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区位选择，即企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微观层面上的区位选择，即国别选择之后，企业国际化的具体厂址选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才能进行的。企业国际化的国别选择是区位选择中的关键，所以本章重点是要解决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国别选择问题。本章首先回顾了与国别区位选择有关的国际化理论，对这些理论隐含的影响国别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总结，然后在前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的政治关系因素、海外华人网络规模等进行实证研究。

一、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国别区位选择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费农（Raymond Vernon）1968年在其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中，将比较优势原则运用于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是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并认为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随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又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流向和时间。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按照他早期的观点，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将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很明显，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也将逐步发生转移。后来，弗农对上述模式又进行了较大修正，认为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应完全限于母国的母公司内部，而所有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完全实行分权化。在《经济活动区位》一文中，弗农还详细探讨了创新导向寡头、成熟期寡头和衰退期寡头经济活动的国际区位问题。此外，帕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系统地探讨了跨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生产区位问题。

（二）边际产业投资理论

边际产业投资理论是日本小岛清教授在1977年出版的《对外直接投资论》中，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并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后，提出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小岛清把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的观点。在小岛清理论中，比较劣势的产业指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比较劣势产业也称边际产业。

边际产业投资理论有以下区位含义：第一，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近越好，这样容易在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占领当地市场；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投资往往比大企业更占优势，因为它们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于当地生产要素结构，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受它们欢迎。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强调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eation Advantages），所以又称为OIL优势理论。在OIL模型中，邓宁把区位优势看成是国际投资在何处发生的关键因素（Dunning，1977）。在《国际生产的决定》一文中，邓宁（Dunning，1973）把区位因素归为四类：（1）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同顾客密切联系的程度、现有市场布局；（2）贸易壁垒，包括贸易壁垒程度（关税高低）、当地顾客喜爱本国产品的程度；（3）成本因素，包括接近供应来源、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运输成本；（4）投资环境，包括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和政局稳定程度。随后，邓宁（1988）把区位特征变量进一步归纳为：自然和人造资源禀赋及市场的空间分布；劳动力、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投入的价格、质量和生产率；国际交通和通信成本；投资刺激和投资障碍；对货物贸易的人为障碍，如进口控制等；商业、法律、教育、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心理距离，如语言、文化、习惯等的差异；R&D、生产和销售的集中化经济；经济体制、政府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

二、企业国际化区位决策影响因素

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时，首先界定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企业内部因素是指企业的自身素质以及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能够影响或改变区位选择的一切行为；而外部因素是指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以企业的意识为转移、对企业区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内外因素。

（一）企业内部因素

1．所有权优势

在众多区位决定因素之中，所有权优势是最为核心的一个（Dunning，1973、1977）。这里所说的所有权优势不仅仅指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同时企业自身更应衡量在全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大小，即用世界范围内行业基准来度量。因为企业一旦投资于东道国之后，将面临其他企业的后续进入而带来的激烈竞争。企业所有权优势包括技术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虽然所有权优势既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在区位选择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必须考虑东道国或东道国企业的所有权吸收能力，这也将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尤其是企业的投资目标为资源获取型、市场占领型及优势利用发挥型对外直接投资。

2．企业战略目标

企业的战略分为企业发展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而二者关系是后者延续及细化前者，即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企业的发展战略可以简单的归结为稳定发展战略、进攻性战略及防御性战略。按照区位拟合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目标是以利用发挥所有权优势，获取海外超额利润，但是由于市场的竞争和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带有一定的战略性。企业的投资战略不同对区位的选择也不同，例如资源获取型战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禀赋程度，投资一般应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优势获取型战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主要选择发达国家（包括个别新兴工业化国家），所以企业战略目标是决定区位选择的因素之一。

3．企业所属产业

不同的产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应该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地采取最佳的评估策略。资源密集型产业应该重视将要投资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考虑那些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导向型产业应重视区位内市场规模、市场化水平以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因素，应该考虑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效率导向型产业也称为技术导向型产业，主要是指在技术上成熟的产业，如电子产品制造业、家电行业及机电行业等，主要考虑成本因素、东道国的优惠政策等，投资区域应该是与母国邻近的一些周边国家。创新导向型产业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主要考虑创新环境、资金因素等，投资区位取向多为发达国家和地区。

4．企业人文因素

所谓的人文因素，即包括企业管理决策层的教育程度、个人风格、投资区位偏好等直接影响区位选择的个人“空间偏好”（spatial preference）这一概念，这种“空间偏好”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人员对于国外市场具有“空间距离感”（spatial distance），即企业管理人员主观上对国外政治制度、社会道德环境、法律体系、语言文化缺乏了解。通常情况下，经理们偏好在充分熟悉的市场区域进行经营活动。这就要求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必须熟悉或者通过详细的调研分析了解目标市场，否则就会由于人文因素造成投资失误。如分析韩国企业大举撤资原因时提出的人文因素，即韩国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由于韩国人性格草率、投资因素分析不彻底造成区位与所有权优势无法完好结合，最终无奈退出市场。

5．企业规模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区位时表现出不同的企业行为。大型企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强，既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又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可以利用其较强的企业竞争力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与市场分割。因此，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多为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小企业尽管拥有运作灵活、比较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特点，能满足各种特殊的需要，但是由于其缺乏资金和核心竞争力，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多考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作为首选投资区位地。正确地给自身定位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因素。

（二）企业外部因素

1．投资母国方面的因素

投资国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风险规避。伴随国际经济交往的全球化和多元化，一国政府高层的外交访问经常伴随着经济合作以及对外经济援建，这就无形之中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限定了方向。另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一定的相应法律法规和鼓励政策，这也为企业的区位选择设置了多层次因素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政治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尽可能获得本国政府的政治风险担保，而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国家的投资、对所有投资项目给予担保，这样在相关领域可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受到影响。

