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百年目标

我曾问过数十位企业的创业老总：为什么要办企业？大家的答案基本一致：开始并没有什么远大的使命和理想，大多是为解决生活的贫困、为买房买车，甚至是为了获得自己所倾心女人的爱恋，等等。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常青树的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办企业的初衷更直接：不愿无所事事。其实，也正是这些基本的需求促使这些精英们萌发了最初的创业动机。但仅有上述理由，企业还不可能做大，不可能做长远，更不可能做成一个世界级的百年企业。

组织如同婚姻。相爱的两人结婚后，如果整天谈的是票子、房子、车子、孩子，这段婚姻是长久不了的。幸福稳定的婚姻，一定是高举爱的旗帜，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顺便谈谈票子、房子、车子。当然，婚姻是为了爱而以物质为基础的。

组织是适应于具体目标的需要而存在的。只有当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目标，而这个目标单个人又不可能完成时，组织才能产生和继续存在。今天，当我们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同时，冷静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正是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组织所创造的巨大价值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创造了这个时代的繁荣。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宣告了解放军的创立。创建者们在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武装组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实现目标等问题。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在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对这支军队要去哪里、如何实现目标，进行了规划、设计。“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成为这个组织的使命与宗旨。在近90年的历史中，每个加入解放军的成员可以带着不同的个人目的，但这些不同的“个人目的”，必须统一到组织的“使命”上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跟踪研究了100余家在中国堪称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搭乘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抓住市场机遇而赚到了钱。但其中一些企业由于没有明确的组织目标，由于满足于暂时的市场成功，而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动力，进入“滞长”状态或倒闭。世界上任何组织要想聚集起更多的成员，要想更长久地生存，都需要设立足以担当此任的组织使命和目标。

组织在前进中的一个个小的、阶段性的、具体的目标，最终集合为组织的大目标、终极目标——使命和愿景。用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形态，相对于过去的形态，都是一种进步，也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以商业为主的体制，本身也是有使命的。在美国，沃顿商学院是与哈佛商学院难分伯仲的商学院。有意思的是，这两所世界著名商学院为新生安排的入学教育第一课居然都是政治课，甚至课程内容都相同：商业使命、商业道德和企业家的使命和企业家道德。无独有偶，著名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在中国内地创办的长江商学院的新生第一课也是政治课。这个已经连续几年由院长亲自主讲的课程，内容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使命”。这些著名商学院认为，只有具有了使命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够在商业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解放军的胜利，成为全世界许多组织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解放军90年的历史中，从缔造者到今天的新统帅，从士兵到高级将领，从几乎赤手空拳到“小米加步枪”，从单一兵种到现代化种类齐全的合成部队，解放军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但唯有一点不变，这就是缔造者们赋予它的宗旨：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宗旨的感召下，解放军队伍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楷模，这些平凡而普通的士兵，用行为彰显、充实了使命的内涵，张思德就是其中之一。

张思德出身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的一户普通佃农家，与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是同乡，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思德被分配到现在的中央警卫团前身警备团手枪连（即一连）担任警卫工作。

1944年春，为了继续发展生产，中央机关和警卫人员组织了一支精悍的生产小分队。张思德当时在枣园内卫班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他第一个报了名，随队从枣园来到了安塞县境内的石峡峪庄，组建了生产农场。9月5日，张思德在修理新挖成的窑洞时，突然发现窑顶掉落土块，抬头一看，窑顶裂开一条缝。他知道这个窑就要倒塌，但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自己往外跑，而是把身边的战友一把推出窑口。瞬间，张思德被埋在两米多厚的土下。他的战友脱险了，而张思德被大家挖出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很快就被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难过，十分动情地对警备团的领导说：“张思德是为大家、为集体而死的，要开个追悼会，我去参加。”

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讲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句“为人民服务”唱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一名普通士兵的命运注定和这个优秀的组织永远相连。

其实，人类的远古时期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人们最大的动力来自于信仰和信念。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中国西藏在通往拉萨的路上磕等身长头的信徒就会理解使命与信仰的重要了。

使命和宗旨是组织的“DNA”，是组织生存的核心，生存的基础。企业作为竞争性组织，当然需要确立组织宗旨—— 使命。

一个创业的企业家和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块“奶酪”的。用柳传志的话说，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但成功的企业却不可缺少价值设计。企业的价值设计就是企业使命的设计、提炼 过程。

凡是伟大的组织，一定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很难被战胜的。解放军是组织目标和价值观完美结合的典范。

解放军组织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目标管理”的过程。共同而明确的目标，使这个组织产生了强大的竞 争力。

目标定得准确是不容忽视的。

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的目标是打大的歼灭战，要求整师地消灭美军。但当毛泽东发现这个目标不现实时，他立即将此目标降为“零敲牛皮糖”。只要求一次吃掉敌人一个团、一个营，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达到了把美军赶回谈判桌旁的目的。

组织需要目标，目标的准确是首要的。实际上，在任何战争中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认清敌方“重心”之所在。如果对方的这点被打败了，则整个战事都会发生于敌不利的变化，这被称为枢纽。判断什么是枢纽、什么是事情的关键，是需要雄才大略的。解放军在1947年的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而后打长春，就是抓住了“枢纽”的正确 选择。

