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地理和历史缘由

一、问题的提出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发展的行为特别引人注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无论是在对外部区域的直接投资数额还是作为企业家资源流动载体的浙江在省外地区的经营者的数量，在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领先的。截至2004年，由浙江民营企业主导的从浙江向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资已达7000多亿（元）（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根据全国各地的浙江商会的统计），而在浙江以外地区从事工商产业的浙江经营者达400万人。没有资料显示，在以行政省区为测算单位的对外（省区）投资数额上，有超过浙江的地域。

关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概念、原因、机理、功能和模式等，笔者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这些阐述和分析主要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中国沿海各个省区中，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就比其他地区更为引人注目。这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三角区域内部，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企业跨区域发展，其最活跃的群体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规模以及技术进步程度都处在长三角最高层面的上海企业，而是人均收入水平不及上海，经济总体规模不及江苏的浙江的民营企业。即便是上海向江浙地区的产业转移，其主要推动力也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而在国际上，积极推行跨区域（跨国）发展战略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显然，要解释这一现象，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和企业区位选择、企业发展战略等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经营学动因之外，还必须寻找其他更有解释力的原因。为此，陈建军（2000年）提出了“企业家资源说”^〔15〕，认为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是企业家资源的溢出，浙江产业转移和企业跨区域发展活泼的重要原因是浙江有相对丰裕的企业家资源。但是为什么浙江拥有相对丰裕的企业家资源，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似乎依旧有许多不太明确之处。一种解释是文化的作用，如浙江的文化传统，比如历史上的永嘉文化等等之类的。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时间上溯太远，牵涉的因素太多，验证就比较困难。如罗伯特·索洛所说，解释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努力，通常会以“业余社会学”的争论而告终（克鲁格曼，2000）。^〔16〕

在这一节，笔者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浙江的区位条件及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结构、历史事件的发生对浙江发展路径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浙江住民的“走出去”，即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活动实践，来深入探讨我们的问题。在本节，为了叙述的逻辑性，有时候，我们用“浙江住民”或“浙江人”的概念，来替代浙江企业或浙江出身的企业家的概念。因为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常常不是像教科书所描述那样，先有一个企业，然后是成长，然后才是跨区域发展。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浙江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有多种形式，其中不乏有许多浙江住民，仅仅带着一些资本，或者凭着自己拥有的技术、技能，包括经营能力和经营资源，或单枪匹马，以个体户、投资者或者其他个人名义；或朋友搭档，三五成群，凭借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形式或者是社会网络结构的延伸的形式到外省区、甚至到海外去寻求发展的。这时，跨区域发展的主体，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企业，但是从行为目标和方式来说，他们是生产要素的载体，具有企业最基本的内涵，即是以要素投入来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用“浙江住民”或“浙江人”的概念，主要是突出了两个属性：第一是地域属性，这是为了明确跨区域发展行为主体的起始空间位置、空间属性；第二是行为主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因为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和非组织形式，跨区域发展行为的主体是人，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人是一个多种生产要素的载体，无论是“走出去”^〔17〕还是跨区域发展，都表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二、由地理因素、资源结构和历史事件决定的发展路径

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历史是由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事件形成的。在中国，浙江浓厚的工商文化意识，以及浙江住民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创办商工事业的执著，是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文化传统特征，并成为该地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浙江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与浙江近代历史和区位以及地理特征有关的。

浙江人多地少，但自然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土地相对肥沃，这样的资源结构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的产生，进而导致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最先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几乎都是具有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条件，且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具备通商条件的地区。如欧洲的地中海沿岸，法国、荷兰等以及日本的关东、关西平原等。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的产生，使得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成为可能甚至必然，而现代工业的前身就是手工业和商业。

中国近代商工产业的发展有三个源流：（1）由洋务运动而来的官商，以及与官商密切相关的、具有官僚背景的“民族资本”，如胡雪岩等。（2）外来资本。（3）中国传统手工业和传统的商业、金融业等，即传统的非农产业。而浙江的近代产业基本上是沿着传统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路径演化而来的。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浙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封闭的自然过程，这是不确切的。浙江近代产业的成长与浙江住民主动地“走出去”、走到海外和省外，利用外部资源，寻求跨区域发展，实现内外联动有很大关系。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外来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如广州、上海、青岛、天津以及沿江的一些大城市如南京、武汉、九江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与此相关，中国最早的一些官商企业和大的私营企业也出现在这些城市。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出于对东北的野心，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些近代工业，这些地区成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地区，它们共同的特点不是沿海就是沿江或者在外国势力范围内（如东北地区）。

