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两省一市首脑会议和10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坐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VS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分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因此，上海经济区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三角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到1988年终于无疾而终。^〔3〕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容层面上，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与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4〕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三角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如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这对在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以行政手段整合长三角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加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从历史的延续看，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正在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的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的经济效益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史上，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似乎也在暗示，只有建立在产业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才可能是可持续的。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即上海经济区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特征是“横向经济联合”。微观特征是上海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以“经济技术合作”为名义，以“星期天工程师”为载体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的倡导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合作行为。但是，由于正处于体制转型的激烈变动时期，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制度形式与当时的改革方向和政策，以及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上，都存在许多盲点，因此，组织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体制却为三角洲内部起源于微观层面上的产业转移打开了便利之门，这种产业转移在一体化组织和制度结构的大框架下，以正式制度（横向经济联合）和非正式制度（星期天工程师）的形式活泼进行着，并有力地促进了江浙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显示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内在要求。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和江浙地区的产业分工，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由政府设定制度框架，营造氛围和环境，而由微观主体担任主角这样一种行动模式，基本上在这一阶段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