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后危机时代，追根溯源，一系列的反思让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国际货币体系，由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成了各国注目的焦点。简单地说，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国际间形成的有关货币的一系列支付与兑换规则，有了这些规则，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才成为可能。

用专业一点的语言来叙述，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所以，国际货币体系也是规范国家间货币行为的准则，是世界各国开展对外金融活动的依据。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惯例和习惯演变而成的，当相互联系的习惯或程序形成以后，一定的活动方式就会得到公认，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一般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自然形成过程。另一种是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来规定而形成。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

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具有基础性制约作用，它对于国际间贸易的支付结算、资本流动、汇率的调整、各国的外汇储备及国际收支等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增多，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损害，各国都在积极谋求办法，以期达成新的协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来维持各国之经济往来的稳定性。

不论是自然形成还是以法律来规定，国际货币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支付原则。即一国对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一国货币可否自由兑换成支付货币，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确定等；第二，国际收支调节原则。即当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各国政府用什么方式弥补国际收支缺口；第三，约定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即确定以什么货币作为支付货币，以何种资产作为储备资产。一般来说，这种储备资产应具有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性质。

在这三大原则基础上，国际货币体系基本有了框架，在此框架之下，还有具体的建构内容。这些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确定关键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关键货币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充当基础性价值换算工具的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只有确定了关键货币，才能进而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换算率、汇率的调整以及国际储备构成等。目前，充当关键货币的是美元；第二，以关键货币为基准，确定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根据国际交往而产生的国际支付的需要，货币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时，各国之间的货币一定要确定一个比价，即汇率。这个汇率的确定一般以国际关键货币为参照系，有的少数国家间自行商定；第三，确定有关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协调机制或建立有关协调和监督机构。目前承担这一职责的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确定资金融通机制，即货币的兑换性和对国际收支所采取的措施；第五，确定国际储备货币。即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为保证国际支付的需要，各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国际储备，保存一定数量的为各国所接受的国际储备资产，这是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主要内容。第六，确定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及履约机制，即国际收支的调节。世界各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发展是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在有些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通过本国所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或外汇政策就可以恢复平衡；在有些情况下就需要根据国际协定，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或通过各国政府协调政策，干预市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大体上说，国际货币体系建构的三大原则以及六项具体规定是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规则体系。客观地看，伴随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各国需要对货币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这些问题包括货币本位、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国际清偿力的供应等。这些问题的协调，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

回顾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国际金本位制。它是19世纪除至20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货币体系，由黄金来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第二个阶段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阶段。主要特点是建立了会员国货币平价和固定汇率制；第三个阶段是牙买加货币体系阶段。牙买加体系在1978年成立，其主要内容是：承认世界各国实行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增加成员国的基金份额；降低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规定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实际上牙买加货币体系尚不能算作一个有系统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般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商品货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必然产物，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必然要求。不过，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有效力的货币体系，至少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一个能够保证关键货币信用能力的强大经济实力；第二，关键货币的汇率稳定也是必要的条件；第三，关键货币的流通覆盖面必须广泛；第四，相关国家经济政治利益要有一致性。

分板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对现实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作用，许多问题的存在在呼唤系统性机制的变革。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对于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来说，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与形成是一种必然，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也是一种必然。这种不稳定性不仅取决于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带来的平衡性变动，也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建构机制方面的缺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初发表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文章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过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2011年3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上海）发表署名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文章：“当前信用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五大缺陷”。文章指出，当今信用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可以从五个方向去认识：第一，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越来越明显。这种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为“特里芬难题”所揭示，在美国对外债务日益增长，美联储货币政策日益失去国际投资者信任的背景下，美元危机、美元崩溃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这是当前以美元霸权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内在的不稳定性或导致崩溃的可能性。第二，内在不平等问题加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的调节和汇率波动的成本收益分配的不对称和不平等性方面。而这种不平等与不对称远比铸币税重要得多。第三，国际汇率体系过大波动也是一个重要缺陷。国际汇率的过大波动，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加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第四，美联储政策的全球外部性也是系统性缺陷的一个方面。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因素中，美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是主要原因，这种情形既让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输出源，也加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第五，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缺陷也表现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和治理方面的缺陷。IMF事实上在扮演全球唯一的金融监管局的角色。而其有限的功能与协调能力则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大缺陷。未来世界，无论是超主权世界货币还是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都需要一个功能完备，职能健全的全球性金融监管组织，IMF也许是唯一的候选者。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历次“G20”峰会的重要议题。早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超主权货币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也表达了我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态度与设想。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方支持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他说，“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通过以配额为基础的体系以及自愿捐助两种途径来调动资源，以取得贡献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一要务是增长配额。如果短期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应当按照当前的配额来决定出资。如果配额出资不能达到当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发行债券，中国将成为债券购买者之一”。这代表着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整体态度。

对于国际货货体系的改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峰会上多次明确提出，应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2011年于法国戛纳召开的G20峰会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一致表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共同研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的途径。G20当日下午发布的联合公报明确了特别提款权（SDR）改革时间表。并委派各国财长在下次G20财长会议前确定具体的增资方式，比如通过双边途径向IMF注资、通过SDR的发行和分配扩大IMF资源以及由各国自愿向IMF特别设立的管理账户注资。

2012年6月，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峰会承诺向IMF增资45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承诺的43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微博）18日在洛斯卡沃斯高兴地宣布，全球各国向IMF承诺的增资总额扩大至4560亿美元，比4月的承诺还多出了260亿美元。胡锦涛主席在此次G20峰会上发表的题为《稳中求进　共促发展》的主旨演讲时，再次提出了中方的期待：“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2010年12月通过的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成员国的份额比重也将进行调整，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中，中国的份额将从原来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

至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得到有效的改善。IMF的职能也得到了切实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局的职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IMF的肩上。而在未来的发展中，IMF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健康国际货币体系则需要未来的发展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