我在基层带兵时，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都要制订相应计划，明确在某个时段该干什么。

为了目标准确，新兵到部队后，首先要学习接受命令的方式：

（1）命令接受清楚（知道该干什么）后，下级要复述上级的指示内容。

（2）没有领会上级命令，应回答：报告，请首长再重复一下命令内容。

当然，作为上级，为了能够达成、实现目标，目标的确定需要简明扼要。

组织的使命，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但要使全体组织成员忠实地履行宗旨，就必须把这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组织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使解放军有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北斗星”。使这个组织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永无止境地前进。但在具体达成这个使命的方式上，需要因地、因时制宜。这就是组织的目标。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半个世纪前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这个目标是可以诠释的，是远大与现实完美结合的目标，这也正是这个组织具有超越对手的效率和竞争实力的原因所在。为保持组织的前进方向，需要在组织的前方建立起具有灯塔性质的目标。

什么是灯塔性质的目标呢？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支撑组织在相当时间内发展的目标，是个能够规避前进路线偏差的目标，是个能够在极度艰难困苦中吸引成员前进的目标，是个能够使全体人员为之努力并能达到目的的目标。

目标明确是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

在长征中，这个目标是抢渡大渡河，是翻越雪山，是走出草地，是到达陕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目标是把对手赶过“三八线”，是用“零敲牛皮糖”的方式消灭敌人，集小胜为大胜并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使命与目标相比较，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是说：使命是组织存在的目的，是“魂”，是基本不变的信仰；使命就像北极星一样，能让企业有一个明确的最大方向，引导组织努力向前。没有明确的使命，企业是不可能走远的。而目标是血肉，是“活动”的血液，是可变化调整的。联系是说：使命是组织“最终、最高的目标”，是终极目标，所以短期之内一般很难实现，是个必须一直努力向前的大方向，是永远的未完成式。而我们这里所讲的目标则不然，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目标是使命在某个阶段的具体化。当然，旧的目标实现后，新的目标又确立了。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说：“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所以，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类组织的产生，正是人类希望实现自身目标的结果。通过有效的管理，人们得以将自身的目标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所以，目标是如此重要，它是企业之舟在夜航中的灯塔。

目标的实现，需要梦想，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

企业使命的建立，使企业发展有了一个出发点，有了原动力，有了前进的方向。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依然需要走很长的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换句话说，“企业使命”是解决建立一个什么样企业的问题，是相对固定的，是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的词语诠释的，是精神的；而“企业的目标”则是实现使命的步骤、阶段条件，是物质的，是可以调整变化、可以修正的。

企业没有这种具体的、物质层面的目标，员工前进的动力就会失去，企业也就无法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只老骆驼穿越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千里沙漠。

马和驴请这位英雄介绍经验。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老骆驼说，“认准目标，耐住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到达了目的地。”

“就这些？没有了？”马和驴急着问。

“没有了，就这些。”

我们每个人自涉世起就开始树立目标，因为生存需要目标，没有了目标就没有了自我。没有目标的生存只能称其为“苟且”。在社会生活中，就单个生命来说，生存可以“苟且”，但对社会组织而言，“苟且”是绝对不可能生存下 去的。

目标对于一个企业至关重要，它是企业寻求创新和成长的冲动，是保持永不满足的精神。但不恰当的企业目标，又很可能会成为导致企业失败的原因。

为什么同样“目标远大”“理想远大”，有的企业从成功走向优秀，而有些企业却不能跨过这道“坎”，而走向失败呢？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了更多地增加利润以利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在经营中必须不断设定更高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虽“高”，但并非“不可攀”。用这个主动设定的更高目标，动员员工调动所有的精力去努力奋斗，这是企业市场成功的关键。而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必须让全体员工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目标，使目标成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并落实到每个员工的行动中。如果企业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企业就达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境界。

有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发现有三个工人在工作。他分别问这三个工人，在做什么，三个人的答案各有不同。第一位回答：我在卖力赚钱。第二位回答：我在做最棒的建筑工。第三位回答：我正在盖这个城市最好的大厦。

我们看到，作为企业员工，只有第三位工人明确了企业的目标。在每个具体企业中，每个员工作为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目标，而企业整体也应该有企业的整体目标。在这个整体目标之下，个体的目标必须服从、服务于整体目标，绝对不允许背离整体目标。

组织宗旨的教育效果靠“说服”，而非“压服”。

“为人民服务”是组织宗旨，需要组织成员全体一致遵守。而让流动着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数百万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梦想的人在最短时间内接受这个宗旨，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

“教育训练”是解放军的首创。

解放军第一次明确地把对成员的“思想教育”与成员的“军事技能训练”摆在了同等地位。教育训练是解放军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在世界上，把教育提到与训练同等高度，是解放军的首创。训练，是对士兵进行作战技能的培训；教育，则是使士兵知道为什么去作战。教育，能培养士兵形成忠诚、勇敢、服从和执行的意识和能力。

