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分为正、负外部性。生活中这种外部性的现象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某人喜欢种花,就在自家院子里建了一个花园,美丽的景色不仅自己可以欣赏,还会让邻居一饱眼福,同时也美化了周边的环境;某人喜欢音乐,为了方便自己学唱歌,就购置了一套大功率的音响,然而,由于声音太大,吵得邻居家上学的孩子写不成作业。这些都是外部性。只不过前者是正外部性的表现,后者是负外部性的表现。
从上面正、负外部性的例子中我们发现,由于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所以,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也不一样。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需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而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例子:
20世纪初的一天,英国有一位叫庇古的经济学家,他坐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一边欣赏车外的风光,一边感慨地对同伴说:“你知道吗?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当时是蒸汽机)飞到麦穗上,这要给农民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无能为力之处,是真正的‘市场失灵’啊。”
70多年后的1971年,美国有一位叫乔治·斯蒂格勒的经济学家,他和好友阿尔钦同游日本。当时他们也是在列车上,只不过这时他们乘坐的已是电气机车了。当斯蒂格勒看到窗外的禾田时,不由得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就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
列车员的回答让这位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列车员说:“恰恰相反,飞速驰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受益。当然我们铁路公司并没有向农民收‘赶鸟费’”。
从上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件事情,却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结果。这让两代经济学家的感慨也不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火车通过农田无论结果如何,其实都说明了同一件事:市场经济中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上面这个例子中,列车对农田造成的影响就是存在外部性的情况。当这种外部性存在时,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他看到的是铁路公司列车运行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并不是由铁路公司和客户来承担的,而是由既不经营列车又不乘坐列车的农民来承担的,即存在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具有外在成本或社会成本。类似这种负外部性的情况还有现代的一些化工厂、造纸厂对河流或空气的污染,吸烟者对环境和非吸烟者的危害。
同样的外部性,施蒂格勒和阿尔钦所看到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列车运行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稻草人”的作用,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好处。但铁路公司并不能对此加以收费,在他们看来,这种利益由与列车运行无关的农民无偿获得。这么一来,在庇古眼里的负外部性就成了正外部性,具有外在收益或社会收益。
类似这样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蜜蜂为果树传授花粉,虽然为果园经营者带来增量收益,却没有增加他们的附加成本。又比如,一个人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但可以增加个人的收益,而且因增强了他的劳动能力与社会公德等,也让他周围的人从中受益。由此来看,外部性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条:
(1)由于个人或厂商、团体的决策及行动,直接影响到他人的生产和消费。
(2)这种行为造成类似于正或负的影响不经过市场或不以市场为媒介。
(3)这种行为会影响他人的成本或效用。也就是说,这种行为的某些成本都不是由从事这项活动的当事人(买卖双方)来承担,而是由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来承担的,这种成本被称为外在成本或社会成本。同样,这种活动的某些收益也并不是由从事这项活动的当事人获得,而是由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来获得,这种收益一般被称为外在收益或社会收益。
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从事经济活动,通过价格的协调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就是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经济效率的观点。但是,存在外部性时,这种市场机制完善性的观点遇到了挑战。
当外部性不存在时,生产者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经营者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经营,消费者为了效用最大化进行消费。当价格调节使供求相等时,生产者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也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即整个社会实现了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但当存在外部性时,它必然会导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领域产生种种扭曲,其结果是不可能自动形成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的。这是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许多活动也兼有正和负两种外部性。
一般来说,任何生产都会涉及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在不存在外部性的场合,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然而,一旦存在外部性时,不管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会引起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这时,价格的自发调节远远不能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或资源配置最优化。换句话说,在生产所导致的后果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价格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
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外部效应问题,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职能。政府努力的途径就是制定相关的惩罚制度。例如,利用政府力量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征税或者罚款,以提高该产品的私人成本,使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或者政府直接限制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的产出量,直至禁止它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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