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项指标差异分析

(二)分项指标差异分析

1. 金融产业规模指数分析

上海在金融资产规模指标中始终排在第一位，如前文所述，关于金融资产规模的二级指标提取了两个公因子，分别可以归纳为金融存量规模因子和金融交易规模因子。

第二个公因子在股票交易量和债券交易量上有较强解释性，分别达到了0. 995和0. 947，表明股票交易量和债券交易量是影响上海金融资产规模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与现实相符，截至2009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市值18. 3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成交金额33. 4万亿元，同比增长85%，2009年筹资总额2600多亿元。在全球资本市场中，200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排在第五位，成交金额排在第三位，筹资总额排在第六位。从市场规模上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此外，作为国内唯一的现货黄金交易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在2008年的交易额同比增长184. 3%，其中现货黄金成交8696亿元，现货黄金市场内交易额位列全球第一。

拥有四大国有银行总行的北京在银行类资产规模和货币市场成交量上远大于上海。北京在2007年底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资金清算中心，人民银行资金清算系统的人民币清算占到全国的38%，外汇清算则占到全国的50%。

深圳作为“中国基金产业发源地”，无论是基金公司规模还是成交量方面的表现都好于上海和北京。然而近几年上海呈现出了新基金公司成立的热潮，加上深圳的一些老牌基金公司频频爆出“老鼠仓”事件，对深圳基金业的品牌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9年深圳基金行业市场占有率下降了1. 32个百分点。

在金融机构规模指标中，唯一的公因子在每个变量项下都显示了较大载荷程度，可归纳为金融机构规模因子。上海在银行、证券、基金、外资金融机构等方面都超过北京和深圳，仅保险类机构少于北京，因此在金融机构类排名第一比较合理。2008年，上海加大了对金融机构聚集的力度，包括资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进一步丰富。2008年，上海新增私人银行机构5家，达到10家，已成为全国私人银行中心。同时，截至2009年5月，上海共有10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在上海也形成了完整的信用卡产业链，提供POS机专业化服务的公司不下十几家，可以说上海已成为我国的信用卡业务中心。本章的第二节将针对三地金融机构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2. 金融产业绩效指数分析

在金融产业绩效指数中，唯一的公因子在四项中的载荷的绝对值都超过0. 9，因此这四项都对因子分析结果有显著影响力，可以归纳为金融产业绩效因子。同样，在金融人才指数中的三个变量也表现出较高的载荷，可以归纳为金融人才因子。

在两年的金融产业绩效指标中，北京都优于上海，这一结果与预期有些不同。但仔细分析各分项指标得分后，我们发现：首先，上海和北京两年得分都为正数，且两者得分差距不大，表明上海仍在三者平均值之上；其次，北京2008年金融产业增加值有显著的提高，增幅达到32. 6%，超过上海的19. 3%；同时北京的金融相关率较高，2008年达到6. 39；此外，北京的不良贷款率在三个城市中始终是最低，2008年只有1. 2%。这三个指标对得分的影响力度都超过了90%，不良贷款率影响力度更高达99. 82%。可见，提高金融产业增加值，降低不良贷款率，是提高金融产业绩效的重要途径，上海和深圳在这两项上还需要努力。

此外，三座城市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上出现了过高的迹象。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一国的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永无止境，该比率在1～1. 5之间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应在0. 6～1之间，发达国家维持在1. 5附近比较合理⁽³⁷⁾。而从本文计算结果来看，北京2008年的金融相关率高达6. 39，上海为4. 36，最低的深圳也有3. 27。由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三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对居民储蓄和投资有很强的依赖性。当储蓄和投资都过度的时候，消费资金的空间就被挤压，这也间接表明了市场的需求不足。当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的理论是基于1969年以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路径得出的，并不能完全套用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上。但对储蓄和投资的过度依赖已经是我国公认的事实，数据折射出的问题仍应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资产规模的关系，将金融对虚拟经济的相关性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金融人才指标上看，上海的表现虽然好于北京和深圳，但是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人才数量上分析，2007年底，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有35万，而上海2008年底只有23. 19万。上海从事金融业的人员只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 2%，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从事金融业人员应达10%左右，上海距离这一指标要求相距甚远。从质量上看，目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大多都是操作性人员，缺乏市场营销、产品设计、风险定价和国际型经营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比较缺乏。此外，近几年北京和深圳分别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对上海的人才储备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上海不能安于现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人才落户管理上采取灵活措施，保证金融人才能顺利留沪，建立符合国情的激励机制，保障生活品质，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积极引进国外的新鲜血液，为上海金融业发展储备后续力量。

