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乱反正，乌海开发建设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一

内蒙古自治区乌达、海勃湾地区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在自治区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1967年 1月初，在上海 “一月风暴 ”的影响下，乌达煤矿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在 1月23日宣布夺了贺兰山煤炭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领导权，罢了分公司领导人的官，使乌海地区最大的企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

随后在反击所谓 “二月逆流 ”“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 ”的挖肃运动中，把乌达市、海勃湾市及主要工矿企业的领导人，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的代理人、 的黑干将、 的骨干分子“内蒙古二月逆流 ”“新内人党 ”等，还制造了所谓乌达 “新内人党 ”变种组织 “大义党 ”、海勃湾 “贺兰山游击队”、 等冤案，党组织陷于“0006指挥部 ”使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瘫痪。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直接插手在乌达地区制造了 “永红小学事件 ”。王洪文两次指示，把乌达矿务局苏海图煤矿永红小学党支部定为 “修正主义的党支部 ”，说什么 “修正主义的党支部知道了也不会处理坏人 ”，把永红小学教师陈楚君定为 “坏分子 ”，迫使巴盟在乌达召开 “全盟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现场会 ”，把永红小学批判为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典型 ”，在巴盟和全自治区造成恶劣影响。在海勃湾，帮派势力建立了所谓“二十九号联络站 ”，大搞阴谋活动。1976年乌海市成立后，乌达、海勃湾的帮派势力，在所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串通一气向市委发难，妄图再次搞乱乌海局势。

1967年、1969年、1974年，由于造反夺权、“挖肃运动 ”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复辟回潮造成的动乱，使乌海地区的开发建设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影响。乌达矿务局 1958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困难时期又经过 5年调整， 1966年原煤产量曾经达到 191万吨，赢利 597万元。1967年产量下降了 35％，亏损276万元。1969年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当年只产原煤 81万吨，比 1966年下降了 57％，亏损 436万元，致使包头、呼和浩特一些工厂企业因缺煤 “烟囱不冒烟 ”，生产受到极大影响。1974年原煤产量比 1970年～1972年军管时期也下降了23％，亏损高达 972万元。原桌子山煤矿，1967年原煤产量比 1966年下降了25％，基本建设方面也受到严重影响。乌海开发建设中的一次重大转折，1965年动工兴建的五虎山大型机械化矿井，由于“文化大革命 ”中无政府主义影响，许多工程、设备安装和机械设备质量不符合要求， 1970年虽然局部勉强投产，但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老石旦煤矿一号正规斜井， 1965年动工兴建，原计划 1968年建成投产，直到 1970年才移交生产，产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左右。公乌素 120万吨大露天煤矿， 1970年动工建设，由于设备不到位，铁路铺不上轨， 1973年被迫缓建。西卓子山水泥厂 1965年恢复续建后， 1971年才陆续投产，直到 1976年 6年间仅生产水泥 125万多吨，亏损 1032万元。海勃湾玻璃厂于 1969年始建， 1973年建成试产，到 1979年只生产玻璃 9万多标准重量箱，连年亏损累计达到 372万元。千里山钢铁厂， 1971年开始建设， 1971年、1975年， 1、2号高炉先后建成投产。1971年到 1976年，只产生铁 8万吨，累计亏损 1851万元。原乌达、海勃湾两市的财政收入， 1966年曾达到 678万元， 1967年下降为 473.2万元，下降了 30％，1969年下降为286.2万元，比 1966年下降了 57％。1974年两市财政收入比 1973年下降了 17.6％。

二

1976年，经国务院批准，乌达市与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是乌海地区开发建设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 “文化大革命 ”宣告结束，也使乌海的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粉碎 “四人帮 ”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乌海市委及各级党委用了主要精力从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揭批了 “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罪行和极 “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以及各厂矿企业，都联系实际大讲林彪、“四人帮 ”祸国殃民的罪行，联系极 “左”路线的流毒影响在乌海地区的十二种表现，深入批判极 “左”路线的危害；清查了 “四人帮 ”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处理了紧跟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调整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学习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市党员干部中进行了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教育，清理 “左”的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平反“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清理“文化大革命 ”前历次运动的遗留问题，落实党在各方面的政策，调整社会关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整顿企业，恢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恢复发展生产。通过几年的工作，乌海的开发建设实现了重大转折。

