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思想史概论

现代西方财政学说产生的标志即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的有关内容^〔8〕奠定了现代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主要观点。概而言之，在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上，亚当·斯密认为必须坚持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大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政府制度的运作实况。亚当·斯密还指出，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政府的收支行为应指向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尽管当时尚未明确提出的“公共品”概念，但事实上，无论从实证研究的方面还是规范研究的方面，现代公共财政学的框架已初见雏形。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制度运作状况所作的考察说明了政府制度以及政策在现实中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而通过设立政府制度运作的规范目标并进而用现实状况与之比对的研究，则说明了我们对政府制度运作现状的合意程度及其可能的改进。现代财政学总体来看也不外乎这两个方面，即实证的财政学和规范的财政学。

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对财政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首先，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坚持把国家和政府看作一个被人们所利用的制度工具，而不是一个会自动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自为之物。尤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他彻底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财政学家在研究中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当作一个会自动为全民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超自然机构的荒谬的唯心主义假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工具；其次，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后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中国家应有的职能作出了科学的描绘^〔9〕。

19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当时市场制度在经济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历史现实，大部分西方经济学者将其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市场制度的研究之上，因此相对来说，有关财政学的深入研究较少。但就在这一阶段，西方财政思想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发展。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北欧财政学派秉承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研究前提的科学方法，深入地探究政府制度运作的内在机理，在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建立市场制度一般均衡理论的几乎同时，构造了“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这一成果完全可以与完全竞争市场假说相提并论。如果说以对完全竞争市场研究为先导的对一系列市场模型（比如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等）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市场制度的内在奥秘，那么以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为先导的、对一系列政府制度的研究同样使人们了解了现代经济运作中另一重要制度——政府制度的奥妙。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继承和发扬北欧学派的传统而发展壮大的。

20世纪西方财政学说发展史上的伟大学者首推凯恩斯。他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撰写了惊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改变了传统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职能的看法，指出在明显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政府有必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二是提出了总量视角的宏观经济概念，对以后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之后，长期占据西方财政学说主流地位的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萨缪尔森对财政学的贡献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公共品的概念，从而提供了一个判别政府和市场活动边界的规范标准，这就使规范的财政学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扎实和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继承和发扬凯恩斯思想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唯心地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作是一个能够自动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能够自动逆对经济风向进行适时的调整。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折中，萨缪尔森的论断显然与现实不符，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有关政策主张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受到了巨大挑战，滞涨局面的出现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解。

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之政府干预财政观受到重大挫折，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各非主流学派纷纷向其发起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仍然从宏观视角探究政府应有的作用，比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尽管他们各自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结论基本指向一个方向，即政府进行宏观干预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二是深入到政府制度内部，探讨政府制度的局限性，这些探讨又都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主要的学派包括以布坎南、阿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国学派。同样，他们的学说尽管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这一概念现在已被写进了绝大部分财政学教科书中。正是由于从新古典综合学派“政府无所不能”观点向“合理理解政府局限性”认识的进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财政实践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如重新私有化、消除赤字财政等，其共同指向是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的干预，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综上所述，现代财政思想史发展的主线其实质是对政府作用的理解。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这种理解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亚当·斯密所提供的“小政府”到凯恩斯及新古典综合学派所倡导的“大政府”，再回归到对政府作用局限性的重新认识和重新缩小政府活动的范围。正是在这样一个螺旋上升过程中，西方财政思想在不断地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