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

温州人特别善于模仿与仿制。最初的创业一般是靠模仿与仿制发展起来的，当然，在创业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品牌。总之，温州人很好地践行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

每当巴黎或意大利时装周展示了最新时装，随后，在温州市场上就会出现式样相似的时装，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原来是精明的温州商人委托国外的朋友以高价购得新产品，坐飞机带回温州，然后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加以改进。因此没几天，崭新的样式便可投放市场。

还有纽扣、打火机、眼镜、皮鞋等等，温州商人都坚持“拿来主义”。比如眼镜业，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企业发展到一百多家，并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

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而成为“眼镜大王”的。

1982年，高中毕业的叶子健还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市场。叶子健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再自己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金丝镜架。

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采用的是与外商、台商合作，引进模仿意大利鞋机生产厂商的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他们把这称为“与巨人同行”。1994年，他们与台湾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合作，为其生产配件，两年后大隆将自己研制生产的鞋机推向市场。其后大隆又瞄准了意大利技术。他们选择了意大利的沙巴和BC作为合作伙伴，由意方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隆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很快大隆跻身于世界一流的鞋机生产厂商行列。

一位学者将温州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称为“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一例。

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叫“猫眼”打火机，在市场上要卖350元人民币。一些机灵的人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零件仔细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器却不是轻易能仿制成的。温州人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从光明打火机厂了解到，“猫眼”打火机的电子点火装置中的4.7伏电容器，其低损耗技术当年为日本松下公司所独有。在光明厂他们还获知，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4.7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在温州生产问世了。

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的，连手工制作也难以达到如此精致。被称为温州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之作。李坚将其拆下反复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与几个朋友买来相关设备和材料，经几个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温州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温州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5.5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三千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一万种。其中，周大虎的大虎打火机厂最为出名，他在1992年就拥有了温州打火机企业第一个注册商标：“虎”牌商标，开始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虎”牌打火机。1993年末，德国商人英塞尔在美国纽约大商场琳琅满目的打火机柜台中，发现了一款标明中国制造的“虎”牌打火机，其外观毫不逊色于日产打火机，但价格却低三分之二。英塞尔到北京，打听到大虎打火机制造厂后，又赶到温州，向周大虎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由他出资金，出技术，将大虎打火机厂改造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制造名叫“SOLO”的国际品牌高档打火机，专用来点雪茄。周大虎同意定牌生产，但不同意改变企业性质。英塞尔最后同意了周大虎的建议，并聘请韩国的打火机高级工程师直接指导大虎厂的定牌SOLO。大虎厂仍保留生产“虎”牌打火机，其份额不低于70％，英塞尔拥有大虎厂欧美地区的产品代理权。仅用了一年多时间，1994年，大虎打火机厂生产出了国际品牌SOLO雪茄专用打火机，并使大虎打火机厂成为全国唯一一家经外经贸部批准的，拥有自营出口权的打火机企业。1995年春，日本最大的生产打火机企业——日本广田株式会社社长广田良平作出了痛苦而明智的选择：放弃在本国的生产而转移到中国去。经过两年磨砺，大虎厂定牌生产了广田公司的产品，接着又接下了美国百年历史名牌Colibri·Ronson的定牌生产。与此同时，“虎”牌打火机也跻身于世界名牌打火机行列。

温州人的致富经：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市场需要的，我们只有模仿市场上流行的东西，然后对它进行一定的变化和改造，生意做起来就有把握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