1977年，在揭批 “四人帮 ”的罪行和他们的极 “左”路线在乌达地区造成的严重危害过程中，乌达党委（政企合一的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始研究“永红小学事件 ”的平反问题。因为 “永红小学事件 ”是“四人帮 ”在内蒙古自治区插手制造的重大案件之一，乌达地区的帮派势力曾经利用王洪文的指示，在批林批孔中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公开提出要 “以永红小学事件为突破口，大造声势，发动群众，彻底揭开内蒙古自治区、巴盟地区和局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造成了严重后果。1977年 11月14日和 1978年 1月11日，乌达党委分别给永红小学党支部和原党支部书记王有宗同志平了反，给陈楚君去掉了坏分子的帽子。但对内蒙古自治区、巴盟和乌达三级调查组 8次调查的某些具体事实未敢彻底予以否定，平反是很不彻底的。1978年三四月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三级联合调查组对 “永红小学事件 ”进行了全面复查。1978年 4月20日，乌达党委在听取了复查汇报后，向市委作了《关于 “永红小学事件 ”的复议报告》，提出了对“永红小学事件 ”彻底平反的意见。1978年 5月，市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落实政策办公室， 5月20日，乌海市委经过认真研究，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了《关于对 “永红小学事件 ”彻底平反的报告》，同时报送了《关于对王忠山同志因 “永红小学事件 ”所受处分的平反决定》，请自治区党委对 1975年 4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给王忠山同志撤职处分给予平反，但是未得到自治区党委的批复。

1978年 6月27日以后，乌达地区贴出了大批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要求彻底平反落实政策，对乌达党委、乌海市委及自治区党委个别领导人提出了尖锐批评，生产一度受到影响。1978年 7月下旬，乌海市委主动提出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汇报情况， 1978年 7月30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同意后，时任乌海市委第一书记的王建民和乌达党委书记史继法二同志到呼和浩特。7月31日向新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周惠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及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张鹏图、乌恩、组织部长黄巨俊、纪律检查委员会寒峰等同志，汇报了乌达地区的情况和平反落实政策中的一些问题，检查了乌达党委工作中的一些错误。鉴于“永红小学事件 ”是经内蒙古自治区、巴盟直接调查处理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尽快彻底为 “永红小学事件 ”平反。当时周惠同志刚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 10多天，上午听了汇报后，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本来已安排了重要会议，周惠同志推迟了党委的会议，继续讨论乌达问题。在下午开会之前，周惠同志利用午休时间单独和王建民、史继法同志谈了 1个小时。晚上在庆祝 “八一 ”建军节晚会以后，又把王建民、史继法和自治区煤管局局长张瑞华同志找去谈了 1个多小时。周惠同志说，乌达地区揭批 “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落实政策逐步深入，形势是好的，近几年成绩是主要的。过去几年，在那么个历史背景下，在复杂的情况下走过来是不容易的。在“四人帮 ”横行时，有的问题顶住了，有的没顶住，“永红小学事件 ”很明显没有顶住。这不是乌达发明的，也不是内蒙古自治区发明的，是王洪文发明的，是王洪文直接插手搞的。他那时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们觉悟不高，没有顶住，还能说什么？问题暴露出来好，反映出来了，正确认识，正确处理，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麻痹大意，不能正确处理，就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永红小学事件 ”这个案子是完全错了，什么修正主义党支部、坏分子，一点边也不沾，应该旗帜鲜明迅速解决，愈早愈好，工作做细，实事求是，通情达理。这件事解决慢了。早解决有利于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要通过 “永红小学事件 ”的平反，联系实际揭批 “四人帮 ”的罪行。要抓紧落实政策，对你们自己处理的一些案件也要认真复查，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纠，完全错的彻底纠。汇报后周惠同志还让王建民、史继法同志留下参与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对 “永红小学事件 ”平反问题的批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 1978年 8月4日正式发文为 “永红小学事件 ”彻底平反，并承担了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关于为 “永红小学事件 ”彻底平反和抓紧平反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对乌海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 8月22日，由乌海市委主持，在乌达召开了有 1.13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揭批 “四人帮 ”为“永红小学事件 ”平反大会。会上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对 “永红小学事件 ”平反问题的批复》和乌海市委《关于陈楚君、王忠山等同志的平反决定》，宣布对所谓 “永红小学事件 ”错案和受迫害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在此之后， 1978年 8月23日，乌海市委召开了全市有线广播大会，根据中共中央 1978年 4月20日《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 ”问题的指示》，对所谓的 “新内人党 ”彻底予以否定，对乌海市所谓 “新内人党 ”“大义党 ”“贺兰山游出队 ”“0006号组织 ”变种组织彻底予以否定，对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宣布予以彻底平反。1978年 8月28日，乌达党委召开干部群众大会，贯彻中共中央“4?20”批示，对因 “新内人党”冤案受迫害的同志宣布彻底予以平反。

1979年 3月7日，乌达党委作出了《关于为所谓 “二月逆流 ”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关于为 “九一一 ”受迫害的武政展、王忠山、徐茂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并在乌达召开了干部群众大会，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1979年2月15的批复，公开为原内蒙古煤炭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学儒、经理苗树棠、副经理王忠山同志所谓 “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乌达矿务局代理人 ”彻底平反，为原乌达市、乌达矿务局因 、 冤“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内蒙古二月逆流 ”案中受迫害的同志公开平反。

