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结构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明显的几波创富浪潮，以及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几大经济圈，这大体上可以显现出社会财富分布状态。

事实上，经历过这些年代，并从改革之初一直走过来的人们一定会有一种感悟，那就是，如果你不是这几波潮流的参与者，或者你不在几大经济圈所在的区域，那么，你成为富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而财富差距就由此产生了，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截至2011年底，按《2012胡润财富报告》披露，中国内地的千万富豪人数已突破10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6万人，涨幅6.3％；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3500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500人，涨幅5.8％。按此计算，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槛为：拥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该报告还公布了千万级富豪的地域分布：从富人的长期居住地分布来看，北京富豪最多（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比例为17.5％），广东次之（16.4％），上海排名第三（13.7％），浙江（13％）第四，江苏（7.2％）第五，福建以2400名亿万富豪和38600名千万富豪，排在第六位，其中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3.8％。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扶贫目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算，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万农村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2011年全国农村扶贫对象为1.2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公民相比，富翁们的年收入要高过最低贫困线何止百倍千倍。

按改革之初的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绝大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建构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绝大部分精英身上消失殆尽，贪婪的本性无可遏止，在无止境的财富追求中变本加厉地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2009年6月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09年年底，《江南时报》率先刊发了署名徐光木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呼唤财富分配再调整”一文，文章以重庆社科院多位专家联手完成的2008年度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为依据，深入论述了倒丁字型社会的缺陷。文章指出：“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橄榄型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结构，而诸如金字塔型、倒丁字型都不是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式，而且，相比于金字塔型，倒丁字型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社会底层民众太过庞大，各阶层民众的比例严重失调。”对此文章分析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和贫富差距悬殊同时存在。波士顿咨询公司不久前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

一方面，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过于严重的贫富分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的危害是双重的。比如前不久报道就称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而另一方面，内需占GDP的比重却始终在低点徘徊。我们由此步入了一条两难的胡同，如果不能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足够的中产阶级，则无法启动庞大的国内消费，而如果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富悬殊，却又要排斥来自既得利益集体的非常巨大的阻力。

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在他们还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时候，也经历过我们现在的阵痛，面对贫富悬殊的倒丁型社会结构的巨大挑战，这些国家在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经济福利”思想的指引下，排除众议，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完善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主要表现为通过普及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缓解收入差距和由此导致的阶层矛盾。近些年来的事实也一再证明，“经济福利”思想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值得借鉴。

4个月之后，2010年5～6月，中国第一报《人民日报》以其权威性连发四文，炮轰社会财富分配之不公。这四篇文章的标题分别为：《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工资共决工企双赢才是真》《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以及不同阶层所处的财富状态等热点问题。

在四篇文章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实质是要素分配，统计时通常在宏观意义上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分。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多数人认同的结论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解释道，通常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四个部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四个部分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最高的，达到85％～90％，其次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工业。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领域，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也由此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三是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四是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白重恩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同时，社保缴费降低了，也可以使更多人有能力参加社保，扩大社保覆盖面。政府对社保增加的这块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

与《人民日报》炮轰收入分配不公相呼应，2012年第5期《理论与改革》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财富集中的制度成因及治理策略》署名杨洁的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贫富不均，社会财富分布趋于集中逐渐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扭转社会财富集中，是破解经济体制改革困境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社会财富存在‘向城市集中、向发达地区集中、向政府集中、向少数家庭集中、向垄断行业集中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的现象；社会财富过度集中的制度成因是收入分配制度供给质量低、产权制度扭曲、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迟滞；财富过度集中的治理应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质量，改革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加快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着手，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章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社会财富集中，贫富分化严重，使改革共识逐渐消失，改革的动力正在减弱，只有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扭曲的产权制度，推进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尽快实现‘收入转型’，才能逐步消解社会利益矛盾，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此后，中国社科院于2012年12月18日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改变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简单的收入翻番不能叫做收入分配改革。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蓝皮书》强调，预计2013年整体拉开序幕的收入分配综合改革方案，将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即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将以切实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为重点，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服务对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力争在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客观地说，由经济转型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一直是一个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应该指责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也不应该抱怨，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推动财富分配机制的改革，以实现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目前而言，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仍然呈倒“丁”字型结构没有多大改变，即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口处于温饱阶段，近1/10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由此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诸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等，如不及时化解必将成为改革的败笔，也会让社会公平、正义被践踏，社会整体价值观念被颠覆，共同富裕演变成一句空谈。

综观中国社会目前的财富结构以及收入差距加大的种种因素，诸多因素都指向了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建设。而解决收入分配差别过大的措施则只有政策改革，公共财政的功能以及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则成了公众注目的焦点。

［延伸阅读］“橄榄型”社会

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