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社会建构

通过以上两节有关财富观念以及财富的动力特性与比较价值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了财富存在的基本特点。从这一点出发，分析社会财富形成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对于一个经济体或国家来说，其社会财富的形成与累积与宏观层面的社会财富建构水平具有密切联系。也可以说，每一种财富的形成，都具有社会建构的影子。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则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健康状态。在笔者的另一部著作《资本革命》中，曾探讨了资本所承负的社会关系问题。在资本所承担的8种社会关系中（即：资本与社会人口结构的辩证关系/资本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辩证关系/资本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资本与社会管理及社会运行机制的辩证关系/资本与社会创新的辩证关系/资本与科技发展的辩证关系/资本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参见《资本革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章），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的财富建构也是一种意义深远，且具有系统性原则的建构，或非如此，社会系统就会失衡，就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而在财富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建构则显得十分重要且迫切。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详细地描绘了中国社会财富部落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财富建构就是这个样子的。而对目前这个状态来说，中国社会的财富建构思想也许只是刚刚形成，与民生相联系，未来的社会财富建构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种社会财富建构不是简单的均衡，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次序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将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或者财富部落的企业外迁至欠发达地区就可以形成社会财富的均衡，并实现共同发展。以自然界生物的自有秩序来说，自然界的生物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物种只能生活地特定的区域，离开了这个区域，就难以存在。比如大家熟知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说的就是这种现象。那么，对于社会财富来说，也具有这种效应。

笔者认为，在社会财富建构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规律：

首先，在社会财富建构中存在社会财富的极限规律，这个极限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财富总量的极限，一方面是货币财富的比例极限。

在一个封闭式经济系统环境中，社会财富总量的极限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指的是以劳动力为财富生产前提的社会财富累积，存在劳动力生产周期的局限，这个极限也决定了财富累积速度与财富消耗速度会有一个极限式的峰值。在一定经济社会大环境中，或者说在一个封闭式经济体系内，这种峰值是有极限性的，难以超越。这在客观上也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在到达一定水平之时，很难再进一步提升，或出现零增长的状态，即GDP的提高存在极限。而转变这种状态的关键则在于转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以提升消费总量。其二，从社会财富总量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一个隐性的极限问题，如同堆积木，堆到一定高度就会跨塌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换个角度，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经济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增长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在学术上几乎没有探讨过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界的生物成长现象中，存在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生物体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长大，从细胞分裂的角度来说，这是由细胞分裂极限次数决定的。而对于一个封闭式经济系统来说，所累积的财富总量即是系统内消费总量。没有消费，商品价值无从体现，也无法转化成财富。而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如果社会生活方式或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不变，社会总消费没有提升或社会总消费提升到了一个极限的水平，那么在这个封闭性经济系统内的总生产与总消费是趋于平衡的，或者说是被动平衡的，只需投放一定量的货币社会生产即可进行，这种平衡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总量无法增长，即社会货币总量无须增长。这种情形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存在过。这种状况，也就是社会财富总量的极限。当然，这也是被现代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然而，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增方式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体的系统性整合，国家或经济体的财富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的来说，现代社会的财富增长方式完全是以过量的货币投放刺激经济增长为前提的社会财富增长，着眼于全球的商品供需关系，这种状态让社会管理层的宏观调控成为财富增长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然，从信用货币过量投放的角度来说，也存在量的投入方面的比例极限。在金融领域，常用金融深度来描述这个问题。通常认为，M2/GDP是常用的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标。这一指标比例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深度。但M2/GDP比例的大小、趋势和原因则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M2/GDP实际衡量的是在全部经济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所占的比重。总体上看，它是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化的初级指标。通常来说，该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一般认为，M2/GDP的比值越高，金融风险就越大，这个比值越低，经济的泡沫成分就越小（M2即经济学上的广义货币，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货币以及支票存款、转账信卡存款、储蓄存款与政府债券的总和）。这种衡量的一个意义事实上显示出货币投放的极限。

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在以信用货币超前投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中，社会的财富增长具有充分的建构性特征，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建构社会财富呢？总的来说，在财富的社会建构中，我们至少要注重以下方面的建设：

第一，首先要注重建设社会财富的安全边界。这个建设主要包含要准确把握货币投放量与GDP总量的比例关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保证社会财富安全方面找到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增长并降低社会财富的风险系数。此外，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中，也要注重把握人民币境外流动总量与境内总量的比例关系，以及汇率的波动幅度，在最大程度上增强人民币的比较价值。

第二，要注重研究在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条件下，社会财富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特性，以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历史的经验证明，科技进步与社会变革，都是在一定社会财富水平条件下发生的，在以科技为经济增长最佳手段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财富水平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也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不论是经济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首先要具备的是“上帝”的眼睛，以俯瞰众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济社会的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完成这种思想上的创新，适时促进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上的质的飞跃。

第三，在社会财富建构中，要注重种种社会关系的平衡。在这里，财富的动力特性表明，在以财富为终极目的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种种财富规则事实上也规定了种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资本革命》所剖析的八种主要社会关系中，都有财富动力的影子。以此为根本原则，既可以兼顾社会人才产出机制，也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因此，这八种主要社会系也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社会财富是否安全的一个主要度量。或者，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在财富的社会建构中，是建设一个“哑铃型”社会，还是建构一个“橄榄型”社会，或者建构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抑或建设一个“倒丁字型”社会，都是社会财富建构中应注重研究与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财富结构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领悟各种类型的社会财富结构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与安全度。并由此向一个健康的社会财富结构的方向迈进。

第四，在财富的社会建构中，最直接的手段与调控的目标就是社会财富流动机制的建设。从混沌理论的角度看，社会财富体系也具备混沌系的特征，而推动这个体系产生变化的就是社会财富增长模式的变化。而对于社会财富整体来说，一种有意义的增长也意味着可以有效地改变社会财富的质量与存在状态。对于目前的世界或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有意义的增长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永续经营的正确方向。

与此相对应，在财富的社会建构中，要以财富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根本目标，进行战略性机制建设。这样，才能激活我们的人才培育与产出机制，为财富增长添加健康要素，增强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

总的来说，只有以建构的目光，才能有效地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融于一体，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社会财富的价值所在，才能够理解财富安全即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在。而用长远的目光来看，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财富的社会建构水平，也代表着一个经济体或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以及这个经济体或国家的体能特征及生命力的所在。由此，笔者认为，财富的社会建构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也是社会与民生层面的根本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