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不等于冒失

世界船王奥纳西斯曾经说过：“风险越大，赚钱的机会就越大。到别人认为是冷门的地方，你会赚到数不清的钱。”温州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善于到各地闯荡，敢于冒险。但是，他们知道，冒险不等于冒失，冒险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尺度。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在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家的冒险开拓创新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新的行业领域、新的产品往往会给企业主带来远远高于旧行业平均得到的利润。当利润丰厚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后，仿制品和替代品也随之出现，于是生产该产品所得到的实际效益开始逐渐上降，直到各生产者和经营者获得大致均等的平均利润。因此，只有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才能获得比同行高的利润。

温州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他们四海为家，冒险犯难。温州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子。

由于温州人经常外出，其生存处境的艰难，铸就了温州人不怕艰苦、顽强开拓的性格：向外开拓，勇于闯荡成为历史上温州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温州人外出闯荡已蔚成风气。进入近代，外出创业更成为几代温州人的人生抉择。温州谚语“要想富，走险路。”“要窜头，海三湾”，就是当年温州人外出闯荡的形象写照。

温州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从温州商人的经商行业看，温州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胆经营新兴行业。鸦片战争后，不少温州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这些行业都是当时中国商人的“新鲜事”，因而效益极好。

温州商人的商业资本的出路也充分体现其开拓冒险精神，他们深知，商业上的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从理论上讲，风险和收益是共存的，风险越大，成功后的收益越丰厚，不少中国人在有了资本后，唯恐再失去财富，因而把资本投向风险小而收益稳妥的行业或固守原有的行业，只能是小步前进，难以成大气候。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的守旧思想，而是把商业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不少人在有了资本后，唯恐再失去财富，因而做投资选择时，往往选择那些风险小而收益稳的行业或干脆固守原有的行业，结果是小步前进，难成大气候。温州人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能够把握高风险与高收益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败走麦城的，但成功者却是多效。温州商人善于做风险大的行业，他们迅速致富的行业都是风险行业：沙船贩运业、轮船航运业、钱庄业，都是当时投资大、风险也大的行业。

沙船贩运业需要有大的投资，海上航行、江河航行又有风急浪大的船被倾攫的危险。但是沙船贩运业虽是冒险的行业，也是发财的捷径，如果平安无事，来回南北洋几趟，就可获取巨利。

经营钱庄也是同样冒险的行业，不但需要有巨额资本，更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这种利用别人的钱来生钱的行为，需要“四两拨千斤”的机敏，还需要有胆略，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破产的危机之中。

温州商人并不因为钱庄、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缩手缩脚，他们高度重视金融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大胆地介入钱庄业经营，并且首先筹组商业银行，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

如刘鸿生经营煤炭发了财，但不守成享福，而是不断向新行业进军，这与中国旧式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温州商人敢于开拓，敢于冒险，也就能够把握风险和收益极高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失败的，但在中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精明机灵的温州商人取得成功的还是多数。

聪明的温州商人并不作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其事业有一定根基之后，多坚持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包玉刚一贯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风险。他常说：我是个银行家，不是赌徒。

温州商人奉行的经商法则是稳建经营。他们宁可少赚钱，也不会去冒险，他们从来不做投机性生意，每笔业务都力求稳妥可靠。经营中不可预测的风险除外，凡是可以预测到的，甚至仅是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都一律坚决避免。

号称中国钱业界“领袖”的慈溪县人秦润卿在其经营钱庄的过程中即以稳健著称，他在20年代同时主持了福源、福康、顺康3家钱庄，在多次金融风暴中保持不败，并不断扩展。

当时，由于洋货横行，不少钱庄与洋行关系密切，这使得洋行货物畅销，并能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成为其附庸。因而这些钱庄在一些金融风暴中被外商操纵，纷纷倒闭歇业，而秦润卿对外商洋行戒备较深，他主持的福源钱庄从不向洋行借钱款，也很少将钱存入洋行，并劝告同业慎重签发银票，不准经理人员入交易所投机，使福源及其它钱庄在1921年的“信交”风暴中免遭冲击。

在日常经营中，秦润卿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保持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即宁做“多单”不做“缺单”，因而信誉好。

在业务活动中，秦润卿放款也以抵押放款为主，其中又以房地产押款为主要项目，减少经营上的风险：放款中又以工业放款，特别是对民族纱厂的放款为突出，次为房地产和公债为主。这种稳建的经营作风使其业务在稳妥中不断发展。

温州商人最喜欢开拓创新的地方还有开发新产品。

温州商人方液仙创办和经营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是中国最早生产牙粉的企业，牙粉曾经为方液仙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其他日用化工企业的开办，牙粉销路受到了影响。方液仙陷入了苦闷之中，他觉得有必要寻找新的出路，丁是到欧美市场去考察，在欧美市场，他注意到牙膏正在取代牙粉，不由得大喜。他预料国内市场也将发生这种变化，于是专力研制牙膏，并于1923年生产出中国最早的国货牙膏——“三星牌”牙膏。该产品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迅速占领市场，中国化学工业社因此再度振兴，成为一家大牌企业。

竺梅先在经营民丰、华丰造纸厂时也是如此，鉴于传统产品黄纸版在市场上滞销，竺梅先开始冒险试制薄白纸版，经过多次失败，最终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后，大大提高了两厂的利润。1935年，民丰、华丰造纸厂又试制卷烟纸成功，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生产卷烟纸的国内厂家，获得国民政府认可的卷烟制造专利权，“帆船牌”卷烟纸畅销于国内市场，为民丰、华丰带来了更大的利润。

民国时期，“企业大王”刘鸿对产品质量从不马虎。他办火柴厂时，为了解决火柴头受潮脱落和火柴盒两侧的赤磷片摩擦较大的难题，不惜重金，花巨资从国外聘请洋博士林天骥担任总工程师。经过林博士与同仁的刻苦攻关，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刘记火柴以上乘的质量打开销路。

温州人的致富经：温州人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温州人是以四海为家的。温州人也没有北方人那种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