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为谁所用

权为何物？它竟让无数英雄竞折腰。权力是实现个人才学抱负的手段和媒介；权力是获取实实在在的物质经济利益的资格和名分；权力是带来心理荣耀与满足的开心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2010年12月6日发了这么一条引起轰动的微博：“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的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2011年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校刊《新清华》用‘知名校友’照片拼成了著名的清华‘二校门’造型。在这个造型下，从清华毕业的政要们占据了封面最突出、显赫的位置。更难得的是，特刊编辑们还根据他们的职务、行政级别、在职、退休和候任等项标准，硬是排出了个上下、先后次序，把一件政治难度很大的政要排序工作，做得几乎天衣无缝。而那些在中国现代史上声名彪炳的各行各业杰出校友们，则一律靠下靠边。”（曹辛，2011）清华大学校刊这超一流的创意，毫无疑问强化了为官的魅力和良好感觉。

事实上，不管实行什么制度，权和利都是相连的，只不过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以权谋利的方式和数量等，在不同的体制下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几乎所有的争权，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为了夺利。权有利，所以追求权力并期待青云直上者必对授权者感恩戴德，必竭力投其所好。在政治领域，负责方向与授权方向总是相反的；当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时，不可避免会出现“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局面，出现“领导喜欢的被提拔当领导，群众喜欢的留在群众中”的情形。这就必然导致自下而上的负责，必然促成唯上是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行贿受贿之风盛行。萨缪尔森（1915~2009）在评价前苏联的社会经济时曾说：“在某些方面，各地和各单位的情况大致上是相同的。企业的头头几乎肯定是共产党员。一位成功的官僚有时很像我们这里的成功的‘有组织能力的人物’:他必须服从命令，但还要有机智，必须卑躬屈节地逢迎，同时又傲慢自大地对下，既要精力充沛又要冷酷无情。我并不是说坏人在步步高升，而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能力确实起作用，但是，仅有技术能力而不善于与人相处是不够的。”因为在个人的宦海沉浮取决于“上级”的喜怒哀乐的情况下，唯上是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请客送礼是效率高而成本低的获取并维持权力的手段；从技术的角度看，采用这种手段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的情节：李鸿章（1823~1901）对属下提供的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情报无动于衷，而当下人说送给慈禧太后（1835~1908）的鹦鹉生病时便大惊失色。他将能喊“太后万寿无疆”的鹦鹉送给太后，以博心烦意乱的太后一笑。慈禧太后听到那鹦鹉喊出“太后万寿无疆”之后大喜，然后说道：“难得李中堂还把这样的小事挂在心上。”李中堂面带微笑答到：“太后之事无小事！”是啊，授权者之事无小事。不仅高度关注授权者，就是授权者身边人的偏好，也会受到追求权力者的重视。李鸿章不远万里从大英帝国带回一瓶脚气药水，亲自到宫里送给总管太监李莲英（1848~1911）。李莲英拿着那瓶脚气水说：“还是啊，中堂大人惦记我，为这么点儿小事，千山万水的。”李鸿章则说：“公公的事儿怎么能说是小事儿呢？公公的脚好好的，把太后伺候得好好的，咱们的福分就有了。”李莲英说：“好！中堂这话说到家了！”是的，这话真是说到家了！

蒲松龄（1640~1715）在《聊斋志异·梦狼》中有这样的描述：有关阴间衙门的一场噩梦，吓坏了白翁，于是，他写了一封哀切的信，派小儿子去衙门找他哥哥白甲，劝他为子民多做些好事。弟弟在白甲那里的所见所闻也的确太不像话，于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劝哥哥多给百姓办好事。可是哥哥根本不搭茬儿，反而开导弟弟说：“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只要权为上台所授，必然导致情为上台所系、权为上台所用、利为上台所谋。

权为谁所用？权为授权者所用！而如果是“权为民所授”,也唯有如此，那么，不用扯着嗓子吆喝，不用写标语挂横幅，不用文山会海，不用三令五申，必然出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和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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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为民所懂。几年前，我的一位学生对我说：“尽管有干扰的杂音，尽管是外语，可从《美国之音》中依然可以基本听懂美国政治家演说的内容。可是，我却听不大懂我们一些的领导讲话，您说这是为什么？”我回答：“大概是因为在美国，讲话者刻意讲话简明、缓慢、优美和动人，刻意让民众听懂和理解其讲话，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赢得选票。而我们的有些情况我说不准，也许这些是大领导对小领导或者对代表们讲的，压根儿就不是对百姓讲的，大众是否听懂对他们没有太大关系。”说实话，我也不大懂有些领导的讲话和官文。官腔中的“重点抓、抓重点”还有什么“把手、抓手、拉手、推手”等等说法和句法，实在莫名其妙。我想，有些领导可能闲得发慌，或是刻意塑造媒体形象，几乎天天总结、日日归纳，种种提法满天飞，而“现任一把手一贯正确”型学者，则纷纷座谈或发表文章，纵论领导提法的新高度和巨大意义，一些媒体则润色渲染不亦乐乎。我一直怀疑，这些无论其本人或者使其秘书们的身心被创造新提法和行政辞藻占去太多空间、天天说百姓听不懂的话的领导，是否真的能有足够的精力办实事和解决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