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按下重启键了，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
全球处于新一波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国，正是这波城市化浪潮的领航者。但是，她面临着重重挑战：空气污染、流动人口大军、交通拥堵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是时候按下重启键了，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为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以确保城市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个维度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第十三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麦肯锡与11家长期专注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国企业一道，针对六个关键领域向与会代表和国务院各主要部委提交了深入、客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报告。报告主题由论坛承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出，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Dominic Barton（鲍达民）承担了组织人和协调人的角色。
基础设施是当前政府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部分，是城市经济最为重要的引擎，也是各家公司最能发挥专业所长和全球经验的领域。对于叱咤商界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而言，为本报告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报告的撰写过程中，他们搁置各自的商业利益，携手对共同议题展开客观且卓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他们亲力亲为，深度参与报告的审阅和修订，奉献了一个个富有远见且细致中肯的金点子。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Dominic Barton（鲍达民）
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ouglas Oberhelman（道格拉斯·欧博赫曼）
爱立信公司董事长Leif Johansson（雷夫·约翰森）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Frederick W.Smith（施伟德）
福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an Mulally（艾伦·穆拉利）
高富诺集团主席Lesley Knox（莱斯利·诺克斯）
日立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Hiroaki NAKANISHI（中西宏明）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Jay Herbert Walder（韦达诚）
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Kwon Oh-Hyun（权五铉）
施耐德电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an-Pascal Tricoire（赵国华）
西门子股份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eter Loscher（罗旭德）
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Louis R.Chênevert（路易·谢纳沃）
可以说，由12位世界顶级企业家就某一个议题联合对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参考，还是非常罕见的。本期《麦肯锡季刊》特撷取其中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 整合地区层面的经济、交通运输和土地规划功能，提升城市规划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 引入智能基础设施规划和技术的最佳实践，建设紧凑型、复合功能的宜居城市。
鉴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居民住宅协调、和谐地发展，以建设紧凑、高效、宜居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就需要城市制定长期愿景和战略规划，并落实到分区规划和建筑法规。我们建议，从地区一级整合经济、交通运输和土地规划功能，由地区负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目标。从地区层面进行整合规划有许多国际案例值得参考。如日本柏之叶（Kashiwa-No-Ha）智能城市项目可谓是国际领先的案例。由千叶县政府与私营的三井不动产和日立公司合作，以完善铁路系统、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提升生活空间为目的土地再开发项目。
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城市规划应该以“科学用地”为核心，紧凑型、复合功能和依托公共交通为宜居城市的关键词，将综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纳入更广泛的新城规划中。中国可率先制定下一阶段的城市解决方案，包括多模式联运或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网络。
>> 利用智能技术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效率。
>> 整合公营和私营，对内形成统一的优化系统，对外可达不同地区和世界各地。
交通运输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每一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尽可能高效和环保。除了开征拥堵费，智能交通系统（如利用感应器根据实时路况优化交通信号灯的时长）被公认为平均可减少15%的交通拥堵。同时，还应该充分应用快速发展的电动车技术。第一步是重新规划城市电网，建设充电站，从电动自行车到电动公交、电动汽车等交通工具。下一步是一体化的交通出行体系，如香港的八达通卡，一张智能卡可搭乘多种交通工具、付停车费，还能在便利店使用。