2．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因素

（1）政治关系。

关注政治因素的区位选择研究很少。Nigh（1986）、Schollhammer和Nigh（1984、1986、1987）研究了政治冲突、政治事件对FDI的影响。Nigh（1985）证实政治稳定对吸引外资的正向作用。Duoglas和Robert（2001）在实证流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特征时提到了政治体制差异因素。国内学者张建红（2004），丁辉侠、冯宗宪、王青（2006）沿用他们的分析方法研究对华投资企业母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差异对进入中国外资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中国具有相似政治体制的国家更愿意到中国进行FDI。这些研究证实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并没有从一国的角度分析政治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并且对政治因素的度量过于简单。

（2）文化距离。

文化距离是国际商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大量地被应用于国际管理、组织行为分析、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和国际化区位选择等领域。文化距离被定义为“一国规范和价值与另一个国家的差异程度”（Hofstede，2001；Kogut、Singh，1988）。将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联系起来应归功于国际化进程理论。它由瑞典、丹麦等一批北欧学者Johanson and Paul（1975）、Brooke（1986）、Young et al.（1989）提出并发展起来。该理论认为文化距离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国际化的早期阶段会选择与母国有高度文化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然后逐步向文化距离更大的国家拓展。由于一国企业乃至员工对周边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都有所了解，这样地缘文化可以更好地融入到新投资企业当中，便于投资方与当地员工的沟通、组织及协调管理，减少额外成本。Yoshino（1976）和Ozawa（1979）研究日本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投资时发现文化距离是对对外投资规模的一个约束。Davidson（1980）研究美国对加拿大和英国的直接投资时发现投资规模远远超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关税和集聚效应等能够解释的水平，其结论认为文化相似性起着关键作用。

（3）经济距离。

Patel早在1964年的《国家间的经济距离》一文中提出了“经济距离”概念。“经济距离”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距离反映两国在要素成本、技术水平、需求结构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对外投资决策和绩效。Makino等（2000）研究了台湾地区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动机与东道国选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选择比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台湾的国家（地区），资源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台湾的国家（地区）。Murray和Kotabe（2005）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由于FDI动机与经济距离相关联，动机的复杂性使经济距离总的效应很模糊。根据张为付（2006）分析，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占有相当比重，并且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市场寻求也大多通过发展中国家迂回实现。

3．东道国方面因素

（1）地理距离。

弗里德曼（Friedman）发现，接近市场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的正作用。地理位置这个决定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所处行业及当地化比例大小。韩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相比，技术含量普遍不高，而R&D机构一般设在国内，由于对华直接投资行业大部分为制造业，主要核心部件在国内生产，这种投资运营战略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韩国与我国的空间距离较小，运输成本小而且整个核心部件的物流易于控制。如果企业想通过核心部件的技术转移和东道国R&D投入减少来维持企业所有权优势，那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地理位置显得比较重要。

（2）成本因素。

以杜能（1986）和韦伯（1997）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把成本最小化作为区位选择的标准。根据克利克曼和伍德（Clickman and Wood，1988）的研究，成本最小化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成本研究方面，除传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外，近几年的重要进展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中，如威廉姆森（Williamsno，1995）认为，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凯维斯（Cvaes，1971）发现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场，雇佣劳动力谈判合同等成本高时，对外直接投资将趋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信息成本高低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也有重要影响（Marnittiand Piseittello，1995）。据Kravis等（195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面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

（3）市场规模因素。

早在克里斯塔勒（1998）和勒斯（1995）著作中特别强调此点，并由此形成了市场学派。该类理论强调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市场规模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虽然现在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市场不仅仅限于东道国市场，但是东道国市场却是投资企业力图占领或打入的目标市场。这样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投资规模的大小，这也与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战略有关。如果企业以开发东道国市场为基，辐射式拓展周边市场，那么东道国市场规模仅是个影响因素而已；如果企业以占领东道国市场，避免在市场分割过程中与周边细分市场重叠，那么东道国市场规模就在区位选择中非常重要。二是区域市场规模。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谈论的市场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市场，而是一个经济区内的整体市场。由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区内外企业的不同待遇，使得企业产品进入所属之外的经济区成本很高，或者说无法进入。那么企业绕过壁垒的最好办法就是到经济区内的东道国或地区进行投资。这样进入东道国市场就相当于进入了整个经济区市场，企业在区位选择时不仅考察东道国本身市场规模因素，同时该东道国是否为某经济区成员或者该经济区的整体市场是否具备进入的空间，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4）所有权吸收能力因素。

所有权吸收能力因素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梯度有关。而这两项不仅是当前的各项指标估计，而且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一般而言，伴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该国企业对所有权优势的吸收能力也由低一级的梯度向上一级跃迁。由前面模型可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必须与当地的吸收能力相结合，否则造成资源浪费甚至投资利润下降乃至失败。当今企业之所以能够和致力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依赖所有权优势的保持或获得和区位优势的利用，如果二者不能很好的结合，即东道国达不到企业既定投资所有权含量所对应的吸收能力水平，企业将调整区位选择策略或对既有投资动态撤资。

（5）基础设施因素。

现代经济与投资发展的特点之一是依赖于交通、通信、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状况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设施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主要是运输、通信和能源状况，更广泛地说，是东道国工业化已取得的水平。对于经济已取得高速发展的发达国家来说，基础设施的内涵出现新的延伸。道路、港口、桥梁、机场、电力等远不足以构成基础设施的全部。基础设施已具有全新的时代内容。伴随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逐渐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考察内容。

（6）投资政策因素。

与基础设施这个投资“硬环境”相比，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属于“软环境”。在基本的“硬环境”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当今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看重“软环境”。世界经济发展表明一国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可以说明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否又会影响外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区位选择的评判分值。

