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我们主要从“产业”的层面，或者说是两位数的产业层面论证了浙沪间事实上存在的产业转移关系。为了深化我们的观点，我们进一步深入到“产品”的层面，即三位数产业层面来进一步证实这种产业转移的存在。在国际上，形象地描绘了产业国际转移现象的是赤松—小岛清的“雁形形态论”。我们将要看到，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形态，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雁形形态”。
图9-5 “雁形形态”示意图
在图9-5中，横轴为时间轴T，Y轴为某一产品（产业）（我们设其为C产品）产值或产量（可以用绝对值表示，也可以用相对值表示，如占全国的相对份额，或市场份额）。在图9-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T0－T1期间，C产品（产业）在A地区经历了其发生、发展过程，在T1－T2时期，C产品进入了衰退的过程，而就在A地区C产业出现衰退期间，即T1－T2期间，C产业开始在B地区崛起，开始了在B地区的发生、发展过程。这样，C产业在A地区和B地区先后继起的发生、发展和衰退的发展过程，我们称为产业区域转移。即随着时间的推移，C产业的发展中心，从A地区转移到了B地区。从图形上看，C产业在A、B地区先后继起的发展，就像先后起飞的大雁，A地区是C产业发展的头雁，B地区是C产业发展的第二只雁。
我们以上海和浙江纺织品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证明，在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着产业转移的雁形形态。表9-7是上海和浙江在1981—2003年间纺织品（棉布）产量的市场占有率（产量在全国所占比）的时间序列数据。图9-6是由表9-7形成。
表9-7 1981-2003年上海、浙江纺织品（棉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推移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2004》、《上海市统计年鉴2004》。
注：我们用某地产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来代表国内市场占有率。暗含的假设条件就是产量等于销售量，全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由表9-7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的纺织品（棉布）产量绝对产量（产出）和相对产量（国内市场占有率，我们用占全国产出之比来表示）都在不断下降，即从1981年的11.6％下降到2003年的0.48％。与此同时，浙江虽然在某些年份有些反复，但大致的趋势是在不断上升的。即从1981年的3.59％上升到2003年的12.1％。为了排除短期景气波动的影响，更准确地描绘出上海和浙江纺织品（棉布）产量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我们对有关数据进行了五年移动平均处理，结果如图9-6所示。
图9-6 1980—2003年上海和浙江纺织品（棉布）产出（市场占有率）趋势图（五年移动平均）
从图9-6不难发现，1980年到2003年期间，上海纺织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浙江纺织品的市场份额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前后，浙江的纺织品市场份额超过了上海。由此证明，在沪、浙之间存在着一种“雁形形态”。不仅如此，从图9-7中我们还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的纺织品相对产量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符合“雁形形态”的发展过程的。
不仅沪浙之间在纺织品发展上具有这种“雁形形态”，上海和浙江之间在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在普通机械和电机电子产业上，如“缝纫机”和“电视机”等产品发展上也呈现出发展阶段上的先后继起的“雁行状态”。图9-7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缝纫机产业开始进入徘徊和下降的局面，表现为市场份额的不断下降。而同时，浙江的缝纫机产业则进入持续上升的时期，其市场占有率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上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电视机产业上。图9-8表明，上海电视机产业的衰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电视机产量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占全国的比重）从11％下降到2％。而同一时期，浙江电视机产量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则从4％上升到8％。
由于上海和浙江之间在空间距离上互为邻域，经济联系紧密，上海和浙江在制造业的诸多产业领域方面的这种先后继起的“雁形形态”，再次充分证明了沪浙之间存在着产业区域转移。
图9-7 1980—2003年上海和浙江“缝纫机”市场占有率
（占全国份额）变化趋势图（五年移动平均）
图9-8 1980—2003年上海和浙江“电视机”市场占有率
（占全国份额）变化趋势图（五年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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