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公债理论

在詹姆斯·M·布坎南看来，税收和政府借款都是一种“交换”的财政过程。税收是人们取得公共利益而支付的“价格”。通过一定的集体选择程序，如选举，人们将减少某一类实际收入（私人物品或服务）以获得另一类实际收入（公共物品或服务）。尽管税收具有强制性，但财政过程的这一基本的“交换”性质并不改变。税收的基本特征是“强制性”和“无偿性”，对人们收入或财富的无偿性减少，借此能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公债则不同，政府是根据资源交换原则来取得收入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购买或支出融资。同时，私人购买政府债券不像税收一样有强制性，甚至不是为了换取公共服务利益，而是换取政府向他们提供未来收益的承诺义务；或者说是进行一项由政府担保的投资活动。布坎南通过比较认为，对公民而言，税收意味着减少本期的实际财富，这一交换的条件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而购买公债是指放弃现期的实际资源的应用并获得投资收益的补偿。

布坎南指出，在有关债务发行的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无论是私人举债还是政府债务，借款都是被普遍接受的筹集收入的一种手段。在任意情况下，借款都能取得额外的限期购买力而不需要额外的现期成本，支出的成本被转移到未来。

不论由债务筹资的支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发行债券的实际效果都是将购买人由纳税人向债券持有人发生了转移。一方面，债权人不管是持有私人发行的债券还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其收益率几乎相等，因此在有或无政府债券时人们处于近乎相同的位置；在另一方面，纳税人的境况却完全不同。在存在公债的情况下，为了给债务利息支付提供资金，纳税人要被强制征税；如果不曾发行公债，纳税人在以后时期便不会支付这笔费用，自然，此时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

在布坎南看来，对购买政府债券的债券持有者来说，由于他们是自愿购买的，因此不存在将资源使用的实际成本加于他们身上的问题。但对纳税人来说，债务筹资的公共支出的实际负担是在未来时期要求纳税人承担的。公债使纳税人对公共服务的实际支出延迟到了未来。总之，公债的实际成本必定由那些为债务还本付息支付税收的个人和集团承担。

布坎南区分了税收和公债这两种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在公共选择方面具有的不同效应。如上所述，公债具有将负担向未来转移的特点，对现期的纳税人来说，他将会看到，通过债务筹资的一美元的公共支出与通过现期税收筹资的一美元公共支出相比，代价要小一些。由于大多数人是短视的，并且政治家的目的是更多地讨好现期的纳税人，因此，债务将与政府规模一样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税收与债务的这种差异性会发生变化。布坎南赞成罗伯特·巴勒的观点，认为只有人们都关心未来各代的幸福，并意识到超出他们预期寿命的未来纳税义务将引起他们准备给后代的任何遗产价值的相应减少，他们才会把债务筹资与税收筹资看作为各种实际目的筹集公共收入的同样手段，即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

布坎南同样指出，在实践上，征税与政府借款并不是为公共支出筹资的同样手段。他认为，在引发巨额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上，凯恩斯革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理论从伦理上打破了赤字运用上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以至政治家们能更放任地按照他们的政治动机需要去耗费政府资源。

布坎南认为，只要政府预算出现赤字，这笔赤字便构成政府的债务。应当将这种债务区别为实际债务与“虚假债务”。前者指实际的政府的借款，它只有在经济中的个人或集团审慎地以现期购买力来交换提供未来收益的政府义务时才会发生，而后者是中央银行及其支持下的商业银行的“借款”，它们只是货币创造，布坎南将其斥为“隐蔽的货币创造”、“被伪装成公债发行的通货创造”、“扩大货币供给的制度性面纱”。布坎南指出，通过货币创造而产生的债务实际上与税收具有相同的性质。尤其是货币创造会导致通货膨胀时，货币贬值对纳税人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就相当于政府征收的税收。布坎南认为，由货币超量发行所创造的“虚假债务”在高就业经济和存在大量失业和过剩生产能力的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高就业经济中，任何额外的购买力创造都必定是通货膨胀性的——必定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其后果与对现金余额持有者的征税相同”^〔16〕，这种“债务”的利息负担则由未来时期的纳税人承担。而在存在大量失业或过剩能力的经济中，布坎南认为，通货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如果没有各种瓶颈和要素价格在一个可接受的就业水平达到之前就上升，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应当能够增加实际收入和就业而没有通货膨胀。因此，在上述情况下，政府通过“从银行系统借款”来直接创造货币将是比征税或实际借款更有效的支出融资，其代价是向银行体系支付的名义利息。显然，即使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总需求的一般增加会引起通货膨胀，则货币创造仍相当于税收。

总的来看，布坎南对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要求政府审慎地运用公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