（7）投资风险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相对国内投资有更大风险，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来自于东道国的以下几种风险。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指由于各种难以预料的政治事件的变化，导致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使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政治风险的因素有若干种，主要有：①东道国政局的变动。如政府主要领导层的变动，主要党派之间的争斗引起的政局动荡，社会中各民族间、各宗族间的矛盾摩擦引发的社会动乱，以及东道国出现的军人统治或工会势力的过分强大等等，都可能会使投资者的利益受损。②东道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如东道国政府鼓动或民间自发出现的“抵制外国货”意识和运动，以及认为外来资本是一种“经济侵略”的意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造成冲击。③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④战争风险。某些东道国与邻国关系恶化，导致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投资者的企业难以正常运行而使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东道国如果受到国际社会制裁，投资者利益也会因此受损。⑤经济风险。跨国公司在世界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活动将会遇到不利于跨国公司本身发展的一些经济因素，如经济政策变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银根紧缩、汇率波动等。这些由外方或外界造成的不可控因素，会对跨国直接投资造成极大的风险。

（8）华人规模。

华人网络社团组织一直是世界上最活跃、人口最多、联系最紧密的人口种群。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建立了100多个世界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通过定期聚会沟通感情，维持着超越国界、洲界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网站的大型华商资料库存有53个国家的10多万个华人企业的信息资料，每月有50多万人次上网查询，成为全球最大的华商信息交流与查询网站。作为一种独特的国际资源，华人网络在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Weidenbaum（1996）、Hamilton（1996）、Wang（2001）等先后分析了改革开放早期进入中国华人资本占很大比例的原因，强调了在中国早期不透明的法制环境下华人网络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关系”资源的优势。Gao（2003）继续对华商网络与中国资本流入进行考察，他使用面板数据检验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Tong（2005）继承第一种研究思路，利用53个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检验华人网络的影响以及制度与华人网络作用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反：行政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华商网络的作用更大而不是更小。Singer（2006）则利用进入中国外资的面板数据检验中国1984～2003年和1992～2003年两个时间段内随着改革的深入华人网络影响力的变迁，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Tong（2005）和Singer（2006）的共同特点是对华人网络作用原理的一种实证探讨，而不仅仅关注华人网络的总效应。

三、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特征

（一）对外直接投资覆盖率

从对外直接投资覆盖率来看，分布很广，并且覆盖率一直在提高。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60％。其中亚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8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200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其中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0％。2005年目标国上升到163个，2006年末达到172个国家，投资覆盖率为71％。从境外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除去占投资存量较多的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剩余存量167.67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相对应的是我国进出口的来源国和流向却很集中。以2006年为例，中国出口的前五个目标国占总出口的55.3％，进口的前五位来源国占总进口的41.23％。2007年底，中国的1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71.2％。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和81％。2008年底，境外企业达到12000多家，分布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上升为71.9％。亚洲、欧洲集中了境外企业数量的71％。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图3—7　2008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世界各地区投资覆盖比率

（二）中国境外企业的地区分布

2008年底，中国在亚洲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超过6000家，占51.2％，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越南、日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中在中国香港的境外企业占总数的17.9％。在欧洲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近2000家，占16.2％，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国家。在非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近1600家，占12.9％，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在北美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近1400家，占11.3％，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约600家，占4.8％，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开曼群岛、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在大洋洲设立的境外企业400多家，占3.5％，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图3—8　2008年底中国境外企业的地区分布情况

（三）中国2008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全球分布

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亚洲、拉丁美洲地区占九成。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1313.2亿美元，占71.4％，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澳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沙特阿拉伯、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存量322.4亿美元，占17.5％，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地区）。非洲78亿美元，占4.2％，主要分布在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刚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欧洲51.3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瑞典、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等国家。北美洲36.6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大洋洲38.2亿美元，占2.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马绍尔群岛等国家。

图3—9　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全球分布

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新加坡、南非、美国、俄罗斯联邦、中国澳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加拿大，其中南非、中国澳门是2008年新增规模国家（地区）。

表3—7　　　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四、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案例分析^〔1〕

（一）格力电器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格力电器奉行的则是“先有市场后投资建厂”的模式。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创造最多的财富和利润，是否能持续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在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再考虑投资建厂，是稳健而明智的做法。

据悉，格力空调于1998年开始进入巴西市场，凭着产品质量优异和品种规格齐全的优势，格力空调很快就受到巴西消费者的欢迎，当年仅2个半月就在巴西实现销售额300多万美元。经过3年的努力，到2000年度，格力空调在巴西的销售额已达3000万美元，一跃成为当地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空调品牌。格力空调目前在巴西的销售网点已遍及24个州，共有300多家代理商、1000多家零售商以及300多个服务网点和安装公司。格力空调借助品种齐全、技术精湛的优势，成功进入了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桑多斯、维多利亚等主要城市的大型超市并设立了专卖柜，大大树立了中国家电精品名牌的形象。在海外设厂比出口更有利润的时刻，格力电器1999年决定投资巴西建厂，并于2001年投产。

董明珠说，“我们每走一步，都不玩炒作，如印度、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都要求我们去设厂，而且他们都有现成的厂房，我们没去，我跟他们说这样做有风险，而且是我无法控制住的风险，所以我们宁可在印度等国家，从珠海生产出口到那里去卖，直至我们觉得这个市场需要时才去设厂。必须要先有市场，市场达到一定的份额有一定的实力时我们才可以在那里建厂。”

（二）TCL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在TCL的国际化过程中，TCL采用的是先易后难式，属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代表了TCL人的一种稳扎稳进的务实哲学观点。TCL由易而难，先从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同或相近的东南亚国家入手，从自己产品占有相对优势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市场开始，占领市场、树立品牌、培育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积累丰富的国际化经验、储备足够的国际化人才、熟悉国际化规则、积蓄实力，然后再有步骤有计划地向发达国家市场扩张，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开拓发达国家市场，规避企业风险。投资30万美元建立的TCL越南分公司已开始产生积极效益，TCL彩电在越南的市场占有率已处于第二位，仅次于SONY。在菲律宾，TCL的市场也成长很快。2003年5月，TCL收购了美国GOVIDEO公司，通过GOVIDEO品牌尝试进入美国市场。在欧洲，TCL于2002年收购德国彩电企业施耐德电器公司，2003年年末，宣布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合资并控股成立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TTE。2004年4月又并购了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合资控股成立手机企业T&A。TCL的欧洲市场扩张已初现端倪。直接用欧洲的资源提升产业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与层次，进军欧洲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减少了直接投资建设新厂和出口产品带给企业的经营风险。

