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对航空航天科研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的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按照美国航空航天法案,美国航空航天局必须关注由其资助的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并定期对其进行评估,据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委托中西部研究所和契斯计量经济学合伙公司开展了两项研究,研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研投入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
中西部研究所(Midwest Research Institute,MRI)对研发支出与技术引致的GNP的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每花费在研发支出上的1美元,将会在未来的18年中产生超过7美元的经济回报。假设NASA用在研发上的支出与一般研发支出产生的经济效应相同,则NASA在1959~1969年间用于民用航天研发上的支出共250亿美元,到1970年将产生520亿美元的回报,并且这些支出将会在以后年份一直产生经济回报,到1987年这一经济回报总共将达到1 810亿美元3。
契斯计量经济学合伙公司(Chase Econometric Associates)对NASA的支出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它们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它们采用由马里兰大学开发的包括185个中间产业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NASA研发支出的短期经济效应。它们假设政府的总支出不变,而只是按比例减少政府在其他非国防项目上的支出,而增加NASA的研发支出。在此假设下,NASA增加支出10亿美元,将使得美国在1975年的制造业产出增加0.1%,或者说1 530亿美元,并且使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增加20 000人。 第二阶段,它们主要研究NASA研发支出的长期效应。通过运用把NASA研发支出与美国经济在1960~1974年间的产出增长率联系起来的生产函数,它们认为NASA研发支出的社会回报率是43%(而MRI则认为NASA研发支出的社会回报率为33%)。它们还研究了NASA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效应。总之,这些长期效应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NASA研发支出对国民产出和雇用水平有显著的影响4。
以上两项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上研究航空航天研发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下面的两项研究则主要是从项目层面对航空产业项目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
2006年,Mark van de Vijver和Bart Vos做过一项关于F 35联合攻击机的研发生产活动带来的技术创新对荷兰经济影响的研究。他们把F 35的技术创新效应分为两块:一块是发生在产业内部的技术转移效应(spin off),一块是发生在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spinover)。他们发现,除了荷兰承担的92亿美元研发生产活动之外,F 35战机的研发生产活动,还可以为荷兰带来11亿美元的技术转移效应和1.2亿美元的技术溢出效应(部分的)。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采访调查法。他们通过对与这一项目有关的各个研发、生产以及分包商的采访调查,由这些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对参与F 35研发项目所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评估。2006年,Keith Hartley就欧洲台风战机的产业与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他研究了欧洲台风战机项目对就业、技术转移、出口以及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供应的安全性等)的影响。就业方面,他认为,台风战机项目至少每年可以为欧洲四国创造66 500人的直接与间接的就业机会,并且这些从业者多为高技能、高收入群体。此外,由欧洲台风战机项目所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至少在72亿欧元。Keith Hartley采用的方法也是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从上面的这几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生产函数法和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其实都是案例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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