过程。凡勃伦认为，如果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或任何阶级逃避环境的强制，那么，他们的观点将迟迟不能适应改变了的一般形势，因而阻碍社会的变化过程。富有的有闲阶级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变化的和再调整的经济强制的逃避地位。这个阶级的态度是“什么都对”。然而，当自然选择的规律应用于人类制度时，他们又认为“什么都错”。就是说，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现行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切就是错的，因为它们不能做出迅速的改变去跟上时代的步伐。

显然，凡勃伦的社会制度演进的观点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观点移植到经济学领域中来。这和他提倡“进化论经济学”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把社会发展说成是思想习惯的发展；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是思想习惯不断变化的结果。他否认社会经济制度有飞跃的突变，否认生产关系的更迭，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他的观点是庸俗进化论在经济学中的翻版。但是他承认新旧制度的矛盾，并且指出，专门从事掠夺的有闲阶级是力图阻止制度变革的阶级，这又多少含有一定的正确成分。

（三）攻击传统经济学

凡勃伦攻击边际学派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存在以下两个严重的缺点：第一，它们根据边沁的苦乐主义思想，把比较快乐与痛苦的享乐心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非常肤浅的。这不过是把人看作是受个人动机和利害关系支配的人；第二，它们根据上帝的意旨或社会和谐观点所提出的“改良意见”，纯属无稽之谈。

凡勃伦认为，自从享乐主义统治经济科学以来，科学基本上变成了所有权和收入分配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坚持享乐主义精神，价格学说就成为它的中心思想。因为在商业社会，人生计划就是赢利和亏损的计划，甚至生产和消费的理论，都是用所有权、价格和所得等术语来表达。这实质上是把自己降低为分配所得的一种学说。

因此，他指出，流行的标准理论，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论，只是一种为私有财产及其收入辩护的民间传说或神学。商业经济学已发展为捍卫商业社会的学科，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寻找的答案与绝大多数的居民无关。凡勃伦所关心和注意的是宏观的社会经济，而不是微观的价格、利润和所有权的商业经济学问题，从而他反对边际主义者的这种中心思想。

（四）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

凡勃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是从人的本能谈起。他认为一般人并不厌恶劳动，否则人类种族的生存就会遇到危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物种，就在于人具有控制环境的优越能力。人并非努力工作成癖，而是爱好成功成癖。除非过度工作的折磨，人是不会感到劳动的厌烦的，因为做工是一种本能，有益于种族的物质福利，从而天生地希望把工作做好。父母的做工本能，促使这一代人为下一代人改善生活。人们改进技术、保存资源，皆起因于做工的本能和希望哺育后代。这种本能特别在手艺人、农民、铁路工人、机器操作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中表现得突出。

接着，他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展开论述。其过程是：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逐渐让位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在手工业时代，市场是狭小的，企业是用谋生的观点在经营。在现代工业制度下，其显著特征是机械操作和追逐利润的投资。在机械生产下，市场和投资日益增大，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随之加强。由于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充，生产逐步走上专门化道路，社会各行业遂各自分道扬镳。这时，商品生产只是作为攫取利润的手段。两者可能产生冲突，特别是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的增长时，生产就要为利润而牺牲。假如有必要，大商人联合，有组织的操纵市场的公司或其他垄断形式会涌现出来，用限制生产的办法来提高价格。因为考虑赚钱优先于考虑商品生产，由此，做工的本能受到挫折，推销员的本能受到赞赏。“遥领所有者”控制着企业，阻挠增加商品生产，其目的是不让价格下降。他们迫使人和资本进入竞争厉害的经济部门，致使那里的状况变得更坏。经济混乱，可以从中渔利；经济越是不稳定，渔利的机会就越是多。当商品看涨时，狡猾的投机商人可以做多头赚钱；商品看跌时，又可以做空头谋利。大企业的兴趣是商品的可卖性，而不是商品对人类需要的有用性，因此它阻碍了进步。

凡勃伦的这些论述是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的，因为已触及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企业资本家扩大生产，受到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反映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重视商品的可卖性，轻视商品的有用性，反映了资产阶级贪婪行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大机器操作的生产力受到企业经营目的的约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他的分析着重于流通与生产的矛盾，没有透过现象去寻找这些矛盾的根源。