（三）海尔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海尔走向国际化的理念与一般企业不同。“我们采用的是‘先难后易’策略，希望通过努力，奉献给世界一个由海尔人、中国人创造的世界名牌，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一直在走着。”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

1986年，海尔从德国引进设备与技术和生产流水线。1990年，海尔人带着冰箱样机回到德国，揭掉冰箱商标与德国市场上畅销的冰箱同场比质量，被选中的全是海尔产品，当场签订2万台销售合同，海尔产品第一次跨出国门。1997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世界家电博览会上，海尔向外国人颁发产品经销证书。

1991年，海尔出口到美国的第一批小冰箱是246台，打的不是自己的牌子，第一年出口1000台。后来，海尔拒绝这家公司提价的诱惑，坚决不再给别人贴牌，坚持打自己的品牌，但美国又不断设置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对海尔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很不利。于是，海尔来了一个“先难后易”的做法——到美国建厂，实现海尔的本土化——品牌出口。1999年4月30日，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奠基。2000年3月，第一台美国制造的海尔冰箱下线。

此后，海尔先后在巴基斯坦建立工业园，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到目前，海尔已拥有30个海外制造基地和海外贸易公司。

五、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一）政治因素、经济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的外向FDI活动中，政治因素重要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然而笔者注意到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这些现象显示政治因素可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有重要影响：

（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四年中（2003～2007年），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始终没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增长始于2002年（见图3—10），正是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的年份。2006、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分别占81％、71％。政府与国有企业从属关系自然让人产生疑问：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是企业竞争能力提高、对外扩张冲动恰遇政策松动的“井喷效应”，还是政府政策强有力推动、国有企业充当先锋军的结果？

（2）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很难对中国贸易的高度集中与投资的高度分散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179.1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除去投资存量较多的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剩余存量256.9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相对应的是我国进出口的来源国和目标国却很集中。以2006年为例，中国出口的前五位目标国占总出口的55.3％，进口的前五位来源国占总进口的41.23％。

（3）我国的对外援助在1995年改革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重视发挥企业在对外援助中的主体作用，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开发相结合。以非洲为例，截至2003年底，中国以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在非洲共设企业638家，协议投资总额12.36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国家。如果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对外援助性质的项目占相当比重，那么对外投资政治属性的忽视将使相关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与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有差异。

图3—10　中国1982～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

（4）商务部制定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指导原则隐含一定的政治属性。为了指导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指导企业的对外投资产业和国别方向。商务部就《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答问中提到，制定该目录的国别原则为：一是周边友好国家，二是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三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四是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五是世界主要区域性经济组织成员。其中有两项与政治因素有关，并且《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已成为各级对外经济合作主管部门指导与核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依据，并在鼓励、支持、引导我国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自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二）》的通知）。

鉴于以上现象，笔者认为政治因素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重要影响，中央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为了验证笔者的看法，本章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个东道国、4年204个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由于政治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没有可参考的变量设计方法和数据，笔者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四个方面设计变量对政治因素进行度量。同时为了更好的甄别政治因素的影响，计量模型控制了国家间经济、文化、地理因素以及东道国国内因素。

1．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了中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量作为因变量，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源于《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的2003～2006各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表。本章选择了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51个目标国中的51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16个，发展中国家32个，转型国家3个。按地区划分，亚洲17个，欧洲12个，非洲8，美洲12个，大洋洲2个。样本国家2003～2006年吸收的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79.45亿美元，占总量的19.47％，如果扣除流向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等的直接投资额，样本国家吸收投资额占的比例达到35.94％。由于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有负数（反向投资大于正向投资），所以在回归方程中没有把FDI取对数。

自变量分别是政治摩擦（POLFR）、政治信仰（BELIEF）、国际地位（DPING）、政治关系定位（PREL）、经济距离（ABECODIS）、文化距离（CULDIS）、地理距离（GEODIS）、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EXP_1）、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IMP_1）、其他国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总和（OTHIN）。

政治摩擦（POLFR）、政治信仰（BELIEF）、国际地位（DPING）是虚拟变量。东道国与中国存在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或其他纠纷，政治摩擦（POLFR）取1，否则取零。取1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政治信仰（BELIEF）是判断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值变量，“是”取1，“否”取0。取1的国家（地区）有香港地区（特殊的政治关系）、俄罗斯、越南、老挝、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际地位（DPING）取1，当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否则取零。政治关系定位（PREL）根据两国关系性质打分，标准为：战略合作伙伴＝5，战略性合作关系＝4.5，全面友好合作伙伴＝3.5，全面合作伙伴＝3，友好合作伙伴或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正常建交国家＝1，未建交国家＝0。两国关系的性质由外交部网站、新华网等网站搜索取得。

经济距离有两种度量方法：一种是直接取东道国与母国人均GDP的差值，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经济距离变量的取值符号反映他国与中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之分。另一种方法是把人均GDP的差值平方作为经济距离的度量，这种方法只度量差距，不区分经济水平高低。本章用ABECODIS代表人均GDP的差值，GDPDISSQ代表人均GDP差值的平方。由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88，笔者在两个模型中使用ABECODIS和GDPDISSQ，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

文化距离（CULDIS）使用Kogut和Singh（1988）建立的文化距离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各字母含义如下：