在这个对外开放的浪潮中，浙江处于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地位。浙江属于沿海地区，宁波和舟山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浙江的经济发展程度乃至文化发达程度在国内就比较靠前。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对于中国就好比20世纪的“莱茵河”对于欧洲。江浙地区是清朝政府的粮仓，当时浙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应该都比较发达，且文化也比较发达，文人墨客也比较多。即便是浙江沿海地区普通的农民和渔民，经常出没于海上，熟悉海外情况的人应该也不是少数。因为据说明清时期，被称为“倭寇”的海盗，许多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沿海生活无着的渔民。比较内陆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对外部事物了解的知识水平，使得浙江住民从近代化的开始阶段就有一个发展经济的较高期望值。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是由于浙江紧靠上海，而上海又由长江伸展到中国腹地。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势力的注意力首先被上海吸引，他们在上海得逞以后，就兵分两路：一路被长江吸引，于是溯江而上一路奔江苏、江西、湖北而去，因此南京、九江、武汉等长江沿岸城市就成了外国势力的争夺之地；另一路则沿海北上，因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于是途中的青岛、烟台、天津等中国北方的沿海城市也就成为外国势力关注的地方。这样紧挨着上海，且面向海外的浙江反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清末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所谓最早的一批中国官商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民族工商业也是和外商相伴而行的。所以，洋务运动没有在浙江留下值得提起的痕迹。浙江又成为洋务运动的“死角”。19世纪到20世纪，尽管浙江处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并且紧靠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上海，但是浙江没有获得一个建立近代工业的机会。今天，许多浙江住民和浙江地方政府官员常常自嘲浙江在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一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尴尬地位，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了：“大树”者，上海也。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的地理特征是靠“海”，第一靠大海，第二靠上海，这样浙江住民就有了“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区位优势。海外资本和官僚资本不进来，浙江住民和浙江企业可以“走出去”。外国人打开了中国国门，本意是为了方便外国人进来，但无意中也为中国人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一则浙江本来就有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二则当时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为生活所迫，或是其他原因，大量的浙江住民开始“走出去”。一是走到上海，二是走到海外，寻求跨区域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由于早期浙江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比较发达，加上从整体上讲浙江住民的文化底蕴相对深厚，历史上江浙一带出状元最多就是证明。“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浙江住民和浙江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佼佼者很快就有了收获。在上海，许多从事商工产业的浙江籍经营者由于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快地获得了成功。上海工商界的所谓“浙江帮”就是这些人。法国学者白吉尔（1994）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资产阶级群体中，浙江人是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当然，这也和上海、浙江地域相邻，文化背景相似，浙江籍企业家以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在上海的商业竞争中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有关。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浙江住民则走到了海外，到日本、欧洲等地寻求发展的机会，其中一些人学得了外国的手艺和技术以后，又回到国内在沿海各大城市谋生。他们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骨干力量。如后来被称为“红帮裁缝”的一些宁波籍服装经营者和技术人才，他们成了上海近代服装产业的带头人。但是，这些在外面发展的浙江籍经营者和浙江住民当时基本上没有重回浙江发展的意愿，因为当时的浙江毕竟贫穷和落后，唯一像样的杭州也是一个产业基础薄弱的消费休闲城市。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即便许多浙江籍经营者在上海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但浙江本地依旧没有大工业的影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浙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沿着既有的轨道，继续从事着小而散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以维持生存，或者就是不断地“走出去”以突破地域环境的生存制约。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温州、永康等地曾作为“敌后”，有过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但也只能是一些和手工业类似的小工业。

总之，由于缺乏外来资本的刺激，也没有国家投资，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直到20世纪中叶，浙江始终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

这种情况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大的改变，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规进程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但是接踵而来的是计划经济年代，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计划安排的国家投资。而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又一次因为地处“海防前线”而被忽视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陈建军，2000年）。^〔18〕

但是另一方面，浙江许多地区的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传统一直被保存着，并顽强地表现出来，一有机会就要发展。这是因为：第一，浙江人多地少，有这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要生存和发展，除了发展非农产业别无他法。第二，浙江地处沿海，紧靠上海等大城市，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生活方式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比较，也会有所向往。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发展的参照系也相对比较“前卫”。第三，中国人的故乡和家庭情结，使得许多在外面发展的浙江籍人士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紧密的信息往来，他们诱导着众多浙江住民的价值取向，使之添上了近代工商文化气息。而且，这种信息交流一旦条件成熟，很快就会发展成为经济交流和技术转移，进而实现内外联动，迅速地推进了浙江的经济发展。

三、宁波服装工业发展的案例

我们以宁波服装工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证实我们的假说，并说明浙江的发展和工业化道路是如何深刻地依赖于浙江住民的跨区域发展和内外联动。

严格地说，宁波的工业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入自主加速的轨道。其特点在于：第一，基本上是从乡镇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第二，是按照宁波自身的要素资源的禀赋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

