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在大阶梯教室讲授西方经济学。课间休息时,一位学生顺着走道来到我的讲台前,我看到他一脸的迷茫,还有似乎夜间没有睡好的困倦。他先是夸赞我的教学,接着便说:“老师呀,上课期间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很有趣,很有用,也很容易接受,但是,一到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大脑翻江倒海之时,你讲的理论和其他老师讲的理论就开始打架,眼前便出现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场面。老师,工人以外的群体是否都是靠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过活的?到底有没有剥削?”看来,他理论已经学了不少了,有关理论的影响似乎根深蒂固了,我再给他讲纯理论也难解其心中之惑。于是,我以下述方式解答他的问题。
我说:“假设我们教室的暖气片漏水了。水往低处流,讲台前水汪汪一片,影响正常教学。为恢复教学秩序,也为给学生提供创收机会,教务处决定,谁把教室的水排干,就给谁100元报酬。商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工具的辅助,你赤手空拳,你怎么干?”
他说:“我双手微曲并拢形成瓢状往窗外整。”
我说:“劳动效率如何?劳动强度如何?你干吗?”
他没有回答。
我说:“你想象一下,弯腰起身,腰疼胳膊酸,并且被水泡胀的手指不小心蹭一下水泥地板疼痛钻心。”
他立即回答:“我不干!”
我说:“显而易见,没有工具或资本的辅助,有时候给劳动者商机他也无法利用获利。当然,若无劳动者的使用操作,(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也难以利用商机获利。”
我接着说:“就在这一刻,我来了,我带着一个大木瓢来了。有了大木瓢的辅助,你干吗?”
他说:“我干,这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我说:“是啊,有了资本的辅助,有时候劳动者才能高效率地劳动获利。好吧,你挥汗如雨,辛苦劳作,而我袖手旁观。你就把我想象成青面獠牙的资本家。你终于完成了任务,教务处工作人员给你一张百元大钞。就在你手握大钞欣喜之际,我又走到了你的面前,两眼直直地盯着你手中的钞票,资本家嘛,见钱眼开。同学,就在这一刻,请你把所有的理论,我教的,他人教的,统统忘掉,就不要忘掉良心。凭良心说,你该不该分给我点儿钱?”
他毫不犹豫地说:“该!”
我说:“对呀,我的大木瓢,也就是我的资本,也参与了排水过程。我的资本,你的劳动,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理所应当分享部分收益。你分给我点钱,那你能说我剥削你了吗?能说我是靠瓜分你的劳动成果过活的吗?”
他又沉默不语。
有旁观者插话了:“老师,我觉得你的说法有问题!资本家的资本也是由过去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大木瓢不是你的劳动成果,你依然不劳而获,依然剥削劳动,依然剥削这位同学!”
啊,我心头一紧,这倒不是因为插话者似乎击溃了我的逻辑,而是感慨凡事包括理论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巨大威力。古老的风车倒了,但风依然在刮,很是强劲。
我转向插话者说:“当年我爷爷在我家院子中栽下一棵小树,浇水施肥,小树最终长大成材。我爹是木匠,他用来自那棵树的边角料做了这个大木瓢。如果说这木瓢中物化或凝结着劳动的话,那也是我祖上的劳动。如果说我今天坐享其成,那也是我祖上栽树我乘凉。我脑海里常常闪现我爷和我爹辛苦劳作的身影,心存感激。记着,不能排除强取豪夺来路不正的资本所获的剥削收益,但也不能排除自我积累来路正当的资本的正常收益。”插话者不语。
我又转向最初问问题的学生,我说:“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的比例,是以各自的贡献和市场行情为准的。如果市场行情是六四开,你拿60元,我分40元,那么,我们各得应得份额,不存在剥削的问题。当然,如果我看你年少无知,骗你说市场行情是五五开,并且我们对半分成,那么,剥削发生了,我剥削你10元,因此,剥削是和欺诈相关的。或者,如果尽管你知道真实市场行情,但我喊来打手威胁你,非要四六开,否则你要遭受皮肉之苦,你被迫同意,那么,剥削发生了,我剥削你20元,因此,剥削是和强制相关的。”一般情况下,只有交易中存在欺诈和强制,才可能发生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讲,遏制人对人的奴役和剥削,根本在于建立法治社会,打击交易中的欺诈和强制。卡尔·马克思(1818~1883)所揭露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他所抨击的罪恶的剥削等,都确实发生过,都是历史的真实,但那是个制衡权力和资本的法治社会尚未成型的时代。当今世界,有谁看到民主政治的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剥削?微软、通用、大众、诺基亚等现代跨国企业可否在民主法治国家开设任何的血汗工厂?显然,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关键在于完善法治,而不是从产权结构上动刀子,试图去消灭私有制或者资本家阶级。茅于轼先生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上课铃声响起,这位学生说了声“谢谢”之后,便转身离开讲台,返回他在教室后边的座位。他的表情并不轻松,步伐并不轻盈。
现实经济中,参与财富创造过程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人,都有权按照其要素贡献,合理分享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建国教授在2000年3月17日《经济学消息报》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南方做生意交易成本为何远比北方低》,他指出在中国南方比北方更容易做生意,他还指出在近现代,北方文化发达但经济落后,南方则相反。为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南方人的合作分享意识更强。本人猜想,港台影视作品中的台词“大哥,有钱大家赚了”,就是合作分享的商业精神的体现,也是南方经济发达的商业传统或民风因素之一。有一位来自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他负责当地招商引资工作多年,业绩骄人,经验丰富。他在给河南的地方官员介绍招商引资工作经验时说,他们那里在路边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人民热情好客,欢迎你们来‘剥削’;你们来‘剥削’得越多,我们××人民越开心!”这也是南方人合作分享意识的体现。在这里,好在剥削打着引号,只是表明当地政府和民众欢迎投资和利益分享的意识。若是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真正剥削起来,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思想观念会影响个人行为和命运。那些固守传统剥削概念的人,可能不愿与人尤其是出资者合作并分享收益。在分工社会,合作意向弱的人,成功的概率较低。如果被迫与人合作并分享收益,又会心生愤慨或闷闷不乐,降低幸福指数。而那些接受西方经济学中要素收入分配理论的人,就倾向于自愿地与人合作,快乐地与人分享收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就更可能大展宏图成就事业。
我的那位学生啊,你今在何方?你过得可好?祝你成功!祝你快乐!
记着,有钱大家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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