CD_j＝第j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

I_ij＝第j个国家在文化变量第i个维度上的取值；

c＝中国；

V_i＝文化变量的第i个维度的方差，i＝1,2,3,4。

文化四个维度的取值来源于Hofstede的个人网站（http://www.geerthofstede.com），四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度量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风险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度量不同文化人民对待风险的态度；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 S. COLLECTIVISM）——度量独立与合作的意识强度；女性对男性（FEMINITY V. S. MASCULINITY）——度量不同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优势。Gupta（2000）建立文化簇（CULTURAL CLUSTER）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然而这种方法应用不多。

地理距离（GEODIS）度量国家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按照两个首都之间的经纬度由距离计算器软件计算得来。地理距离的度量有多种方法，比如相对距离（Soloaga和Winters，2001）、海运距离（程惠芳、阮翔，2004）等。本章没有使用这两种算法，一是为了避免计算的复杂性，二是由于有些样本国家与中国接壤，有些国家为内陆国，海运距离不可行。

一国出口和进口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证明与FDI有紧密关系。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EXP_1）和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IMP_1）分别为对外投资发生前一年度数据。其他国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总和（OTHIN）作为东道国国内影响资本流入的因素的工具变量。笔者试图用东道国的GDP、GDP增长率（GDPRAT）、通货膨胀率（INFL）等引入模型作为东道国国内因素的控制变量，由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不显著，且GDP与OTHIN变量相关性很高，所以放弃了这三个变量。OTHIN变量数据来源于贸发会议（UNCTD）公布的《2007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

对数据的基本分析见表3—8：

表3—8　　　　　　　　数据描述表

表3—9　　　　　　　　相关系数表

注：为缩小表格，相关系数表中没有包括因变量。

2．模型建立与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多次回归，笔者建立了以下最优拟合回归模型。由于三个政治因素变量是虚拟变量，在同一模型中回归难以解释其系数，所以笔者建立三个模型。

模型一：

FDI＝C＋C*BELIEF＋C*PREL＋C*CULDIS＋C*GEODIS＋C*GEODIS^2＋C*ABGDPDIS＋C*ABGDPDIS^2＋C*EXT＋C*IMP_1＋C*OTHIN＋a_i＋u_it

模型二：

FDI＝C＋C*POLFR＋C*PREL＋C*CULDIS＋C*GEODIS＋C*GEODIS^2＋C*ABGDPDIS＋C*ABGDPDIS^2＋C*EXT＋C*IMP_1＋C*OTHIN＋a_i＋u_it

模型三：

FDI＝C＋C*DPING＋C*PREL＋C*CULDIS＋C*GEODIS＋C*GEODIS^2＋C*ABGDPDIS＋C*ABGDPDIS^2＋C*EXT＋C*IMP_1＋C*OTHIN＋a_i＋u_it

面板数据常用估计方法有两种：固定效应法（FE）和随机效应法（RE）。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对误差项的假设。面板数据的回归误差项包括两部分a_i、u_it。a_i称为非观测效应（unobservable effect）或固定效应（fixed effect），代表样本个体不随时间变化、没有观测到的影响因变量的一些因素。u_it称作特异性误差（idiosyncratic error）或时变（time-varying）误差，代表因时而变且影响因变量的非观测因素。如果假定a_i与自变量相关，OLS回归结果就不是BLUE，这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是合适的，否则就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方法。本例中政治摩擦（POLFR）、政治信仰（BELIEF）、国际地位（DPING）、文化距离（CULDIS）、地理距离（GEODIS）等变量都是时间不变的，应该很好地度量了东道国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征，所以笔者预测使用随机效应方法可能更合适。使用常用的HAUSMAN检验方法检验两种方法回归系数的系统性差异，结果证实了笔者的看法：P值为0.2645，原假设成立，两种方法的系数并没有系统性差异，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方法。

然而固定效应法和随机效应法对误差项的考虑是有限的，Beck和Katz（1995）引入的PCSE估计方法则是对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目前影响较大，他对面板数据的误差相关结构给予了更细致的考虑（同步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提高面板数据回归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章使用Breusch-Godfrey方法对OLS回归残差进行检验发现，残差项存在明显自相关，并且white检验也证实了异方差的存在，因此笔者使用Stata软件中XTPCSE程序估计模型，结果如表3—10：

表3—10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

从回归结果看，三个模型的结果差强人意：模型间结论基本一致，系数都很显著，虽然R²只有0.6左右，但是这和影响一国资本流向因素的复杂性有关，企业微观因素、母国和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等都会对流向产生影响，本章的模型只是探讨了国家间的因素。

政治因素都是显著的，其中政治摩擦和国际地位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四个变量的系数符号都与理论假设一致。相同的政治信仰和国际地位，更紧密的政治关系定位都会导致中国对东道国更多的直接投资，而政治摩擦的存在明显减少了中国对东道国投资的规模。从规模上来看，中国对持相同政治信仰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每年平均多投资2.99亿美元，对存在政治摩擦国家比其他国家每年少投资4.14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反映中国一向的偏好，平均每年多投资1.08亿美元。政治关系定位变量在三个模型中显示一定稳健性，在5％水平上都是显著的，系数保持在41～47的水平，即中国与东道国政治关系升级将会带来下一年度0.4亿美元的投资增加。

文化距离（CULDIS）在前两个模型中显著，在第三个模型中不显著（由于与DPING变量相关性高-0.7615），系数符号相同且与理论假设一致，显示文化差异对中国外向FDI的阻碍作用。地理距离（GEODIS）在三个模型中都是高度显著的，它对投资规模的效应是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即地理距离在12355公里以内，随着距离增加投资规模是递减的；而当地理距离超出12355公里时，距离不再是投资阻碍，开始与投资规模成正比。这一发现可以统一以往研究中相互矛盾的结论。在一定距离范围内，运输成本相对于贸易利润还是可以承受的，在市场所在国生产的可以节省的成本有限，所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还不明显，而当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运输成本会缩减贸易规模，对距离相对不敏感的投资就会大量替代贸易，因为由此产生的利润空间更大。经济距离（ABECODIS）及其平方项在三个模型中也很稳健，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它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拐点在28347美元处。若中国的人均收入按2003～2006年的平均值大约1600美元计算即东道国人均收入低于29947美元时，中国对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投资越多；人均收入超过28334美元时，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则随着东道国人均收入增加而减少。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瑞典、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均在拐点之后。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投资偏向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较强的经济体，人均收入太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以及人均收入太高的发达国家，由于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过大，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减少，结论与假设完全一致。