在宁波的工业化进程中，纺织服装业、特别是西服产业占有突出的地位。

20世纪初，一些宁波住民到日本等地学得制作西服的手艺后回国发展，这批“留学”海外的宁波籍裁缝师回到国内以后，在沿海大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过程^〔19〕，并很快在上海做出了宁波“红帮裁缝”的品牌^〔20〕。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纺织服装工业一直是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领跑者，而上海许多著名服装厂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宁波籍人士或有宁波出身者的社会关系人士。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当地的乡镇企业就利用宁波和上海之间由各种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利用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实现了沪甬之间的“技术转移”，建立了一批宁波服装的骨干企业，如杉杉、雅戈尔等。20世纪初，宁波住民“留学海外”，“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终于到20世纪末在宁波结出果实。纺织、服装特别是西装产业成了宁波的支柱产业。

由此可见，以宁波为代表的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主导产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走出去”的浙江籍人士和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企业为媒介，建立起本地区与上海及其他中国沿海大城市，乃至海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关系网络，确立起自己的发展目标，获取发展资源和发展动力，构筑起技术转移、产品销售、资金融通，甚至政策支持的发展支持体系的。

四、温州制鞋工业发展的案例

在浙江，还有另外一种有代表意义的跨区域发展的版本。这是温州版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道路。

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以商带工”，即商业先行，由此带动工业的发展，但是温州的“商”在工业化初期更多地表现为“行商”，是带有小商小贩性质的“行商”。温州地理特征是靠海，但周围多山、交通不便，腹地很小，因此没有外商投资。同时，因为国防上的原因，国家也很少投资，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像样的工业。温州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资本积累，为了生存需要，温州住民只能更多地依靠经营小型商业和手工业。由于外部地区的人和资本不愿进来，寻求离开本地进行跨区域谋生就成为许多温州住民的选择。与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不同，温州离上海较远，也没有类似宁波那样和上海有紧密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利用，温州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要素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的载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先放开的是包括小商、小贩、修补服务在内的生活类服务业，温州住民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一开始主要也是以各种生活服务业为载体的。

如果说，宁波工业化的火车头是服装业的话，那么温州工业化的火车头就是修鞋制鞋业。

我们试以修鞋制鞋业为例，来说明温州人是如何通过“走出去”、跨区域发展来带动本地的工业化的。

在各种服务业中，修鞋业是一个比较适合温州资源赋存结构的产业。修鞋产业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固定资本投入低，基本不需要原始资本积累；第二，修鞋是手工业和商业技能结合，但又是最简单、初级的东西，对书本知识的要求较低，因而学习成本较低，只要愿意，一学就会；第三，修鞋业的“关键技术”在于对市场空间的控制，市场空间的大小常常决定收益的多少，“跨区域发展”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从业者只要多跑几处，至少是可以做到“广种薄收”的。以上三点符合改革开放前温州和温州住民“一穷二白三勤快”的资源禀赋特征。“穷”是缺乏资本，“白”是受教育程度低，“勤快”是投入大量劳动的意愿和能力。于是，早期许多温州住民就选择修鞋为载体的“跨区域发展”。在这过程中，温州人固有的“地域文化”也在修鞋业的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人事业成功，往往会带动一大批和他有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的人来从事相同的职业和产业，彼此形成集聚网络和“帮”，进而开始了对市场的控制，加速了温州修鞋制鞋业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如东北、西北、西南各城市中修鞋产业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几乎都是温州出身者。不仅如此，修鞋业还是温州企业家群体的“黄埔军校”。因为修鞋工作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市场信息的敏感，一个修鞋匠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信息的搜集员，一个修鞋铺就是一个市场信息的集散点。修鞋者大多身处或者巡游在都市商业区、办公楼集聚区以及居民居住区等市场信息密集之处，修鞋匠服务对象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那些整日东奔西走以“磨皮鞋”为职业特征的企业供销员和采购员。而中国的传统习惯，人们在修鞋时都会有较多的时间和修鞋匠进行信息沟通，积以时日，修鞋匠对市场的敏锐感觉就被培养出来了。现在人们都说温州人的市场感觉好，说他们特别善于抓住市场的机会，这和早期许多温州人经过修鞋产业的“培训”大有关系。温州大多数著名企业家几乎都有过修鞋的经历。如温州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南存辉，最初就是修鞋产业的从业人员。由修鞋到制鞋和卖鞋，进而到兴办和经营鞋厂，进而大规模地兴办鞋业集团，现在温州已成为中国的“鞋都”，制鞋产业已成为温州的主要产业。由修鞋到制鞋，再到其他产业，温州人就是这样通过“跨区域发展”开始他们从手工业、小商业向近代商业和工业的演化的进程。

