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六大支柱产业是如何形成的

徐志毅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发表距今已经有20年了，但有些重要事情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如当年我们如何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将电站成套和大型设备作为上海工业新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件事情的形成与发展记忆犹新。回顾往事，它不仅是上海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见证，对我们今天探索产业创新发展，也是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上海原来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同时由于上海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缺乏，土地、劳动力成本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工业企业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经济效益出现滑坡，工业发展亟须找到新的增长点。

尽管从“七五”时期（1985～1990）开始，上海加快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依然根深蒂固。从总体上说，调整还只是适应性调整，更多地集中于调整工业内部，尤其是加工工业的产品结构。在这5年里，全市尽管开发了一批新产品，引进了一些新设备，但还是无法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部分落后产品和设备即将面临淘汰。这势必使上海工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相当一部分产品与外地产品在低水平上重复，难以体现上海制造业的水平和实力。“小而全”、“大而全”使一些行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加之缺乏支柱产业，全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所以当时的上海，改革的气氛非常浓烈，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总想通过深化改革，将经济建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更快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大家当年的精神状态。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前，上海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1991年，我正担任上海机电工业局局长。当时的机电局是上海市政府的下属部门，是上海工业的一个重要单位。当时有两件事情使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机电局传达上级部门的精神，正值中央和地方讨论GDP的增长速度，速度到底是增长2％～3％还是3％～4％，一直围绕着这几个数字“打转转”；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传达下来了，机电局再次召开全局干部大会进行传达和讨论，其中也涉及GDP的增长速度，那已经不是讨论2％、3％或4％了，而是在讨论能不能做到两位数的增长。

两次会议前后相差不过3～4个月，但无论是“提法”、“讲法”还是“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全市连续16年GDP两位数增长，工业的增加值是连续17年两位数增长。这样一种发展速度，从全世界来看都是一个奇迹。而在当时，没人能够想象会取得这样丰硕的发展成果。

早在1989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就已指出，今后几年上海一方面要抓紧淘汰一批耗能耗料高、经济效益差的落后产品和落后企业，加快工艺、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行业。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上海的科技优势，组织联合攻关，集中优势，集中投资，重点突破，加快新技术开发和引进技术国产化速度，尽快形成若干个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大产业。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从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上海在工业、计划等经济部门广泛开展了“上海工业产品发展战略大讨论”，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上海城市功能的定位，提出了要重点发展轿车、通信设备等10个重点行业以及相关的50大类产品。1991年，朱镕基调到国务院任职后，吴邦国担任市委书记，黄菊担任市长。

吴邦国对发展上海经济，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上海要发展，经济要上去，路径在哪里？吴邦国认为，上海城市要持续健康发展，一定要拥有坚实的实体经济。上海发展实体经济，工业肯定是“大头”。工业历来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命根子”。要牢牢抓住工业中的支柱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支柱产业”这个概念，就是在吴邦国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提出的。

吴邦国认为，搞经济建设首先要抓住有发展基础、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产业。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上海很快形成了汽车、电子信息、石油化工、钢铁和家用电器等五个支柱产业。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每人分头联系一个支柱产业。吴邦国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由他联系分管上海的电子信息产业。黄菊是上海机电系统的老领导，由他负责联系上海的汽车工业等。

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了，讲话内容非常鼓舞人心，我一字不漏地在局里作了传达。小平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快一点的，就应该快一点。“要抓住历史的机遇”，“机遇抓不住，失去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他还要求上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现在来看，这些英明的论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按照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和具体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号召。但是如何响应小平的号召，让上海的发展速度变得更快，抓住机遇保持领先，这是当年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经常琢磨的重大问题。基于上海当时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上海的先进制造业应该还有潜力可挖。

1993年3月，我开始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有一天，吴邦国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见他。办公室里就我和吴邦国两个人，他问我：“老徐啊，上海现在有了五大支柱产业，你看这第六大支柱产业可以搞什么？”我回答：“上海可以搞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

不要看我回答得快，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领导班子成员一直是有所考虑的。上海工业门类齐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上海搞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是有基础有条件的。并且，机电工业是上海开埠以后最早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机电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机电工业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加快了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物质基础显著增强。当时，上海机电工业产品门类比较齐全、协作配套能力较强，生产能力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中国机电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尤其是电站设备，它更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业和社会要发展，必然要先拉动电力和能源。从经济上看，每发一度电，在工业上就可以创造8元的产值。截至1992年底，上海电站设备制造基地已生产了92台12.5万千瓦机组和40台30万千瓦机组，提供各种规格的成套电站设备已达3822万千瓦，占全国火电总装机容量的30％左右。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电力工业高速增长的需要。况且，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的进入门槛较高，上海在较好的基础之上再加一把劲，完全可以发展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另外，先进的现代装备制造业，还有利于国家的军工生产，加强国防建设，这对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实在是大有裨益的。