出口EXT_1、进口IMP_1和OTHIN变量在三个模型都是强显著的。出口EXT_1的符号为正且很显著，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顺贸易导向。进口IMP_1的符号为负，即中国进口较多的国家，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越少，似乎说明中国的对外投资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资源寻求特征，这一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解释。OTHIN变量符号为负，即吸引其他国家较多外资的东道国却吸收到较少的中国投资。这一发现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却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特色，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具有与众不同的偏好，更彰显了中国外向FDI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国家间法律、语言、文化和市场的差异增加了投资的难度和风险，一方面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境外项目和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容易遭受道德风险，致使投资受损。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中信息的重要性，2009年4月10日商务部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旨在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全面、权威的信息服务，这一举措无疑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极大的便利。

然而，华商网络作为中国现有的国际资源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每年举行一次的世界华商大会和1995年中文“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的成立使华商网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迅速成长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建立了100多个世界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通过定期聚会沟通感情，维持着超越国界、洲界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网站的大型华商资料库存有53个国家的10多万个华人企业的信息资料，每月有50多万人次上网查询，成为全球最大的华商信息交流与查询网站。华商网络在中国对外出口和引进外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因此有理由相信华商网络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分论坛上，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廖俊侨在接受凤凰网专访时就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借助全球华商乃至各界华人的力量，华人世界“一体化”将有力地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法律以及风俗习惯，而其与当地政府、企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华商网络可以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进入海外市场。台湾、港澳地区的企业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华商网络实现成功的海外经营。

很多研究已经证实种族网络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和契约监督机制克服国际商务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不利后果，从而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Greif，1993；Gould，1994；Head，1998；Gao，2003）。华人是世界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联系最紧密的人口种群，而建立在其之上的华商网络更是规模庞大、影响广泛。作为一种独特的国际资源，华商网络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Weidenbaum和Hughes，1996；Hamilton，1996；Wang，2001）。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其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飞速发展，而华商网络在中国近几年飞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影响及其机制并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本章将在继承其他学者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6年间（2003～2008年）的数据对以下问题给予回答：（1）华商网络对中国近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显著推动作用？（2）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亚洲与亚洲以外是否显著不同？（3）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主要通过契约监督机制还是信息共享机制？抑或兼而有之？本章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对华商网络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制定相关政策以挖掘华商网络的经济潜力；另一方面为检验关于种族网络的相关研究结论提供进一步实证依据。

1．理论回顾

种族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以华商网络最受瞩目。国际学界对种族网络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原理有两种研究思路。

第一种思路从契约的非正式监督机制角度解释种族网络的作用，经济史学家Greif（1993）是主要开创者。他研究了11世纪北非马格里布人（Maghribis）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代理人国际贸易体制，这一体制在高自然风险（海上运输）、高市场风险（价格波动）、低法律约束的贸易环境下成功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Greif（1993）认为商人—代理人制度成功的奥秘在于种族网络内部的信用体系和惩罚措施，它保证代理人（负责运输和销售）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尽力为商人（货主）谋利而不是侵吞货物、欺骗商人，因为一旦代理人的欺骗行为被发现，他将被排除在马格里布人的交易网络之外。虽然当前的贸易环境与11世纪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种族网络发挥作用的条件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国际贸易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无法消除，基于非正式商业网络的监督机制仍然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另一种研究思路强调种族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这一研究思路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篇著名的文献Trefler（1995）和McCallum（1995），它们引起了学者对本质上一致的两个问题的注意：为什么贸易规模与理论模型的预测相差甚远——所谓“贸易缺失之谜”（mystery of missing trade）；为什么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规模远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大——所谓“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学者们对现实中除了距离、关税、语言、文化等因素之外的贸易阻力进行了探求，发现信息障碍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种族网络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它被认为通过信息共享、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信息障碍而促进了国际贸易。Gould（1994）和Head等（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和种族网络利用网络内部的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克服信息阻力、促进国际贸易。Rauch和Casella（1998），Rauch（2002）巧妙地将种族网络的信息传递作用与信息要求不同的商品联系起来，发现在同质化的商品贸易中种族网络的作用不明显，而在差异化产品贸易中种族网络的信息机制由于可以有效匹配贸易双方而作用显著，从而证明种族网络作为信息通道的作用确实存在，并且它的作用大小与贸易商品的交易信息需求程度成正比。Co等（2004），Bardhan和Guhathakurta（2004），Dunlevy（2006），Bandyopadhyay等（2008）相继用不同的数据对美国出口规模与出口目标国在美国的移民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都得出了一致的正相关结论。

上述两种研究思路也同样适用于种族网络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其中以研究华商网络与中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居多。Gao（2003）继续对华商网络与中国资本流入进行考察，他使用面板数据检验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Tong（2005）继承第一种研究思路，利用53个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检验华商网络的影响以及制度与华商网络作用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反：行政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华商网络的作用更大而不是更小。Singer（2006）利用进入中国外资的面板数据试图证明华商网络的作用会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然而1984～2003年和1992～2003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Tong（2005）和Singer（2006）的共同之处是探讨了华商网络对投资的作用原理。

2．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1）实证模型选择。

目前国际主流文献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计量分析的实证模型有两个：引力模型和CMM模型。使用不同的模型意味着控制变量的不同。为了检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章同时建立以引力模型和CMM模型为基础的回归方程。

