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的宏观财政理论

货币主义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成为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最有力的挑战者。

货币主义发源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密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是货币主义流派的领袖。在芝加哥大学有一大批追随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因此，货币主义学派有时又被称作“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执教30年，退休后又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重要著作有：《消费函数理论》（1957）、《资本主义和自由》（1962）、《美国货币史，1886—1960年》（与他人合著，1963年）、《货币最优量和其他论文》（1969）、《自由选择》（1980）、《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诺贝尔奖演讲：通货膨胀和失业》（1977）等。鉴于弗里德曼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与货币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197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观点，代表了货币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因此货币主义有时还被称为“弗里德曼主义”。除了美国以外，其他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还有英国的艾伦·沃尔斯特、戴维·莱德勒、迈克尔·帕金，奥地利的赫尔姆特·弗里希等。

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货币最重要，它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过：“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如果忽视货币的变动和反应，如果对人们为什么愿意单单保持现有的名目货币量不去加以阐明，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动向的任何解释就会如堕五里雾中。”^〔15〕（2）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用来测量货币推动力的可靠标准。（3）货币当局有办法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此不管在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还是经济增长时期，政府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管理来调节宏观经济。

货币主义的学说渊源可以追溯到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为代表的旧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经济学传统。弗里德曼是沿着费雪的“剑桥方程式”来阐述他的货币数量论的，同时他自己承认，他也深受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芝加哥的经济学传统一是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二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对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是如此。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也普遍赞同当时的经济学思潮，即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办法是能够起作用的。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制止通货紧缩，甚至可以利用巨大的、持续的赤字预算来制止通货紧缩和失业的蔓延。这种状况反映了经济学家们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原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产生怀疑，转而寻求政府干预的心态。弗里德曼为此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家在对付经济危机的政策见解上是有分歧的，伦敦大学一直还在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芝加哥大学主张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30年代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之间，在有关大萧条的原因、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广泛依靠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等方面十分相近。……上述这种相似性使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同时代伦敦和麻省剑桥的经济学家相比，对凯恩斯学说的反感要小得多。”^〔16〕弗里德曼甚至说，现在我们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失业、萧条和通货膨胀的进一步的加剧，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凯恩斯的宏观管理政策并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又逐渐地抛弃了对凯恩斯理论的信仰而回到信奉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上来。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货币主义流派就是这一回归思潮的代表。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状况下的。诚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亨利·沃利克所说：“（30年代）严重失业和萧条给我们带来了凯恩斯主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陷入了这样的通货膨胀之中，它使得许多人成为货币主义者。正如凯恩斯主义是萧条的产儿一样，现在，货币主义是通货膨胀的产儿。”^〔17〕因此，我们研究弗里德曼的宏观财政理论，同样要重视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经济背景。面对失业现象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经济学家们首先分析了产生高失业率的原因。对此，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学派的解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否认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而是认为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它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指那种可以与零通货膨胀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水平“取决于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现实的结构特征，包括市场的不完全性、供求的随机变动性、对于工作空位和劳工有效利用的情报搜集活动费用、劳工流动性的费用，等等。”^〔18〕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货币主义则坚持从货币数量论出发，将通货膨胀视作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来自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并且与这种较快的增长相伴随。”^〔19〕

正是存在着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这种认识，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们指出，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来，为了减少失业，政府常常扩大财政支出。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政策推动了制度的前进，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长期停滞”的理论还被发展出来，为政府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支出作辩护，政府的财政支出慢慢被视作经济的平衡器了。当私人支出减少时，政府的支出就应该增加，以使总支出水平保持不变；反之，政府应减少支出。弗里德曼指出，这种政府的支出政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过时。而且政府支出的平衡器其实也是不平衡的，政府总是倾向于扩大支出，哪怕面临的只是极小的衰退，但要政府减少支出则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因此，这种平衡器是单向地倾向于扩张支出的。加之政府制定联邦支出方案总有一定的时滞性，往往要在经济衰退过后才开始实行，因而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反而会使经济状况恶化。更糟糕的情况还不在于此。它将通货膨胀的倾向带入政府的决策中，尤其严重的是，由于联邦政府支出的不稳定性，它还成了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如果政府辅之以采用另一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行减税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行增税政策，那么同样，这一平衡器也倾向于单向地发生作用，减税是容易做到的，而增税则容易引起纳税人的反对，并进而抵制政府进一步扩大支出的政策。退一步讲，即使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都能如期地发挥平衡器的作用，那还需要我们对它们的波动作较长时间的预测，从而加以灵活运用。但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财政政策无法做到考虑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问题，是它无法很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弗里德曼还认为，财政支出政策有挤出效应的问题，这里的挤出效应是指，如果政府支出的方向与私人支出的方向一致，那么在税收不变的条件下，政府支出上升会产生乘数效应而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的观点就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公共支出实际上挤出了私人支出，这种建立在私人支出减少基础上的政府支出并不会产生乘数效应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在上述对宏观经济失衡和政府财政政策失灵的分析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财政政策无法消除失业，还会引起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率”不可能被通货膨胀率所消灭。通货膨胀又是纯粹的货币现象，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菲利浦斯曲线式的交替关系，因而，凯恩斯所主张的以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中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弗里德曼指出，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应当：“或者调整各种制度以适应长期通货膨胀的形势，或者采用那些会引起低的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和采用没有先前那样的政府干预价格决定的政策。”^〔20〕

货币主义者虽然极力反对政府使用宏观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但是对于国内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问题，他们还是赞同用“负所得税”的办法来加以调节。负所得税的方案是由弗里德曼提出的，它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者的给低收入者以差额补助金的福利制度，而是由政府规定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数额，然后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助。为了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收入越高补助越低，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放补助金。具体方案如下：

假定政府规定收入保障数额为1500美元，负所得税率为50％，那么：

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额－（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据此，可计算出不同实际收入下的个人负所得税、可支配收入等，见表10.1^〔21〕。

表10.1

在这一方案中，收入保障数额和负所得税率可以随着经济情况和物价水平的波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基本规则则是不变的。

弗里德曼的这一负所得税方案是与其基本观点相一致的。货币主义者始终坚持经济自由竞争的思想，不主张政府干预。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福利制度，只会抑制勤劳者的工作积极性，鼓励大家偷懒的习性，因而这种补助金制度必然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负所得税方案则不然，它在做法上防止了将受补助者的收入一律拉平的后果，既纠正了收入绝对平均化的不合理现象，又保障了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达到了补助的目的。

此外，货币主义者还建议实行收入的指数化，即将工资收入、政府债券收入以及其他的一些收入和物价上涨指数挂钩，物价上涨以后，政府应相应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水平，这样就可以维持物价上涨之前的购买力水平。

总的来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流派坚持货币最重要的观点，他们在通货膨胀的现实经济条件下主张政府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解决问题，反对加强政府干预的一些宏观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