作者与王建民、刘素善、王忠山在一起

1979年 3月，乌海市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清理了 “文化大革命 ”中乌海地区发生的一些主要问题，统一了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拨乱反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领导思想；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决定加快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力争尽快把全市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乌达地区 “永红小学事件 ”及“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三大冤案陆续得到解“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 ”决的同时，海勃湾地区也加快了平反落实政策的进度。1981年 8月25日，海勃湾区委正式作出了《关于对 、 等七个冤假错案“二月逆流 ”“新内人党 ”对所谓的 、平反的通知》，“二月逆流”“新内人党 ”、“新内人党变种组织 0006指挥部 ”“红旗军组织 ”“内蒙古第二枪 ”“贺兰山游击队 ”“颠覆红色政权、组织武装暴乱集团 ”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年 11月25日，乌海市委又分别作出《关于为原乌达市党政负责干部李金铎等七同志平反的决定》《关于为原海勃湾市党政负责干部刘长斌等七同志平反的决定》，对原乌达市的李金铎、贺荣兴、霍锦田、郑庆周、郭双龙、单洪杰、暴有让，原海勃湾市的刘长斌、王言荣、唐宝山、乔正秀、康岳、孙凤林、贺诚友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海勃湾矿务局党委也对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的千奋勇、孙久海、马世芳、王之斌等同志做出了平反决定。其他厂矿企业也都先后为 “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平反落实了政策。

到 1981年底，乌海市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因所谓三大冤案及其他冤假错案受迫害的 3547人彻底得到平反。因“乌兰夫叛党国集团 ”冤案受害者 101人，其中致残 32人，致死 5人；因“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受害者 1740人，其中致残 525人，致死 17人；因“新内人党 ”冤案受害者 770人，其中致残 352人，致死 11人，因其他冤假错案受害者 936人，其中致残 176人，致死 12人。对受迫害同志除政治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对严重致残的 714人发了伤残证，在医疗上给予优待和照顾；对受迫害致死者遗属给予了抚恤，对他们的子女工作就业作了妥善安排，共安排了受害者子女 588人就业。全市用于落实政策补偿受害者损失的费用达 103.4万元。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对 “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也在 1979年进行了复查。法院复查案件220起，平反纠正和改判 71起。公安机关受理各种申诉案件 355起，全部平反和部分平反 153起。对“文化大革命 ”前 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中错误处理的遗留问题 170余件，也进行了复查。对 114名错划右派进行了改正，对 76户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工商业者中 “区别 ”出来，按劳动者对待，对知识分子中的 50件错案予以平反，对查证确定身份的 326名起义投诚人员颁发了起义投诚证书。此外，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了摘帽子工作，并认真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三

随着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的恢复，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各方面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乌海开发建设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全市生产秩序生活秩序迅速恢复正常，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乌达矿务局 1975年通过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排除干扰，狠抓企业整顿和管理，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大干一年，一举甩掉了亏损在乌达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的帽子，生产原煤 300万吨，盈利 104.9万元。粉碎 “四人帮 ”以后，更是连年大幅度转产， 1979年创造建局以来生产最好水平，原煤产量达 474万吨，赢利2392万元。海勃湾矿务局 1976年以后也连年增产， 1979年原煤产量达到 157万吨，创建局以来最好水平，扭转连续 6年的亏损局面，盈利 101万元。西卓子山水泥厂 1978年通过整顿企业，生产设施上进行了填平补齐，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当年生产水泥23.9万吨，赢利 164万元， 1980年水泥产量达到 46万吨，接近设计规模。海勃湾玻璃厂也从 1978年扭转了亏损局面，当年生产玻璃 12.6万标准重量箱， 1980年玻璃产量达到25万标准重量箱，接近设计规模，实现利润 77万元。千里山钢铁厂 1976年以后生产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1980年生铁产量达到2.91万吨。第一、第二、第三通用机械厂及其他军工企业， 1977年、1978年也创建厂以来最好生产水平。1978年～1981年，全市还开始了乌达电厂一期2×2．5万千瓦机组扩建工程，公乌素三号矿井基建工程，完成了苏海图煤矿挖潜改造工程，合并了井口，改善了矿井运输条件，提高了生产规模，并为综合机械化采煤创造了条件。在农业上，先后建成了乌达河拐子扬水灌溉工程与海勃湾农场扬水灌溉工程，可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 7.7万亩。农业播种面积 1979年达到 4.77万亩，蔬菜土豆产量达到 5739万公斤，全市人均达到255公斤，基本实现自给。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1980年达到 1.7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76年增长了 41％，财政收入也由 1976年的 1045万元增长到 1980年的2677万元，增长了 156％。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生产几度大幅度下降，企业亏损增加，职工工资没有增加，而人口急剧增长，居民实际生活费收入比 “文化大革命 ”前下降了三分之一。粉碎“四人帮 ”以后，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就业面的扩大，职工工资增加，居民喊生活费收入 1980年人均达到 314元，比“文化大革命 ”前开始有所增长。

在乌达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

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到 1982年，市委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才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本文由王建民、乔桂章、史继法三人共同撰写，由史继法执笔，曾在《乌海的开发与建设》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