（五）论信贷与危机的关系

凡勃伦认为，信贷对于现代企业有一种特殊作用，只要现行的企业收益率超过利息率，借钱就能够增加利润。而且，那些能利用机会获得信贷的人，可以在竞争中廉价出售商品；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因此，求助于信贷就成为广泛争取的事情。在原有资本上加上一笔信贷，营运资本扩大了，但是在生产过程之外要支付一笔信贷利息，结果总收益只比没有信贷时稍大一点。由于利息率因借款人多而日益上升，于是投资的平均利润率便趋于下降。但是其实利息是利润的分割，它本来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他这里说的“总收益”和“投资的平均利润”，应该说的是支付利息后的企业利润。

凡勃伦从他的信贷观点引申到经济周期的讨论。他认为，信贷的扩张，使商人哄抬用在产业上的资本品的价格。这些货币价值增加的商品又可以进一步扩大信贷的附属担保物。但信贷的递加扩张是建立在虚弱的基础上，或早或迟，担保品的货币价值和按预期收益计算的财产的资本化价值之间必然出现差距。换言之，收益的提高并不与名义上的资本（资本加贷款）膨胀相一致。当这种差额（负债加净值超过实际资产价值）变得明显时，清算时期就开始了。在清算进行中，由于出现信贷停止，贴现率高，物价下跌，强迫抛售和产出降低等情况，经济危机即随之到来。由于贷款人占据了企业财产，从而企业便控制在少数人手中。

凡勃伦又从工人的工资变动来分析经济萧条问题。他认为，在繁荣时期，工人并非从工资提高而是从较充分就业中得到好处。但是当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时，高涨的生活费用降低了实际工资率。于是，货币工资也逐步相应于物价的上涨程度而提高，由此导致繁荣结束，边际利润下降，资本价值跌落，经济进入萧条。他说：“工业萧条意味着企业家们感到，在已设计的物质装备条件下，按原定方针和生产规模进行下去，不再能保证获得满意的利益，经营继续干下去已不值得，甚至还会使他们遭到金钱的损失。”

上面凡勃伦的论述是前后矛盾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繁荣是在实际工资未变动时出现的（实际上在繁荣时期，工资呈上升趋势）。后来，在物价上涨过程中，较低的实际工资恢复到原来水平，却引起繁荣的消失。其实，工资的高低是经济危机周期运动的结果，不是危机周期产生的原因；从繁荣走向萧条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化程度的产物。

凡勃伦认为，只要外界环境不临时插入干扰企业活动，财产资本化和收益能力的偏离是一种慢性趋势。大体上慢性萧条对充分发展的机器工业制度下的企业来说是正常的。暂时能够缓和慢性萧条的因素是投机性活动、贵金属的新发现和信用膨胀。如果用非生产性的消费和浪费包括扩军备战、公共工程的开支来挽救慢性萧条和下降的利润率，都不足以抵消现代机器工业的过剩的生产力，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有效地限制储蓄率。

在这种情况下，凡勃伦指出，资本主义呈现出许多矛盾：在生产商品的工业与产生利润的商业之间；在商品制造与利润实现之间；在做工的本能与金钱收入的盘算之间；在整个社会人民大众与遥领所有者、工业界巨头之间；在要求经济稳定与信用扩张之间；在指望按低价买到更多的商品的买者与按高价提供较少商品的垄断者之间；在切盼社会变革的人民与思想行动保守的领导者之间；在只求满足基本需要与追求浪费之间，都存在着冲突。利益的不协调，也在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中暴露出来。

（六）社会改革意见

如何解决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呢？应该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是，凡勃伦对社会主义持有一种既批判又赞赏的态度（当然，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他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妄言它是同义反复和故弄玄虚；也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只承认相对贫困化。另一方面，他又相信，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人类的本性会发现比竞争更崇高、更有益的社会活动。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逃避有用的工作和惊人的浪费，损失了一半的劳动。

