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

一直以来，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组织理论所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市场结构是一个产业运行的环境，而市场绩效是产业运行效率的综合体现，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产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理论观点。

以梅森（E. Mason）和贝恩（J. Bain）为代表人物的哈佛学派建立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理论模式（即SCP范式），为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趋于成熟。这一理论模式强调了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作用，因而哈佛学派也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SCP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最初由贝恩（Bain，1959）提出，其后由谢勒（Scherer，1970）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贝恩在1959年出版的《产业组织》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从市场结构推断市场绩效的“结构—绩效”二段论范式，而后来占据主流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在1970年出版的《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中提出的。

哈佛学派对于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判断，主要基于“市场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和“合谋”假说。哈佛学派通过对以美国制造业为对象的一些经验性研究成果发现，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高集中度和高进入壁垒的产业具有较高的利润，由此认为市场绩效主要取决于市场结构。高市场集中度意味着存在少数具有操纵市场力量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为保持市场势力会采取提高进入壁垒等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且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共谋和协调行为，因此获得垄断利润，导致资源配置的非效率。

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施蒂格勒（G.Stigler）和德姆塞兹（H. Demsetz）等经济学家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SCP分析范式提出了批判。与强调结构的哈佛学派不同，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的竞争效率，提出了与“合谋”假说观点相反的“效率”假说。该假说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生存检验”过程，只要不存在政府的进入规制，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将使得高效率企业留存下来。也就是说，高集中度市场中的高利润率并不是来自于寡占企业的共谋，而是企业高生产效率的结果。因此，效率假说认为高集中度不是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指标，强调市场绩效是市场结构的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哈佛学派强调经验性的检验过程，关于集中度、进入壁垒与绩效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都是通过对实际现象的经验性分析得出的。如贝恩（Bain，1951）用4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来测量市场结构，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美国1936～1940年的42个制造业，结果发现集中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曼恩（Mann，1966）利用1950～1960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贝恩早期的结论。但是，影响市场绩效的原因十分复杂，而这种从结构到绩效的单线条分析方法削弱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SCP范式的缺陷也就在于缺乏明确和可信的理论基础，在理论解释上过于依赖经验性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更加重视理论模型分析，强调市场长期竞争的效率。该学派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定出发，讨论了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非直接相关性，并认为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对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尽管芝加哥学派指出了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但理论上并没有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理论也缺乏经验性的检验。

此外，在分析角度和政策主张上，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也有很大的不同。哈佛学派将如何改善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等市场绩效作为产业组织的主要问题对象，讨论市场势力形成的固有的结构条件；而芝加哥学派重视长期的竞争效率均衡，认为短期的低效率和非均衡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自由进入和退出来加以解决。政策主张方面，哈佛学派强调了政府对高集中度产业的反托拉斯干预，强调政府应制定政策限制具有支配性市场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势力；而芝加哥学派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本身会带来壁垒，降低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其主要特点在于：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企业的市场行为；在研究方法上不强调经验性实证研究，而是着重理论分析；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包括博弈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合约理论等，加强了产业组织学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SCP分析范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尽管不同学派之间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差异，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始终是产业组织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对于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