吴邦国听我这么一说，当即表示：“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有同感。”最后他又补充道：“你回去后，再仔细想一想，也让我想一想。”我回到市经委后，把刚才同吴邦国谈话的主要内容同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谈了，同志们大多表示赞同。与此同时，向下属电气联合公司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沟通与部署。过后不久，听说市委常委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市领导对上海发展电站和大型成套设备持肯定态度。

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使我们的工作充满了信心。为了使电站与大型成套设备早日成为上海支柱产业，我和市经委副主任陈松泉等领导班子成员，以及电气联合公司（后改为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宓麒廷组织力量成立了攻坚团队，通过认真的调研和论证，提出了发展电站与大型成套设备工作思路、操作预案和应对举措。那段日子，我们白天在经委上班，晚上到公司讨论，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忙碌。我们中有一位同志，某天深夜回到家门口，当值的保安都下班了，大门紧闭，只好请司机爬墙头进去把大门打开，此时大楼内电梯已经停了，只能步行12层楼到家，休息了几个小时以后，第二天又早早赶去办公室上班。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邦国又一次把我找了去。他对我说，你提出发展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作为上海第六大支柱产业的想法很好，市委常委会也表示了认同，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发展这一支柱产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当即谈了几点看法：一要着手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目前国内生产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二要进行深化改革，不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还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管理；三要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资本结构和人员结构，有计划地淘汰落后产品、产能和工艺……那天我较为详细地向吴邦国汇报了我们的看法与设想。吴邦国边听边点头，对我的想法，他表示认同。

接下来，从1993年底至1994年1月，市经委和市计委联合在上海市投资咨询公司召开了上海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研讨会。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汽车、电子信息、钢铁、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电站成套设备和家用电子电器为上海工业新的“六大支柱”产业，并提出了这六大产业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

现在回忆这些往事，我深深体会到，为了加快推进六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是非常重视的，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包括加大调控力度、增大资金投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实施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并明确指出把积极引进外资作为上海发展支柱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自电站成套设备成为上海支柱产业以来，实现工业产值迅速增长，对上海工业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占六大支柱产业产值中的比重也稳步提升。1994年，电站成套设备及配件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4.27亿元，占六大支柱产业总产值比重为5.59％；1995年，总产值达到177.80亿元，占比9.49％；1996年，总产值达到286.78亿元，占比13.3％；到了2011年，成套设备制造业完成总产值3826.16亿元，增长13.7％，占六大支柱产业总产值比重已经达到17.93％。

市经委组建的攻坚团队有着坚定的使命感。当时，在我们看来，抓住历史机遇，最重要的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体制改革：1995年5月，运行了40多年的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被改制为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机电行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1996年10月，原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又和上海电气（集团）公司实行资产联合重组，组成新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系，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态势。

与此同时，上海机电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装备基地，要实现现代化工业改造的历史重任，其出路就在于学习和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成果，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全行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合资企业发展到100家，1992年利用外资总额超过前12年总和。在“八五”期间，共引进了20个大类300多项世界当代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全行业组织了对每项引进产品技术的消化吸收，在不断实现和提高产品国产化率的同时，自主创新技术和发展产品，创建自己的名牌产品。到了1997年，合资企业发展到130家，与美国西屋、通用，日本三菱、日立，瑞士ABB，德国西门子，法国施耐德等30家国际著名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

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提升上海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的产业水平，究竟同世界上哪家大公司进行合作？当时，可供选择的有三家跨国公司：欧洲的ABB公司、美国的西屋公司和GE公司。

听说市里有的部门有引进ABB公司技术和设备的打算，而基层企业则希望能同西屋公司合作，因为工厂里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大多采用的是美式制，工程技术人员对此比较熟悉。对该问题怎么处理呢？吴邦国和黄菊两位领导先后找我谈话，他俩人说话口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老徐，现在大家的意见不够统一啊！有些同志倾向于引进欧洲的技术和设备，有些同志倾向于同美国公司合作。这样吧，由你组织一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下。三家公司都去跑一跑，看看同哪家公司合作对我们最有利。”

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指示，1993年8月，我率领上海电站设备项目考察团先后访问了美国的GE公司、西屋公司和西欧的ABB公司。在那个年代，上海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在国际市场是件很有影响的事件，他们给予代表团的接待，可谓是视如上宾。对于这次考察，我们也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考察团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考察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努力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收集翔实的数据资料，并进行严密的比较分析。