①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早期用于国家间贸易规模的分析。贸易引力模型把贸易流量与GDP、人均GDP、距离和其他与贸易成本有关的因素联系起来，显示了出色的解释力。当八九十年代国际投资成为重要国际经济现象时，学者们开始把引力模型应用到FDI流量的解释文献中（Brainard，1997；Stein and Duade，2001；Tong，2005）。与贸易引力模型不同的是，FDI引力模型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FDI引力模型的广泛应用，本章将把FDI引力模型作为参照，评估计量结果的稳健性。修正的引力模型完整回归方程如下（变量说明见表3—12）：

ln ODI_ijt＝β₀＋β₁ ln GDP_it*GDP_jt＋β₂ ln GDPPER_it*GDPPER_jt＋β₃ ln GEODIS_ij

　　　　·β₄ CNPOP_j＋β₅ CTRCOST_jt＋β₆ CTRCOST_jt * CNPOP_j＋β₇CORRUP_jt

　　　　·β₈ CORRUP_jt*CNPOP_j＋u_ijt

lnODI_ijt是中国i在第t年向j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化，GDP、GDPPER、GEODIS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下标i、j、t分别代表中国、东道国和时间，随时间不变的变量没有下标t。前三个变量是引力模型的基本构件，每一个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②CMM模型。

CMM模型是基于“知识—资本”（knowledge-capital model）理论模型的实证模型。“知识—资本”模型由Markusen等（1996、1997）建立，是首次尝试把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融合在一起的一般均衡模型。Carr等（2001）首次为“知识—资本”模型建立了实证检验模型，即CMM模型，并利用美国1986～1994年的双边投资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与理论预测一致的结论。由于CMM实证模型是第一个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FDI实证模型，CMM模型产生后被广泛应用于与FDI有关的实证研究中（Singer，2006）。根据本章需要建立以CMM模型为基础的完整回归方程如下（变量说明见表3—11）：

lnODI_ijt＝β₀＋β₁ GDPSUM_ijt＋β₂ GDPDISSQ_ijt＋β₃ SKDIS_ijt＋β₄ GDPDIS_ijt*SKDIS_ijt＋β₅ INVCOST_jt＋β₆ TRCOST_jt＋β₇ TRCOST_jt*SKDISSQ_ijt＋β₈ GEODIS_ij＋β₉ CNPOP_j＋β₁₂ CTRCOST_jt＋β₁₃ CTRCOST_jt*CNPOP_j＋β₁₄ CORRUP_jt＋β₁₅ CORRUP_jt * CNPOP_j＋u_ijt

回归方程的前两行变量是CMM模型的基本变量，后两行变量是本章实证需要计入的变量。所有变量名称的含义在表3—11中集中说明。

（2）样本与变量选择。

①样本选择。

本章选择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7个东道国2003～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截至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为182个，87个样本国占所有东道国的44％。87个样本国家的选择取决于代表性和主要变量的数据可获得性。87个样本国家中发展中国家61个，发达国家26个；亚洲国家28个，非亚洲国家59个。87个样本国家2003～2008年吸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这六年流量总和（扣除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的87％，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②因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因变量有两种选择：FDI流量（Rauch和Trindade，2002；Singer，2006）和FDI存量（Tong，2005）。选择FDI存量作为因变量意味着使用横截面数据结构，缺陷是限制了观测值的数量，有利之处是回归方法简单，不用考虑序列相关、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等复杂的技术问题。选择FDI流量的优势是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根据需要扩展数据集，并且可以检验随时间变化的效应。本章选择FDI流量作为因变量，一方面为了扩大数据量，另一方面因为FDI存量数据掩盖了2002年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本章选择的数据区间是2003～2008年，这一区间的政府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变迁，而2002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是显著的，这一点反映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上（参见图3—11）。比如在2002年以前华人网络可能由于政策限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影响，2002年以后才开始在政府鼓励下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在使用FDI存量作为因变量的计量模型中华人网络很可能是不显著的，或者作用很小，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与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有差异。

图3—11　198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

③自变量。

华人人口（CNPOP）。由于没有准确的各国华商规模的数据，所以本章以华人人口（CNPOP）作为华商网络的替代变量（Gao，2003；Tong，2005）。如果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华商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

合约平均执行时间（CTRCOST）。根据理论回顾部分的相关结论可知，一国有关契约履行的制度越低效，种族网络等非正式契约监督机制作用就越大，即契约履行的制度水平与种族网络的作用是替代关系，所以，本章通过引入合约执行平均时间（天数）（CTRCOST）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制度水平的替代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交叉项CTRCOST * CNPOP就可以检验华商网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受东道国合约执行成本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当CTRCOST * CNPOP系数为正且显著时，说明华商网络通过契约非正式监督机制推动了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与Greif（1993）的理论预测一致。

腐败指数（CORRUP）。引入腐败指数变量是为了检验华商网络作为信息共享载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腐败水平与信息获得成本是正相关的，在腐败指数较高的环境里，华商网络可以充分利用“关系”资源和熟悉市场的优势获取别人得不到的信息和机会，为母国企业投资创造便利。Dunlevy（2006）已经发现种族网络对出口到腐败程度高的国家作用更明显。因此，笔者选择东道国的腐败指数（CORRUP）作为获得信息难易程度的度量，腐败指数越低，信息获得越容易，华商网络作为信息共享机制发挥的作用就越小。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CORRUP与CNPOP的交叉项来甄别CNPOP的作用受CORRUP影响的情况。如果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存在的。

表3—1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3）初步统计分析。

表3—12　　　　　　　数据描述表

续表

图3—12和图3—13分别是亚洲国家（地区）、亚洲以外国家（地区）华人人口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散点图。对外直接投资额以2003年至2008年的平均值度量。图中的直线为散点图的拟合线，拟合线向上倾斜说明各国华人人口规模与吸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正相关关系。同时，从两类国家的拟合线比较来看，亚洲以外国家（图3—13）的拟合线斜率更大一些，说明在亚洲以外地区华人人口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影响更大，与实证结果一致。