3. 经济发展指数分析

在基本经济水平中，第一个公因子在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4个指标项上显示了较高的载荷，可以归纳为非制造类生产力因子。第二个公因子仅在第二产业总产值显示较大载荷，可归纳为制造类生产力因子。经济发展潜力二级指标只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在各变量上都有超过0. 96的载荷度，可以归纳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经济质量指标提取出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在用电量、货运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上显示较大载荷，可以归纳为生产资料投入因子，第二个因子在产业聚集力和客运总量上显示较大载荷，可归纳为产业聚集因子。

上海在经济发展指数中的优势比较明显，两年的得分都远远超过北京和深圳。观察发现，第二产业总产值、用电量和货运总量这三个指标对第二个因子的影响程度较大，显示性水平都超过95%，这表明，金融产业与城市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的生产能力对金融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上海在第二产业总产值上明显高于北京和深圳，说明上海的经济发展的根基仍比较扎实。相比之下，上海下一步的发展重心应该是第三产业，尽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代表性产业，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于上海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的制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上海在货运总量上达到始终保持在北京的4倍左右、深圳的5倍左右，表明上海有良好的基础成为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

从经济发展潜力指标来看，深圳自设立为经济特区以来始终保持着GDP两位数增长率，1980～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26. 29%，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当然这与其原始经济存量少有很大关系。上海和北京也经历过类似的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但在持久性和增长力度上都不及深圳。北京有最高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政府税收总量和企业总部数量，这三个指标对得分的影响力都在95%以上，这使得北京成为三座城市中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但是，储蓄率高即可表示全社会可用于投资和再生产的资金多，为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储备，也可理解为居民消费动力不足，对未来经济不看好，因此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高。税收占GDP比重高也可从两方面理解，即可说明当地政府的行政产能较高，又可理解为北京的税收水平较高，这对金融产业的发展不一定有正面作用。总部经济指标比较直观地体现了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认同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战略地位。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决策中心，在总部聚集能力上有先天优势，事实证明许多外资企业在首次进入中国时都会将北京作为首选。

4. 金融环境指数分析

在金融基础设施指标中，固定电话用户数和数字数据用户数显示了较大的载荷，这两个方面是金融行业进行信息交流最常用的方式，可提取出作为独立的金融通信设备因子。而移动电话用户数和电信业务总量体现了全社会通信设备普及程度，可归纳为社会通信便捷度因子。发达的金融交易平台和完善通信、网络体系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相比北京和深圳，上海在这两个指标上有相对较好的基础，但是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国际上成熟的金融中心在经历转型时都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纽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混业金融转型时，建立美元实时全额清算系统(RTGS)，完善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HIPS)两个大额支付清算系统，并将美国证券清算公司和托管公司合并，组成全美证券托管清算公司(DTCC)，形成世界上最庞大、最发达的证券托管清算系统(项俊波， 2007)。上海虽然已经建立了包括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在内的全国性金融要素交易市场，但是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联并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资金支付清算体系还没有形成，更谈不上一个兼具辐射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效能支付清算系统和网络。目前上海还需要加快在金融交易系统、结算系统、托管系统、征信系统、信息系统、反洗钱系统等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金融运营硬件配置，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

在商务配套设施方面，第一个公因子在星级酒店数量和进出港旅客人次上有较大载荷，可归纳为商务住宿便捷度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在租赁、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和道路长度上有较大载荷，可归纳为商务出行便捷度因子。上海在商务配套设施的表现方面始终落后于北京和深圳。主要原因是北京在星际酒店数量、道路长度都超过上海，深圳在进出港旅客人次也超过上海。北京自从2001年成功“申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酒店兴建工程，直到2008年，7年间北京的星级酒店数就翻了一倍，同时还伴随着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城市商务配套设施的完善。作为同样举办全球性盛会、迎接全球宾客的上海，在星级酒店建设以及道路建设方面投入也相当可观。

在投资环境指标中，3个三级指标都显示了较高的载荷，可归纳为投资环境因子。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120座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外资机构都认为，深圳在政府效率方面优于上海和北京，中资机构认为北京好于上海，外资机构认为上海好于北京。但是在投资环境排名中，中外资机构对于深圳的评价就大相径庭了，外资机构认为深圳投资环境在所调查城市中排名第2位，优于上海的第17位和北京的第23位，而中资机构认为北京投资环境在所调查城市排名第1位，上海第6位，深圳第7位。可见，不同城市对于中外资企业的支持程度是不同的，深圳整体投资环境和政府支持环境都较好。