考察回国后，我们分别向时任副市长徐匡迪、蒋以任和市长黄菊作了汇报。黄菊对我说，这件事，你最好还是听听邦国的意见。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不少议论。有人对我说，“老徐，这件事你夹在中间，难啊！怎么摆平啊？”更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老徐，你在这个位置上千万千万不能得罪人啊。如果让‘上面’为难了，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而此时，我觉得自己与市经委及电气联合公司的同志经过了反复研究，有了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大事面前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于是，我笑着回答：“我还可以回去当工程师嘛！”在我们看来，学习邓小平讲话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种种束缚，重要的就是尊重市场规律，作出符合上海持续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在出国考察回来后，我们心里已经有底了。从技术上看，三家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企业；从产品上看，每家公司各有特色和优势，这是一个优中选优的抉择。西屋公司在核电方面有优势，GE公司在燃机上占有先机，ABB在配电设备方面有独到之处。同它们之中任何一家公司合作，都是各有所长的。关键还要综合来衡量，看哪一家公司对国家最有利，我们就应该选哪一家。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参加了由吴邦国主持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会后，他让我们十多位同志再留一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在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几种意见各不相让，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坚持认为，既然上述三家公司在技术上都是世界一流的，并且各有千秋。如果在还没有开始商业谈判前，我们就事先认定同哪家公司合作，这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应该在同三家公司具体接触后，根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看看哪家公司的方案特别是报价于我们最有利，再从其中挑选一家。这样，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最后，吴邦国作总结讲话。他肯定了我的意见，说：“老徐讲得有道理。这件事，就由老徐来负责。”

我听吴邦国这么一说，深感市领导的实事求是和民主作风，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对自己的信任和肩上担子的分量，便回答道：“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但我有一个请求，具体工作可以由我来做，希望能有一位市领导来亲自挂帅。”吴邦国接口道：“这样吧，就请蒋以任副市长挂帅。但是，事情还是由你来做。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

先后与三家公司接触到最后，GE要价太高，不谈了。同ABB和西屋的商务谈判结果是：ABB公司的价钱是西屋公司的3倍。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候，ABB公司的全球副总裁特地从欧洲飞到上海，亲自参与同我们的谈判。这位副总裁提出，希望找个“好一点”的地方进行商谈。我们决定在市政府大楼外宾会议室进行谈判，届时这位副总裁态度诚恳，言语间充满着恳求。但是态度再好，语气再诚恳，我们也不能牺牲经济利益来满足对方的要求。我们对这位副总裁表态：“上海同哪家公司合作，现在还没定论，贵公司还是有机会的，关键要看你们的报价了。”这位副总裁知道这是一笔大生意，对他们公司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所以他把ABB公司原先认定的价钱，狠狠地砍去了一大块。但是同西屋公司相比，ABB公司还是高出了许多。

谈判结束后，我们把三家公司的情况，分别向吴邦国、黄菊和蒋以任作了书面汇报。我们的意见是：综合各种情况分析，上海同西屋公司进行合资较为理想。吴邦国很快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黄菊和蒋以任也表示赞同。这份报告非常顺利地通过了。

事后，传闻西屋公司的财务可能有问题。其实针对引进外资中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市场的金融规律等问题，我们之前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根据我们的研判，这是无碍大局的。西屋公司即使真有财务问题，但他们的技术和品牌还在。我们需要的是它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同它进行财务合作。同时，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周全，我们特别邀请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龚浩成和交通银行行长戴相龙两位金融界的“老法师”，请他们看看西屋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了这两位“老法师”的把关，我们在办事时心里就更加踏实了。当时我们还考虑到，如果哪一天西屋公司真的让人收购了，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收购它的企业，一定会是更加强大的和优秀的对手。若干年后，西屋公司把它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真如我们预料中的那样，这使我们不仅吸收了西屋的技术，还因此学到了不少西门子的技术。当年，双方合资时，我方仅以厂房、土地等来作价，并未付出现金；外方则拿出全套技术和现金（投入技术改造，进口了一批关键重大装备，提高了制造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是，我方因占绝对多数股份，所以有主导权，并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有了西屋和西门子的技术和装备，这些年来，上海的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都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设计、制造技术，并坚持不断地消化吸收、优化和创新，上海生产的成套电站设备很快走出国门，火力发电机组、核电机组，重型装备、风电机组、输配电等都走在世界前列。其中火电机组的生产，通过吸收引进再创新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公司的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经过不断地创新和改进，已有12项世界首创技术、10项国内首创技术和9项专利授权；在近3年时间，耗煤指标以287.44克/千瓦时、282.16克/千瓦时和279.39克/千瓦时的成绩三次刷新世界纪录，居世界领先地位（全国供电煤耗，2010年为332克/千瓦时，降低率达16％）。现在，连德国的制造商都感到中国电站设备制造业的强大和高水准，其他国家向德国采购电站设备，他们还会请求中国企业的支援和帮助。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发展上海电站成套设备支柱产业的技术引进的具体问题上，尽管当年存在不同意见和主张，但上上下下都遵循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的教诲，比较妥善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在重大问题面前努力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且不落俗套。我们不单纯追求大手笔、大项目和大合资，而是通过科学论证，依靠企业干部员工的聪明才智，从企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为更好地发展大型成套机械和电站设备产业，这里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故事”，也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采用灵活的机制，多沟通多宣传，最终实现预定目标的工作实例。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努力，上海火力发电技术设备水平得到了提升。同时，如何相应地提高清洁能源的装备制造能力，提升水力发电技术设备水平，也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就必须依靠大项目来拉动。尽管“三峡”建设工程迫切希望上海能够提供高水平的装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之下，上海承接相关项目有实际困难，可以说上海是排不上号的。当时，要上一些大的项目必须报请北京的有关部委审批，所以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做“跑部前进”，但有的时候会“碰钉子”，那怎么办呢？

