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格局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让旧有的金融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也促发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对于复杂的世界金融体系来说，改革也是多方位多层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说，全球性金融格局有两个主要特征：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权重在上升。新华网华盛顿2010年4月25日电，国际金融改革的重大突破与挑战。报道称，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下简称基金组织和世行）信守了去年9月份二十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上做出的承诺，实现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重大突破。

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匹兹堡金融峰会确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协商世界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领导人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本次春季会议上，世行发展委员会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重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本次会议实现了世行历史上首次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治理权为目标的改革，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会进一步促进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世行行长佐利克也表示，他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增加得到体现感到自豪。

在基金组织方面，尽管份额改革没有实质进展，但职责改革出现了积极变化，尤其是监督职责。该机构的决策单位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公报显示，基金组织承诺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以及对自身的监督和融资职责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该组织在提升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工作。会议呼吁基金组织进一步加强监督，包括更加重视宏观金融问题、资本流动以及系统性风险和溢出效应。这一点是该机构在以往监督职责中未提及的，体现了其对本次金融危机责任与教训的反思。另外，基金组织表示支持二十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过程，这是匹兹堡金融峰会内容的具体落实。（记者刘丽娜　杨蕾）

作为后危机时代的建设性举措，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权重的增加有效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份额结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的核心问题，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份额被严重低估、代表性不足严重影响了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加以纠正。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如忽视这个“发展现实”，就无法维系其深层的合法性；而忽视“平等参与”的广泛意愿，就无法确保应对危机、实现发展决策的公正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业权重的增加也是维系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举措。

其次，宏观层面，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业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金融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春季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在2009年下降0.6％以后，2010年和2011年有望分别增长4.2％和4.3％。并指出，亚洲经济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和印度更是其中亮点。与此相应，国际热钱开始流向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国家。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将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情况做了详细分析，并将热钱流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巨额流入阶段（2007.10～2008.7）。从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中旬，热钱流入数量逐月增加，在2008年7月份到达了2500亿元的峰值，大大超过金融危机之前月度平均流入500亿元的水平。这个阶段的热钱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存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避险特征。

第二阶段：流入放缓和快速流出阶段（2008.8～2009.1）。在这一阶段中，热钱数量从2008年8月开始逐月减少，2008年底和2009年初甚至出现了热钱数量负增长的情况。热钱在此期间出现了从巨额流入到流入放缓再流出的“过山车”变化过程，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第三阶段：第二次加速流入阶段（2009年4月初～2010年3月末）。这一阶段热钱加速流入的推动因素是美国推出QE1（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QE1主要包括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国际热钱开始转向押宝人民币升值，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QE1释放的流动性，使得热钱流入我国逐月增加，在2010年3月达到了1500亿元的峰值。

第四阶段：第四次加速流入阶段（2010年9月初～2011年末）。这一阶段热钱加速流入的推动因素是美国推出QE2，总额为6000亿美元的QE2包括美联储斥资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元，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201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加息，热钱流入开始加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利差因素和避险需求，外汇占款一直保持月度平均3000亿元的高位。伴随着热钱的巨额涌入，国内的商品价格水平开始一路走高，央行的政策调控重点开始转向抗通胀。

第五阶段：加速流入阶段（2012年9月末～2013年3月）。从2012年9月开始，全球范围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先是美联储在2012年9月和12月推出了QE3和QE4，而欧洲央行宣布启动“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OMT）”，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跟进，全球流动性再次大规模泛滥。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在2012年四季度开始跟进，实施了多次更大规模的“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国家这些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溢出效应和累加效应造成了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13年1月和2月的巨额增加。其中，1月外汇占款达到了6837亿元，创历史新高，超过了2012年全年的增量，热钱涌入迹象明显。（人民网—人民论坛2013年5月3日）

客观地看，热钱的涌入一方面出于看好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在赌人民币升值。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总体上仍然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重要作用。而危机之中的汇率变更也让美元等货币持续贬值，而人民币一直处于被动升值的状态。这也让人民币具有保值与增值的作用，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

抛开宏观层面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权重变更以及热钱开始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两大主要变化，在微观层面，后危机时代的世界金融体系也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举措：

首先，去杠杆化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简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定下主基调。这个号称是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重演为主要目的，对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变革。该法案主要包括三大核心内容。一是扩大监管机构（美联储）的权力；二是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采纳“沃克尔规则”，即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综合而言，《多德—弗兰克法案》提供了最清晰的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的图景，该法案预示着美国大规模去杠杆化的开启，监管部门希望透过这个“金融风暴下的蛋”迫使大部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把过去采用杠杆方法“借”的钱重新吐出来。我们暂且不去评价奥巴马的改革成效如何，但有一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去杠杆化的过程仍将持续。

其次，在后危机时代，汇率改革也是一项重要金融改革。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直都在反思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缺陷，思考改革的方向。2009年中，G20峰会上，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艾文耕对记者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汇率制度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标志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日益增加。”2010年末，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库部长斯万（Wayne Swan）在北京表示：“应对全球金融失衡需要一系列的结构改革，而汇率改革肯定是上述改革的一部分。”而对于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各国之间仍存在严重分歧，尚未达成一致决策。

中国有关学者表示，危机之后，应加强主要国家在汇率领域方面的合作，在全球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汇率稳定机制。尽管目前尚不具备建立起这种汇率稳定机制的可行性，但起码各国应该加强汇率政策的协商以维持汇率稳定，并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来“以邻为壑”。

2009年的G20峰会上，来自亚洲的多数专家表示，国际货币汇率制度的近期发展趋势，是由固定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安排，但这个过渡时期会相当长。中长期适宜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向内固外浮的区域弹性汇率安排过渡，同时要加强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协调，稳定在多元储备体制下的国际货币汇率体制。

而对于我国来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要寻找在一定时期内正确、合理的汇率水平，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第三，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的金融领域的刺激性增长策略也对缓解与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方面，前文已有叙述，在此不再重复。

总的来说，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对健康全球金融产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过后，世界金融格局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提高了全球金融业的健康水平，以及全球金融业发展中的均衡性，对未来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