5. 开放指数分析

在城市开放程度指标中，公因子在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外国常住人口和外国常住人口占人口比重这三个指标的载荷较大，可归纳为城市人口开放因子。这使得深圳成为样本中人口开放程度最高城市，这与深圳的实际相符。深圳是中国口岸最多和唯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门户之一。此外，虽然目前国际会展举办次数指标的载荷还不是很大，但是举办国际会展是促进科技和文化交流，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已树立起自己独特的会展品牌，相信随着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国际会展对城市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程度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经济开放程度中，公因子在经济开放程度、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资贡献率方面有较大载荷，可归纳为经济开放因子。外贸进出口总额虽然载荷较小，但作为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直观的量化指标，仍然有很高的重要性。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在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外资贡献率方面都有明显优势。2007～200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浦东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已升至居全球机场第三位。这表明除了人口因素外，外贸经济发展和国际化交流对城市开放程度的影响更加明显。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开放力指标由于无法量化没有列入本书的指标体系，那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目前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在外资金融机构开立分支机构、外资参股我国金融机构、本国金融机构到境外发行外币债券、外国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方面还有许多限制，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阻碍了上海与国际接轨的速度。

货币的国际化也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外汇市场的发展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深圳和上海虽然已成为第一批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地区，但目前的试点还处于货币在周边地区的现钞流通的初级阶段，此后更重要的阶段在于人民币如何成为区域化货币和储备货币，真正实现货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城市生活指数分析

生活质量方面，第一公因子在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犯罪率排行榜这3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可归纳为城市安居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美世生活成本排名上载荷较大，可归纳为城市生活成本指数。三座城市在生活质量上各有优劣。虽然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较不如北京和深圳，但据最新统计，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生存空间堪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三座城市差距不大，都属于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精神疾病患病率深圳第一，上海最少，可见在上海居民的精神面貌更好些。美世咨询公布的城市生活成本指数中，北京的生活成本高于上海，上海的高于深圳，这个排名比较合乎实际。根据公安部发布的中国城市犯罪率排行榜的数据，犯罪率从高到低排行中，广州排名第1位，深圳排名第2位，北京排第68位，上海排第80位。这个综合榜单的排名比较具有说明性，深圳在社会治安方面远远落后于上海和北京。

在文化科技指标中，3个三级指标的公因子载荷值都较大，可独立为文化科技指标因子。北京拥有了全国数量最多、最优秀的高校，同时在研发经费支出方面也领先于上海和深圳，使得北京当仁不让地排名第一。上海在研发费用方面支出远不及北京，这与许多大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北京有关。

在环境质量指标中，4个三级指标的公因子载荷值上也显示了一致性，可直接归纳为环境质量因子。上海的表现明显不及北京和深圳，尤其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这几个方面，这点值得上海的环境管理部门反思。另外，深圳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9. 73%，实在难能可贵。

社会福利方面，3个三级指标的公因子载荷值上同样显示了一致性，可归纳为社会福利因子。上海在医疗卫生方面做的比较好，在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数量上超过北京和深圳，但这两个指标的参保比例都是深圳最高。我们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福利的普及比例，从这点上讲，上海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专栏6-2

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金融信息可得性的逐步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起初，人们的目光集中于金融体系自身，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归因于银行经营管理不善，甚至归因于从业人员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腐化堕落。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一看法流于表面，其实表现在金融领域中的风险和问题，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反映。

为了深入的研究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根据此次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由于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由于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由于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应该说，这个研究的结论是震撼性的，它首次用数据告诉人们：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作为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而且用调查的数据来衡量，来自后者的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后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金融风险成因并探讨管理方略中，视野逐步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金融生态概念也应运而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对这个概念进行系统阐述并将之提升到体制和政策高度。

为了将这个概念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并形成一套易于让监管当局和各级政府把握的指标化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人民银行有关司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了名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的课题研究。

从理论上说，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和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05～2009年，课题小组对中国地区金融生态进行了三次评价。2005年集中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对金融生态这个命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阐述；其次，立足于地区层面，对中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业健康程度的巨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的分析，包括经济地理、历史、人文传统以及地区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央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区域发展策略的影响，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行为的扭曲等。再次，逐步构建了一套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当时进行了50个城市的地区金融生态的评价。最后，课题组提出三项建议：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金融法治、推进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2007年课题组进一步深化了2005年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对地区金融生态的影响，同时，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地域范围大幅扩展，包含了30个省份和90个核心城市。

2008～2009年度是课题组第三次发布此项研究报告。与过去两份报告相比，此次报告突出了如下三个要点：首先是总结、分析了过去几年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效；其次是深入探讨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生态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再次是作为报告的核心部分，对我国30个省份和100个核心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及338个地区的信贷资产质量等级进行了评估。获得金融生态环境一级等级的城市是上海、宁波、温州、杭州和深圳。从区域平均得分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金融生态综合评分最高，显著高于内陆地区。中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1个省份)综合评分相差并不大，但比较起来，西部各省份综合评分的简单平均值明显低于综合评分的GDP加权平均值，说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差异较大(如重庆综合评分0. 535，青海综合评分却只有0. 116)，而且综合评分低的省份经济总量小，经济较为落后。

最新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因素有9个一级指标，分别是：①经济基础；②企业诚信；③地方金融发展；④法治环境；⑤诚信文化；⑥社会中介服务；⑦社会保障程度；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⑨金融部门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