解放军的士兵教育具有光荣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解放战士”身份加入了解放军行列。为了让这些战士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成为解放军中自觉的战士，解放军各野战军广泛开展了以“两忆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激励了士兵的战斗热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士兵教育成为解放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我曾是解放军中一名士兵，也曾在这个组织中带过兵，我感到，解放军士兵对解放军组织的忠诚的确是教育出来的。

解放军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耐心说服教育。不断的思想灌输，成为转变士兵思想的极好的方式，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

解放军认为，管理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严格管理是建立在耐心说服、启发自觉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解放军的管理工作中，既要靠行为约束和规范，更要靠思想的启迪和引导。解放军认为，管理离开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就容易简单生硬；教育离开了严格的管理，也容易没有说服力。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和最佳效果。毛泽东曾说过，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认知也要靠灌输。在企业文化中，重要的不是客户，而是员工。

教育在先，就是要首先告诉员工：干什么，怎样干，干到什么标准。其次，是教育员工，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努力地干。

员工的“忠诚、勇敢、服从、完成”的品质，一方面靠自我修养，另一方面更靠教育。

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部下和成员具有“忠诚、勇敢、服从、完成”的品质。

忠诚：就是对组织要忠贞不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组织。

勇敢：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略，要有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战胜敌人而不向敌人屈服”的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敢于刺刀见红。

服从：组织成员要下级服从上级，服从董事会的领导。

完成：员工要有能够千方百计创造性完成任务的能力。仅有忠诚、勇敢和服从是不够的。解放军组织重在培养干部、骨干“带兵打仗”，普通士兵也具备能够独立作战的能力；培养能创造性完成任务的人。

华为老总任正非非常注重培养企业员工“忠诚、勇敢、服从、完成”的“狼性”精神。任正非曾回忆：“公司初创时期处于饥寒交迫、等米下锅的时候。我们是一群饿狼，只有让‘狼性’爆发才能生存。”从最初的创业到后来的发展，华为充满了坚忍、顽强、不舍、凶狠等典型的“狼性”特征。而且是一群可以咬死任何庞然大物的本土狼。

既然要培养“狼性”，便需给狼足够的刺激。任正非甚至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建立适应企业狼性发展的机制》。任正非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忍耐的文化，而不是扩张的文化。我们竖起利益均沾的大旗，强行推行扩张文化。”利益均沾原则不仅适用于华为对内刺激“狼性”，也成为其笼络客户、攻城略地的利器。

任正非说：“我永远都不知道谁是优秀员工，就像我不知道在茫茫荒原上到底谁是领头狼一样。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

解放军有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优势：党的建设。解放军组织建设中明确要求：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一个组织中，为保持制度的延续性，就要把组织需要的人吸收进组织中来。而进入组织的这些人，从普通士兵到将军，都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党的纪律。为保证这个政策的组织落实，解放军甚至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进行“火线入党”，把关键时刻为了党的利益能够冲得上去、不畏流血牺牲的战士及时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使之成为组织的中坚和骨干。

把组织需要的人吸收到组织中来，并使之成为组织骨干，是解放军成为中国最有效率的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为集团的任正非是深谙此道的企业家。他在华为集团进行全员持股计划，把高级管理人员变为企业的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企业发展出力，并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和增长的快乐。

任正非对他身后的“狼群”说：“拿下狮子周围那些领地来，会有你们各自的份额。”——这是华为最初推行全员持股的原动力。

正是靠这些，任正非以三流的产品卖出一流的市场，从一个注册资本两万元的小型交换机代理商到一面总资产上百亿元的民族工业的旗帜，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100年前，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出差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4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作“每桶4美元”，而他的真名倒没有人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扬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共进晚餐。不久，阿基勃特成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成员。洛克菲勒卸任后，阿基勃特继任第二任董事长，后来成为标准石油公司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董事长。

2004年10月，我去中国著名佛教圣地普陀山，在缆车上看到了几排军营。这是我离开军队10年后，再次近距离观看基层营房。陪同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当兵，他指着一片地告诉我：那是连队的菜地，那是连队的猪圈。

我感叹道：部队现在还养猪种菜呀。我从当兵开始，直到成为带兵的人，成为企业的人，中国社会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部队官兵物质待遇也有了极大提高，但解放军基层连队种菜、养猪，基本没有改变。

其实，自1927年南昌起义以来，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解放军许多沿袭下来的基本东西并没有变。

这是为什么呢？

1949年3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年，整个国家都在变，但却始终脚踏实地地坚持“两个务必”，让组织成员始终警醒的，依然是解放军。

国际、国内的环境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兵源变了，连兵役制度也从义务兵向职业军人制度转变了，但是，解放军基本的东西依然没有变。翻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下发的政治工作指示，“解放军光荣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党指挥枪教育”等仍然是每年部队教育不变的主题。

仅有使命还不行。世界上有许多为了一个远大使命创立的组织，却在辉煌中分崩离析了。为什么？组织和组织成员永远都应该具有一种创业心态，保持组织创立之初的那种朴素和激情，否则，企业便不再年轻，而一个失去了青春和活力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