这种观点，反映了凡勃伦所选择的是比较激进的改良主义的中间道路。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他提出了改革的设想。这个设想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领导社会的彻底改革，让他们操纵企业为公共商品而生产。改革的对象是：所有权、财政、怠工、信用制度和不劳而获。因为它们妨碍技术效率与进步。他认为，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整个社会的最好的代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在他们的指导下，才有可能推翻现行价格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赞扬技术人员的同时，他污蔑了工人阶级，把后者也说成是既得利益者。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已形成松散的结合，双方在讨价还价中互相做出让步和妥协，工业体系成为他们干涉的牺牲品。但是，整个社会、特别是工人的物质福利，决定于没有被干涉的工业体系的平稳运转，这只有工程师们能够完成。工程师们能够增进社会的物质福利，能为受人支配的阶级提供丰富的收入，因为他们干工作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所以，技术人员一旦联合起来，取得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追求利润的企业制度就会被摈弃，企业主的统治就会被取代。凡勃伦宣称，国家问题都可以由“技术人员委员会”来解决，不过这种可能性还比较遥远。因为现在的技术人员是驯良的、不受害的、吃得饱饱的，他们在很平静地满足于既得利益集团赐予他们的“盛满饭盒”的优待。

从凡勃伦的改革内容看，应该说是一个激进的方案，已包含消灭剥削的成分。要完成这些改革，实际上需要通过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仅仅靠他说的满足于自身温饱的技术专家来指挥，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流于空谈。

凡勃伦也深深地知道他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晚年他很赞扬苏俄的经验。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人类未来的前途持消极态度。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R.Commons，1862—1945）是一个通过实际活动，研究如何把经济关系归结为法律形式以改革经济体系的制度主义者。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小出版商，他教儿子学印刷手艺；母亲开一个供膳宿的小店以维持家庭生活。康芒斯二十六岁时毕业于奥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在一个印刷室当排字工人。接着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但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执教于韦斯里大学、奥柏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叙拉古大学。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我自己》（1934）；《集体行动经济学》（死后1950年出版）。

在叙拉古大学任教时，他经常标榜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单一税拥护者。四年之后，他被解聘。从这次经历中，他感受很深，写出下面一段话：“不是宗教，而是资本统治着教会大学。我后来找到了根本的理由，并且把它概括进我的制度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旧经济学家把财富定义为：拥有自己使用和交换的某些有用的东西。我却识别到它有双重含义。另一个含义是：从别人身上预扣他们所需的而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就有可能去区分财富和资产。我开始认为，经济学家和一般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在其后五年，康芒斯得到各种补贴和薪金去从事研究工作。1900年他首次编辑出版每周批发物价指数；但不久由于资助的老板不满意指数所反映的情况，被迫停止出版，使他又第二次失业。于是康芒斯得出一个结论：“失业是资本主义最凶恶的敌人。”

1904年他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此期间，他作为州长福莱特的顾问，起草了文职人员法，还起草了公共事业管理法提案。1911年，他又起草了将劳工补偿和防止意外事件结合起来的法律。1921年，他提出这样的观点：雇主对失业应负经济上的责任（它于1932年制定为威斯康星州的法律）。为了结束高利贷的盘剥，他协助制定了小额贷款法案，把利息限制在3.5%以内。他带头编写了劳工史，提倡劳动抚慰，鼓吹保护劳工的社会立法。

康芒斯和其他制度主义者一样，是从利益冲突，而不是把利益和谐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他说，经济富裕阶级是由于在收入分配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和保有世界上有限的财富份额的所有权而产生的。康芒斯不懂得从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来划分阶级，以至他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他认为，主要的利益冲突来自财富的生产者和财富的消费者之间的差异。这两个集团又可以分化出许多利益冲突的阶级，如买者与卖者、借者与贷者、农民与工人、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这些阶级再可以分化出许多附属的阶级，如小麦农场主、畜牧农场主、银行家、工厂主、商人、熟练工与粗工、矿业主、铁路所有者，等等。结果，集团内部是集体行动，集团与集团之间则是矛盾重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或者出现可行的利益融合，或者出现僵局，或者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要求再一次集体行动的强制——实际的政治和战争。它不是带来融合，而是排除冲突。除了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互相依赖和要求有秩序的稳定关系。本来作为社会现象，就内在地包含着冲突、依赖、秩序等具有矛盾性质的各种因素。它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是持续地、永久地作为必须重新对付的问题而反复出现。