图3—12　亚洲国家（地区）吸引直接投资额

图3—13　亚洲以外国家（地区）吸引直接投资额

3．计量分析

（1）计量方法的选择。

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有混合OLS、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面板数据模型的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个体观察单位有关的，它概括了所有影响被解释变量，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另外一部分概括了截面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通常被称为特异性误差或特异扰动项。非观测效应模型一般根据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的不同假设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为随机效应。由于样本个体数目较大（87个），使用固定效应方法会大量减少自由度，并且模型中的地理距离和华人人口已经度量了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征变量，所以笔者没有使用固定效应方法。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三个年度哑变量（数据区间为六年），F检验显示三个变量集体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截面间系统差异。此外，笔者发现误差项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将会得出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Woodridge，2002）。使用STATA10软件XTGLS命令回归结果如表3—13、表3—14所示。

表3—13　　　　　　　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代表在15％水平上显著。由于GLS方法得出的R²与其他方法没有可比性，所以并没有报告。

表3—14　　　　　　　CMM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由于GLS方法得出的R²与其他方法没有可比性，所以没有报告。

（2）计量结果分析。

①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计量结果证明了国内学者关于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的猜测。不管是引力模型还是CMM模型，亚洲样本、非亚洲样本还是全样本，CNPOP的系数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只有在亚洲样本的CMM模型回归结果中显示10％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具体来讲，东道国华人人口每增加10万，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将增加1.5％和1.42％（见表3—13、表3—14的第四列），这一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了华人人口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充分说明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有理由相信华商网络在中国以后大规模的“走出去”活动中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②华商网络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地区差异。

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截至2002年4月的统计，全世界华侨华人3407万人，分布在140个国家，亚洲占82.7％。亚洲的华人不仅数量多，经济实力也最强，根据亚洲地区前1000大上市华商企业2006年公司年报，在亚洲地区前1000大上市华商企业中，除其中的中国大陆企业外，它们的总资产为2.4万亿美元，年度总营业额接近8000亿美元，总资产和营业额可达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同类企业总和的75％左右。中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近30年来，世界华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有87％来自亚洲地区。此外，根据《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0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3.9％在亚洲，所以根据以往数据推测，华商网络对中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影响要大于亚洲以外地区。

我们把全样本分为亚洲样本和非亚洲样本分别进行检验，计量结果却与我们的认识相悖。从表3—13、表3—14的最后两列可以看出，亚洲样本中华商网络的影响在两个模型中都不太显著，而非亚洲国家样本中华商网络的影响却很稳定、显著。从影响效应大小来看，非亚洲国家东道国华人人口每增加1万，将会引致中国直接投资分别增加1.08％和1.68％，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万人华人人口弹性只有0.08％和0.123％。

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亚洲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经贸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没有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大，华商网络的作用也会弱些；第二，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大，可能掩盖了华商网络的影响。根据贺书锋和郭羽诞（2009）的研究结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而亚洲在中国政治外交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政治因素的影响会更明显。从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12位的亚洲东道国顺序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地缘、资源等与此有很大关系，而并不与华人人口、华人资本规模成正比关系。

③华商网络的作用机制。

本章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华商网络的作用机制，即华商网络是否通过有效的契约履行监督机制和网络内的信息共享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契约监督效应在计量模型中体现在CTRCOST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当系数为正时意味着CNPOP（华人人口）对因变量FDI的影响会随着CTRCOST（契约履行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意味着中国倾向于向契约履行成本高的东道国投资（与一般的投资者相反），因为华商网络作为非正式的契约监督机制替代了东道国比较差的正式监督机制（高契约履行成本），降低了华人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信息共享效应在计量模型中体现在CORRUP与CNPOP的交叉系数，当系数为正时意味着CNPOP对因变量FDI的影响随着CORRUP（腐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华商可以通过华人社团和人脉关系很好的规避腐败造成的信息不透明、投资成本增加等不利影响，从而达到扩大投资的目的。

在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CTRCOST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是负的，分别在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与理论预测的符号相反。这一结果可以做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CTRCOST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情况的工具变量可能存在偏差，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华商网络的契约监督效应并不明显。为了排除第一种可能性，笔者又选择了东道国的犯罪率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情况的工具变量，然后应用上文中同样的计量方法和模型，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即犯罪率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华商网络的契约监督效应并不明显，并且中国对契约履行成本高的国家有明显的排斥性。

关于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效应，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两个模型中CORRUP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分别在1％和1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海外华商网络作为信息通道和信息共享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可以从其他事实中得到印证。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海外华人社团已达1万多个。这些社团不仅是华人维系感情的场所，更是信息交流、拓展商务的桥梁。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华商网络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亚洲以外地区更明显。一直以来，华商网络被认为对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亚洲以外地区似乎更为突出。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华商网络的影响范围比预想要广，亚洲以外华商网络的直接投资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说明华商网络作用的发挥有其特定机制和条件，在市场差异大、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国家间华商网络更能发挥它的优势。实证结果同时揭示了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以信息共享机制为主，即中国企业不像其他国家投资者排斥信息获取成本高、腐败水平高、透明度差的东道国，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通过当地的华商网络更容易获得信息优势。华商网络的契约履行机制在实证结果中没有得到证实，中国企业对契约履行难度大的东道国有明显排斥性，即使这些国家华商网络规模较大。上述结论对中国政府制定政策、推动下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政府要重视企业“走出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重新审视华商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我国企业“走出去”突出的问题是“走出去”的渠道少，对海外同行企业和市场缺乏了解，难以找到合适、可靠的合作伙伴，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契约监督机制已经证明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华商网络的建设，以此为平台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华商大会、华人网站、华人社团等都是很好的华商网络平台，可以为中国企业增进信息交流创造商机。世界华商大会是华裔工商界人士的全球性聚会，聚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汇聚了无数的跨国经营智慧，对有志于“走出去”的企业是通向世界的桥梁。

第三，政府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建立海外华人投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海外华人跨国经营的发展现状，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