其次，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效、可靠的物流网络尤其重要。中国需要加强邮政局、公安部和发改委，以及各城市群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商品的自由流通。
>> 确保一定比例的土地用于保障房项目。
>> 设立公司化机构和租赁管理公司负责开发和管理。
目前中国保障房主要提供给了本地低收入人群，没有解决流动人口巨大的居住需求。
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政府补助和来自受益人的资金是保障房项目在经济上可行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表明，不论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始终会有一部分人无力以市场价购买/租住商品性住房。因此，城市管理者应该想方设法使保障房的入住成本与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能力相适应。同样重要的是，保障房必须提高建筑质量，按照高能效标准建设。
各国经验表明，政府是保障房的主导者。但其投入规模可大可小。如新加坡和南非政府投入建设了大量社会保障房，而近些年英国为低收入人群建设的住房中来自政府的投入不足一半。
确保经济上的可行性是社会保障房的最大挑战，但也存在某些制度问题。为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具备一定权力的专门机构来负责保障房的交付和运营，还要保证整套流程的透明性。此外，城市的财税体系要支持保障房建设。抵押贷款保障基金可让低收入人群住得起房，还能推动城市长期的经济融合。
>> 设定清晰的环保目标，推动社会行为变革以及新技术的普及。
>> 制定有效的标准、监管的激励措施、公共宣传计划和需求管理工具，推广节能建筑和节能设备，培养市民的节能行为。
有效的标准、监管的激励措施、公共宣传计划已被证明是推广节能的重要因素。绿色建筑标准的制定能够提高新建楼宇的能效。市民自发节能，如不使用时关掉电源是快速取得成效的办法之一。另外，还应大力推广基于电子技术的节能措施，其短期回报相当可观。
需求管理可鼓励市民合理使用资源，分级定价和智能电表是常用的方法。企业可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能源和碳跟踪的透明度，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新方法（如经过能源优化的工厂和运营可迅速找出损耗）。
提高能耗的效率，以及实施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如热电联产（CHP），可以让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热电联产非常高效，如山东省的热电联产项目利用太阳能发电机将焦炉气转化为电能，使得碳排放量每年减少了52万吨。
>> 制定和实施长期、综合的水资源和垃圾管理规划，并严格跟踪实施进展。
智能管网技术以及水和污水处理的传感器可减少漏损50%，单单这一项，节约的水资源就相当于城市用水总量的40%！这之中最大的机会是全面推广节水马桶，此举可减少20%的城市用水量。定价是可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杠杆，如果依据家庭收入设计分级水价，用水量可减少约30%。工业最有效的节水方式是提高水循环利用率。如果将水循环利用率从目前的75%提高至80%，可使用水大户企业的消耗量降低近20%。
垃圾处理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紧迫问题。中国需要一个综合的垃圾管理体系。很多国家的城市启动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减少生活垃圾，如墨西哥城的“5R”项目（减量、重复使用、再收集、回收和恢复）旨在减少垃圾产生量，充分提取废弃物的经济价值，如填埋场甲烷回收利用，无机废物的利用和气化等。
在工业垃圾方面，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产品再造优化，循环利用废弃物。此举可节省60%能源、70%原材料和50%的成本，同时减少80%的空气污染，且产品的性能、品质可与新产品媲美。如卡特彼勒公司于2010年回收了约200多万件使用到期的铁制产品，约20亿吨。该公司计划在2020年实现零工业垃圾。
另一个可实施的举措是强制家电制造商公布不同型号电器的能效，住宅、商业建筑和工业厂房的建筑商和运营商要公开是否遵循了能效和污染标准。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LEED）认证在高能效行业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至于中国城市令人堪忧的空气质量，只要治理空气污染的举措透明，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将极大提升包括需求管理在内的能效和资源率。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环保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可大幅改善空气质量。
>> 融资渠道多元化。
多年来，土地拍卖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途径，但渐渐难以为继。因为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助长了城市的盲目扩张，也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即使这些资金投在别的行业可能更有效率。
>> 优化土地出让模式。
（1）试点征收土地税（与房产税相反）。此举可让地方政府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也可促进房地产商更为高效地开发建设。
（2）整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融资。如香港铁路公司的“轨道加物业”模式利用地铁站周边的土地开发高密度房产，所得收益用于支持公共交通的开发与运营，这一模式使港铁30年得以实现自给自足。
>> 拓展非土地融资渠道。
（1）税收增额融资是地方政府利用某物业的预期升值额或其他受益于基础设施开发而征收的税，所获资金用于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税收增额，或地产增值税（Land Tax）是指某地未来升值所增加的税收，可用来支付该项目所借贷款的利息。
（2）考虑发展市政债券市场。现今很多国家，如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发行了收益债券（Revenue Bonds）。为确保稳定的现金流，地方政府需要向公共服务使用者收费和征税。同时，还要具备可信的会计制度、完善的财务管理、独立的财政审计以及政府服务的考核制度。
（3）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及通过民间机构捐资，是发达国家的固有做法，但在当今的中国还未形成气候。地方政府若想多元化筹资，这不失为一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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