显然，康芒斯的这种阶级划分及其矛盾分析是十分混乱的。他既混同了阶级和阶层，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去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完全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掩盖起来了。但是，他能看到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互相依赖和冲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辩证观点。

前面说过，凡勃伦把制度定义为广泛流行的思想习惯，康芒斯则把它定义为制约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他说，由于个人力量是软弱的，这就使他与协会和工会结合在一起。政府授予这些社团以独立自主的权力。国家本身则通过战争力量、租税力量、警察力量、法币力量等来干涉供给与需求，它鼓励或保护某些企业和职业，制止某些有害于整体的行为，引导个人和团体按一定的方向活动。

康芒斯很重视财产的含义。在1890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只注重有形财产。后来康芒斯参与法院起草提案时，加上无形财产的概念。他把无形财产解释为：从别人那里扣留自己需要而不属于自己的固定金额的权利。这里，显然是把无形财产视为不劳而获的权利。但是，他不像凡勃伦那样把它归结为敲诈和剥削，而是归结为习惯法概念的“合理价值”。

康芒斯比较了社会财富和个人财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财富决定于使用价值的丰裕；个人财产则决定于由价格计量的稀有价值。资本主义意味着为他人创造使用价值和限制供给以创造稀有价值的双重过程。因此，资本主义要求两种计量单位：工时和美元。第一种用来计量已创造的使用价值；第二种用来计量它的稀有价值。工时计量财富，并代表着一个生产的社会；与此同时，美元计量财产，并代表着一个所得的社会。

在康芒斯活动的那个时期，劳动工会还没有被广泛承认。他为工会辩护，说它是一种工人与雇主谈判表现集体意志的手段。通过集体谈判，个人意志就变成集体意志的一部分。当时政府干预经济被人们看作是可悲的事情，但康芒斯仍然主张扩大国家的权力以约束由于私有财产积累而出现的经济权利的滥用。他认为国家是作为一种矫正不平衡的公正力量而存在。比如，工人在工作中，有一种财产权，法院就应该予以保护，就像保护商人的利润权利一样。

所以，康芒斯对于劳动工会的开展是积极支持的；对工人阶级的某些利益是有所维护的。他的出发点，是力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调和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这样，他的改革方案就不具有什么革命性的变革内容，也没有凡勃伦那样激进；但是在当时也仍然代表着一种改良主义思潮。他的温和的通过法律改革的建议，曾部分地为资产阶级政府所采纳。他在制度学派中被称为“社会法律派”。

韦斯利·克莱尔·米契尔（W.C.Mitchell，1874—1948）是凡勃伦的得意门生。如果说，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理论上的奠基者，康芒斯是以政治法律手段调解集团利益冲突的改革家，那么，米契尔则是重视事实、以统计资料验证制度主义的研究者。所以，在制度学派中，他被称为“经验统计派”。

米契尔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父亲是一个农村医生，有严重足疾。在家庭经济困难下，母亲仍坚持送米契尔进大学读书。1892年，米契尔考入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第一班，后来又读研究院，189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最初在华盛顿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之后，在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周期及其原因》（1913）；《经济周期问题及其背景》（1927）；《论经济学与工业的关系》（1941）等。

米契尔不懂得演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补充的科学意义，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只承认后者的正确性。他说，经济科学是一种人类行为的科学；即使在那些把它定义为财富的科学的人手里，它也总是人类行为的科学。将来的经济学应朝着多调查、少演绎推理的方向发展。他发表于1896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写道：“众所周知，演绎推理可能把研究者引入迷途，除非它的结果为归纳法的调查研究所检验和纠正。”社会问题应该由人类行为的科学考察加以解决。他主张决不要为某一特殊弊病而立即采取补救的行动，而是敦促人们去做了解那些社会问题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只有在充分认识社会之后，才能明智地改造社会。

