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我坐在一辆为我拉运房屋装修材料的出租车上。车窗外阳光灿烂，大楼鳞次栉比，草地绿绿，月季花盛开。美景使我忘却了装修房子的疲倦，我与司机聊了起来。当我得知他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时，便将话题转向村里干群关系以及村干部选举问题。在我的“启发引导”下，我俩倒是有来有往，有问有答，聊得相当热乎。这里把我的话略去，仅把司机的回答连在一起。司机说：“……以前大队干部可厉害了，根本不把社员当回事儿。社员人多，人多又怎么样？人多也白搭！有时候社员跟孙子似的。如今，情况不一样了，村长实行直接选举了。村民不投你的票，你就当不上村干部。于是，每到该换届选举的时候，你瞧那些想当村长的人对村民的那股殷勤劲儿，简直没法儿说。今儿这个来家坐坐，明儿那个上门看看，亲热极了。在关键时候，他们还给村民点儿礼品或请有些村民吃饭。在特别的时候，还给村民点更猛的刺激呢，当然，这不能细说！这时候，村民们就跟爷似的，他们倒是跟孙子似的。他们当了村干部之后，虽然表现得不是像他们早先说得那样好，但总的来说，还算是马马虎虎，过得去。当然，也有一上台就翻脸，马上成为村长大爷，村民又成孙子的情况。就这也行，村民每隔上几年当回爷，尽管就当那么几天，也总比一辈子都当孙子强。”金色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均匀柔和地洒在司机黝黑而略显粗糙的脸上，衬托出他的自信与自豪，以及扬眉吐气的畅快。
是什么使这位司机以及其他村民由“孙子”般的弱者变成了“爷爷”般的强者？或者，是什么使村干部们由“爷爷”般的强者变成了“孙子”般的“弱者”?是什么引起了强弱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竞争性选举！
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其行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政治家对选票的追逐以及选民偏好的关注，类似企业家对金钱的追求和对消费者偏好的关注。在竞争性选举民主制度下，对于政治家而言，选票和选民永远都是聚焦点！例如，2008年3月20日，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在野8年之后艰难赢回执政权。当晚，在台北的蓝营群众集会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先生眼含热泪，发表感人讲话，他说道：“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这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中职业政治家的肺腑之言。竞争性选举体制下，得票多者赢，而且有时候微小的票数差别就决定胜负。例如，2000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结果公布，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得票率49%,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得票率48%,布什当选总统； 2006年4月11日，意大利选举结果公布，贝卢斯科尼中右联盟得票率49.7%,普罗迪中左联盟得票率49.8%,普罗迪当选总理。政治家为了选票可谓不遗余力、绞尽脑汁！ 200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于8月4日率领团队到盛产玉米的艾奥瓦州拉票，双手摇晃着带皮的玉米穗造势。次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便率队也一路风尘赶到艾奥瓦州，干脆拿着生玉米穗张嘴就啃。克里和布什他们愿意这样吗？没办法，选举机制迫使他们如此这般。“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秦晖，2008）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选举在即，国民党提议将“老农津贴”增加316元新台币，增幅超过军公教人员收入增幅，而民进党则提议一次增加1000元新台币。最终，迫于选情，国民党决定增加“老农津贴”1000元新台币，达到每人每月7000元新台币。这正是“两党相争，农夫得利”。在百姓福利等事情上，竞争对手之间往往是，如果你的做法博得好评，那么我也绝对不甘落后，我要做得更好，决不让你拔得头筹。这就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下的“我也主义（Me - tooism）”。
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家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
在西方国家，很多蜚声世界的一流大学并不在首都或州府，有些甚至位于偏远小城镇。比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位于美国远离首都的波士顿的坎布里奇。为何？因为在选举制民主体制下，私人资金以商机为导向配置，而公共资金的配置则以选票为导向。哪里有选民，哪里有选票，哪里就有公共资金的注入，就有基本充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有可以留得住一流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就可能有一流的大学。而在非选举体制下，公共资金的配置以权力为导向，哪里权力大，或者哪里官儿大、官儿多，哪里就有更多的公共资金的注入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哪里的生活环境就会更好。所以，在这些国家，一级行政区内最好的公共物品，比如最好的学校和医院，一定在同级权力中心所在地！此外，在这些国家中，历年荣登财富榜的富豪们，也聚集于权力中心所在地；行政中心级别越高，富豪人数越多。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经由选票和选举，主流民意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和公共资金的配置等，有着直接的牵制和影响。选举选票让民众变得强大。假设有这么一个老街区，有10000名合格选民，他们每年税收贡献总额为5000万美元。有一日，一位资本家看上这个街区的巨大商业潜力，准备投资开发房地产，建立商业区。预计开发完成之后，每年税收贡献总额为5亿美元。政府大喜！但是，该街区的居民不快，觉得开发商给予的赔偿标准太低，不愿搬迁。在非选举体制下，逐利的政府及其官员一定把资本家看作财神爷，会动用公权力满足资本家要求，强迫居民拆迁和接受不利的补偿条件。政府为何重资本家而轻老百姓？因为政府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且所提及的资本家未来的税收贡献将是街区居民的10倍之多。而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无论鲜衣华盖之辈还是引车贩浆之徒，每人一票，概莫能外！同时，得票多者当选，如上所述，得票率0.1个百分点的差别都能决定胜负。于是，同样逐利的政府及其官员一定站在老百姓一边，站在大票仓一边，要么彻底回绝资本家，要么要求其给予街区居民公平且预先的补偿，断不敢动用政府强力强制百姓拆迁。此时，政府又为何轻资本家而重老百姓？因为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且街区居民的选票数是所提及资本家的10000倍之多！选举和选票让弱者变得强大！
显然易见：政治竞争+选举选票=人民是国家主人。
是政治竞争加上选举选票，使人民成为国家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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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人张养浩（1269~1329）说：“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为尤难。”封建体制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和官吏所面对的物质利益诱惑的增加以及整个统治集团的道德滑坡，最高权力中枢日益失去对官吏的有效约束和控制。政令效力衰减，贪赃枉法滋蔓。终于，上梁不正下梁歪，或者既然州官到处点火，百姓则私下点灯，燎原之火会毁掉一个政权。其实，对官吏的最有效约束，一是法律，二是选举，三是新闻自由或新闻监督。选举和选票是官吏头上的紧箍咒。选举体制下，最高权力中枢不会花费过多精力去训导和管束地方官吏，也不会对此太过操心，因为选民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替“皇上”看管着他们呢，自由媒体的这面照妖镜照着他们呢；地方官断不敢肆无忌惮地滥权，也不大会出现所谓“上边的主张都是好的，只是一到下边就变坏了”的情况。甚至出现“上边的主张是坏的，但只要一到下边就变好了”的情况。毫无疑问，若能以有效的机制治吏，则治民就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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