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的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一、产业集聚和外部经济性

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还有，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的示范效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

二、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

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与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三角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向上海扩张，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

三、要素流动网络

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网络为通道进行的，在转型经济和中国固有的重视“关系”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通过网络进行的交易，具有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作用。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社会文化传统的相似性更大一些的区域，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四、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一般来说，空间距离和运输成本的高低，信息传递成本的高低，以及交易成本的高低之间有紧密的相关关系。空间距离越远，运输成本、信息传递成本和交易成本就会越高，反之，就越低。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相邻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五、制度成本

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顺畅。比较以上四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以下关系成立：

E＝f（A, T, D, N, C）

式中：E表示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它们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A表示产业集聚及其外部性；T表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分工；D为空间距离因素，一般地说，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越低，该因素对要素和产品的流动的正面影响就越大；N是要素流动的社会网络；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产业集聚及其外部性和产业区域转移与产业分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当然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只要区域经济发展，就会推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D和N，构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通和通信条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加会产生缩小空间距离和强化要素流通网络的效应，进而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

C即制度成本的变动，集中体现了制度变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体化的减函数，即制度成本的降低会有利于一体化进程。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变性。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往出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变化常常起到起爆剂的作用。

当然，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