米契尔希望经济学成为一门解释如何谋生的科学，永远在变化着的世界中与活人打交道。这样才能使命题得到事实的验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米契尔在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五年，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问题，贯彻他的多做调查、少做推理、甚至少谈改革的主张。

米契尔认为，科学的发现，已经使生产技艺革命化，但是产品的分配方法则变动不大，因为经济学家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财富的生产上。这样一来，生产和分配之间反复出现的不平衡就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当两者的步伐不协调时，市场上就商品充斥，生产过剩，机器闲置，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和萧条就这样循环出现，结果造成社会不能按最佳条件来使用资源。

由此，米契尔把经济周期问题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他说：“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是专家们精心计划的结果；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协作则不能都说是有计划的，而是在生存斗争中无计划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赚取利润；企业之间的协作则受到种种有冲突的目标的限制。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由一个单独的具有权力的权威来按计划执行；企业之间的协作则依赖许多不能执行共同计划的权威行事，除非有一个能说服或强迫其他人的人。由于这些情况，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具有经济效益的特征；而企业之间的协作，则具有浪费的特征。”

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就细节说，是有计划地由技术来指导进行；但就总体说，既无共同计划，也无集中指导。除了在战争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短暂的经济动员计划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做出如何供养其人民的有系统的计划，而是继续依赖于有缺点的私人自动协作的努力。

这些叙述，说明米契尔已观察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之一，即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希望社会和国家小心谨慎地去实行社会经济计划，以克服最坏的经济波动，同时保持经济自由和增加安全。如何实现社会经济计划？他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怎样使人们希望完成的目标，从分歧走向统一；第二，怎样使零碎的、片断的个别计划，变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计划。显然，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统一的社会计划。

随后，米契尔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一套被称为富有特色的见解。概括起来，他的周期理论有四个主要论点：①经济波动是由货币经济引起的；②经济周期不仅在集体活动中波动，而且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③除了危机时期外，波动的涨落取决于预期利润；④波动不是由于轻微的或偶然的平衡的破坏，而是由经济本身系统地引起的。这些论点，完全停留在现象上甚至心理因素上考察问题。而且他还把经济周期的根源最后归结为商业体系的自动机能失效。这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流通领域的问题。

米契尔的主要成就，是把经济周期按照四个阶段来论述。他说：“复苏发展为繁荣，繁荣逐渐产生危机，危机转入萧条，萧条短时加深，最后产生新的复苏，又是另一个周期的开始。所以，经济周期理论必然是从一套商业状态自行转化为另一套商业状态的累积变动的叙述性分析。”

米契尔选择萧条时期之后的经济复苏为周期阶段的起点。周期开始，上涨的工资和较高的利润既刺激消费又刺激投资需求，乐观主义开始流行和传播，生产条件不断加强。到复苏阶段的后期，价格逐步上涨。未来价格的预期刺激着商品的订货，货币数量和信用随着商业情况的改善而扩张，利润因工资和间接成本落在价格之后而增加，于是扩大投资，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当投资是在投资品成本上涨的情况下进行时，固定成本便开始上升。这时，建立新工厂，成本增加，租金和利息相继提高，工资开始追赶上涨的物价；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分乐观、工人不再担心失业，结果企业设备的生产效率下降，管理能力下降，工人的工作效率下降，生产浪费增加。到繁荣后期，当最终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时，上升的生产成本便吞噬了利润。这些压力越来越严重，经济危机即接踵而来。这时，为了清偿债务和害怕破产，便大量抛售商品，造成物价下跌；而跌价的预期，又减少对商品的需求。结果，投资下降，失业增加，浪费萎缩，经济陷入萧条。

随着萧条的拖延，资本品已逐渐陈旧和濒临废弃。这时，一方面，新的资本品价格低廉，挣扎图存的竞争诱导企业家购买新的、更有效率的、低成本的机器设备，更新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消费者原来使用的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因陈旧过时，急需替换；增加的人口也将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空虚的存货有待于充实。于是，乐观局面开始出现，经济再次逐步上升，进入复苏阶段。

米契尔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阐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反复出现的现象，并结合固定资本更新来分析问题，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是他没有找到经济周期的真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