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派关于财政目标的论述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首时说到：“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日本的财政学家坂入长太郎认为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是指国民经济问题，后者就是财政问题^〔1〕，这样的讲法是有道理的。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财政目标”的概念，但其实他已经把国家经济分成“公”和“私”两个部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视之，公共部门的经济目标就是财政学的目标，而且财政目标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学目标的，必须和私人部门的经济目标相统一，那就是两者都要增加国民财富。那么，国民财富的增加靠什么呢？靠的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它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2〕。斯密还说到：“真实财富，就是该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一国财富的增加，就是该国的劳动年产物的逐渐增大。”可见，斯密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不仅如此，增加财富还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

斯密在论述税收原则时还提出了“平等”的观念：“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这其实是财政学的另一大目标，即公平目标^〔4〕。

总之，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明确了经济学的目标（这同时也是财政目标），这一目标无疑为财政学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是19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是继亚当·斯密以后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于1817年发表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后人视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书中主要探讨商品价值理论、财富分配问题、地租以及国际贸易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财政思想，他写道：“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5〕李嘉图还认为，“一国的生产量必然会随着资本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所以，如果人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非生产性开支继续不变，而年再生产量又不断减少时，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日益迅速地趋于枯竭，穷困和灾殃就会随之而来。”^〔6〕虽然李嘉图没有明确地指出财政目标是什么，但是从上面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到，他的财政目标观与亚当·斯密的观点基本上并无不同，那就是政府的活动要促进资本的增加，从而增进国民财富。为此，李嘉图发展和完善了赋税论，来进一步阐释他的如何积累资本的论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处在英国产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穆勒不可避免地受到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形成了折中主义经济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5篇中以动态理论作为理论与政策的桥梁，阐述了政府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财政理论。穆勒赞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财政目标，即政府活动应该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但这其实只是财政目标的一个方面，即从效率的角度来考察，财政应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穆勒显然还注意到了财政目标的另一方面，即公平分配的问题。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区分了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关于财富的生产规律与条件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其中没有任意选择的要素。人类所生产的物品无论是什么，其生产方法与条件都由于外界事物的构成及人类肉体与精神的固有特性。……财富的分配却不然，这纯然是人类制度的问题。物品一经存在那里，人类（个别的或集合的）就可随其所欲来处分。他们能以任何条件，将此种物品归他们所高兴的任一个人支配……所以财富的分配所依存于社会的法律与习惯。财富的分配所由而规定下的规则是由该社会统治阶段，按照他们的意见及感情制定的。那须随时代，随地方而甚有变异；如果人们愿意，其变异程度还可以更大。”^〔7〕穆勒在肯定亚当·斯密的赋税“四原则”的同时，对“平等”原则还运用边沁的功利伦理思想加以深化，从而将平等原则扩大到政府活动的一切方面，穆勒这样解释到：“为什么平等应该是征税的原则？因为在一切政府事务中都应遵循平等原则。既然政府对所有的人或阶级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都一视同仁，政府要求人民所作的牺牲也就该尽量使所有的人承受同样的压力；必须指出，这正是使全体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减至最低限度的方法。”^〔8〕可见，穆勒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分配来改良社会，他已经有了公平分配的财政目标的思想萌芽。

萨伊是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引进并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又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形成了19世纪前叶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学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篇“财富的消费”中阐述了他的财政观点。他说到：“政府应当善于随时权衡所要作的花费与预期的社会利益。政府的得不偿失的举动，都是愚蠢行为或犯罪行为。”^〔9〕这几句话其实也表明了萨伊对政府目标的看法，那就是财政，或者说是政府的经济活动必须要有效率，要比较政府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事情才是值得去做的，否则就不应该去做。萨伊是较早地提出用成本—收益计量的方法来考察政府财政活动的经济学家。直到今天，我们也用这种方法来衡量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萨伊财政思想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