由此可见，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当地的住民是选择适合自身要素资源禀赋特征的产业为载体，直接“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在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配合下，凭借“干中学”积累的知识，在广阔的空间中抓住市场发展机会，较快地完成原始积累，并且在外部地域和本地域之间形成联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五、企业家资源和跨区域发展的实践

浙江企业活泼的跨区域发展，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这种活泼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的行为的发生是由特定的资源赋存结构，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规定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将阐明，这种由自然、地理和历史事件等外部条件所规定的跨区域发展的发生和发展与浙江企业家资源优势的形成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活泼进行的跨区域发展的背后是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和跨区域发展的实践紧密相关。这种互动机制的形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是浙江具有企业家资源的优势，而不是其他地区，如中西部的什么地区？

熊彼特的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为什么一些人具有创新精神，而另一部分人没有。直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文化”因素，如马克斯·韦伯。然而这很容易陷入索洛所谓的“业余社会学”的争论。我们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现和其独特的知识结构有关。而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企业家独特的信息获取路径有关，独特的信息获取路径或渠道又和企业家的实践有关。具体地说，浙江具有企业家资源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和浙江人与外部世界密切的信息沟通以及浙江住民的“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经济活动实践有关。特定的社会集团及其特定的跨区域发展的实践活动在企业家成为可能的三个条件方面，即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独特的知识获取渠道、独特的知识结构方面形成了广泛的接点：

第一，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这是指非主流社会集团的“横向”信息接受的比较优势的存在。企业家的特征在于创新，创新是对现存事物的否定。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创新，是对已有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否定，这种自下而上的否定显然在转型开始阶段不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主导集团所欢迎的行为。因此，能够涌现较多企业家的社会集团常常不会是现存的社会主流集团，而更多的可能是出自非主流集团，甚至是边缘集团。我们不难发现，在浙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现在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大多数都来自社会底层、社会的边缘层，如农民、个体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离职或下岗的工人，部分基层的政府官员等。很显然，企业家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而形成。相反，他们大多游离于社会主流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渠道之外，因此他们也就更多地具有吸收来自各方面非正式渠道的“横向”信息的比较优势。

第二，独特的知识获取渠道。这是指和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相关联的“见多识广”的知识获取渠道。成为企业家的这些人，可以没有受过多少传统的正规教育，但是必须是“见多识广”的人，具有“干中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而那些“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人群，或者具有广泛的“走出去”人群的社会联系的人群，常常是见多识广的人群，在这样的人群中比较容易产生创新知识，容易产生企业家。

第三，独特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运用的意愿和能力。这是指具有较高的发展目标和强烈的发展愿望。而这在很大程度和行为发起者的目标参照系的选择有关，也和选择者的知识结构、观察问题的视野有关。很显然，具有较为广阔的认识问题的视野和较多的社会联系的社会群体将会较多地产生企业家，而这也和“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人群有关。

六、结论和比较

一种发展行为，一个历史事件，总是有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特定的区域经济关系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是不能单纯地由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或产业经济学理论完全解释的。因此，我们把分析的视角移到了常常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自然、地理和历史领域，重新审视了这些外部条件对浙江企业跨区域发展活动的影响。于是，我们不难发现，以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发展为主要动力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长三角各次区域来说，都是必需的和必然的。

较好的文化底蕴，人多地少，自然条件良好，具有发展非农产业的比较优势；沿海地区，具有走出去的地理环境等。同样或类似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并不仅存在于浙江，也同样存在于南部中国，包括福建和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的住民，在进入近代以后，出于生存压力和外部诱惑都有“走出去”寻求跨区域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偏好。但是和它们不同的是，浙江更接近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因此在如何实现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的联动方面比相对偏远的华南地区更有地理方面的优势。

邻近上海对浙江选择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浙江虽然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发展条件，但却常常因隐身于上海背后，而为中央或外部的主流集团所忽略，因而成为由外部力量（也包括中央的力量和国外资本集团）主导的工业化的边缘地区，一个“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区域。但是这种局面的副产品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以在较少地受到外界行为的干扰之下遵循经济发展内在规律“自然演进”。这种演进规律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本地企业家的出现和涌现，并且以准确把握适合本地要素资源结构的主要产业的方式主导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当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之后，浙江的这种优势又因其特定区位条件被很快发现，进而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21〕

特定的区位条件还使得浙江人选择发展目标时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一点和一些内陆地区可能形成对比。比如说，由于见多识广，由于与居住在海外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大城市中的亲戚和同乡的信息沟通，浙江住民在选择自身的发展目标时，会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发展参照系，进而激发出强烈的发展愿望和行为激励能量。

图8-9　浙江民营企业“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