作为市工业部门的干部，我们反复领会和思考邓小平期盼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指示，以及他多次讲的“上海是王牌”，鼓励上海特别要拿出创新发展的勇气和智慧，冲到世界一流行列中开展竞争！当年，我们深知上海产业发展的“长板”和“短板”，为了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有所作为，市经委的几位负责同志都抱定一个“处事原则”：既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也要利用上海的优势争得更高技术档次的重大项目；上海的技术水平上去以后，也可以带动支援全国嘛，这也是“全国一盘棋”思想的体现。当然，前提是不违反国家相关的规定，处理好上下左右多方面的关系。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对上海几家制造水力电站设备大厂的主要领导提出了“等待时机，争取机会”八个字的要求。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要到德国访问，随团要带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同行。我们争取了陪同出访的机会，并请市经委一位副主任和上海电机厂厂长参加了李鹏总理访德的企业家代表团，同时“面授机宜”，让他们“力争水电项目合资成功”。

李鹏总理在访问德国时，与德国总理谈妥了不少工业合作项目。上海同去的两位同志，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办事路径，并及时与德国相关企业进行了洽谈和沟通。德国企业家一方面信任上海产品的质量优势，很愿意参与“上海制造”，更重要的是，上海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符合德国企业进军亚洲的整体发展策略。对沪德合作，双方彼此都很快产生了信任与诚意。同时利用会议间隙，及时向随行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领导直接进行汇报与沟通，他们认真听取研究我们的汇报后，一致支持上海先行一步的“计划”。最后，在李鹏总理和德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上海企业与德国企业草签了合作意向。

回国以后，市经委再将草签的合作意向逐级上报，因为有了李鹏总理的首肯，国务院各部门都一路开绿灯放行了。上海的水电制造业，终于拿到了中德合资的大项目，使上海的大型动力电站装备产业在发展先进火电的基础上，填补了水电制造业的缺口。之后几年，上海再接再厉，又引进了西屋公司的核电。上海的电站支柱产业全面发展了“火、水、核”重大项目，可谓三头六臂，成为跻身世界一流的龙头老大，不但为上海也为国家争气争光。

上海拿到水电制造业的大项目，并为三峡工程作出了贡献。这是学习和运用邓小平敢想敢闯敢干精神后的一个真实案例。20年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要我们放开胆子，敢于试验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与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的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线是一脉相承的。而从电站设备行业发展来看，当年，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引领，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我们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站在较高的起点，重视科学发展，为我们近年在这一领域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市委、市政府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不断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有三个方面我们印象最深：

一是思想方法上抓关键，抓住“关键的少数”。因为世界上任何事情中每个时机都能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工业发展中抓住了支柱产业这个“关键的少数”，就是抓住了推进产业发展的特殊环节，就能带动整个上海经济发展。

二是工作方法上由市主要领导分工抓重点。碰到难题由领导亲自协调，并对经委授全权，要求负全责，由此组成强有力的团队，调动各方力量集中抓，推动各级干部抓紧落实，使工作效果不断显现。

三是在支柱产业战略选择上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真正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把市场前景好，发展速度快，产业关联度大，可带动一批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好，附加值高；节能效率高，环境保护较好；具有较大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等五项条件的产业攥成拳头，真正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

2012年5月23日，即市十次党代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的陪同下，前往上海电气电站工程公司进行调研。俞正声非常重视上海电站成套设备建设的路径，既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又对未来寄予厚望。他在听取了公司在海外发展的情况和进一步推进海外项目建设的主要措施及战略构想后指出，上海电站成套设备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中加快转型，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积聚高层次创新人才，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占据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韩正市长也多次亲自调研、现场办公、召开专题会，推动支柱产业发展。

有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形成的上海六大支柱产业发展的基础和领导经验，今后上海产业发展一定会站在新的起点，努力实现“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基本形成”的战略目标，早日形成上海若干新型产业体系，再创上海工业改革发展的辉煌业绩，这正是工业系统一代又一代历史亲历者最期盼看到的宏伟愿景。

（作者系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会长，上海卓越管理中心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原上海市经委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