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数学小结

时间：2023-07-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数学小结_新编西方经济学教程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所作的总结。因此，在结束对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研究之际，本节将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对本书前面所介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总结，数学形式的总结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学习过的内容。名义工资下降减少了单位产出的成本，总供给曲线将从AS1向右移动至AS位置，经济在yf和P0水平重新达到均衡。

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所作的总结。这一研究涉及了三个市场和一个总量函数，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总量生产函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因此，在结束对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研究之际，本节将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对本书前面所介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总结，数学形式的总结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学习过的内容。

就短期总供给模型而论，存在着以下四个方程。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i（r）＋g＝s（y－t）＋t（其中，g和t分别为政府购买和税收）

在上述第一和第二个方程中消去r，可得到y与P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即为总需求函数。利用第三个方程和第四个方程消去N，可得到另一个y和P之间的关系，即总供给函数。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决定y与P的数值，把这两个数值代入其他公式可以求得r与N的数值。总之，从上面四个方程可以确定y、N、r和P。

就长期总供给模型而论，也存在着以下四个方程。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i（r）＋g＝s（y－t）＋t

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其中，f（N）和h（N）依次为劳动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

总量生产函数：

可以看到，长期和短期模型的差别仅在于劳动的供给函数。在长期模型中，通过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可以求得充分就业的N，把N代入生产函数，可以求得充分就业的y，根据充分就业的y所作的垂直线即为本章第二节的长期总供给曲线。根据第一和第二个方程式可以求得P和y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代表总需求函数，总之，通过四个联立方程，可以求得y、N、r和P的数值。

假定某经济社会的总需求函数p＝80－2y/3，总供给函数为古典学派总供给曲线形式，则y＝yf＝60亿美元。

（1）求经济均衡时的价格水平；

（2）如果保持价格水平不变，而总需求函数p＝100－2y/3，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3）如果总需求函数p＝100－2/3y，价格可变动，那么价格水平和变动幅度将是多少？

解析

（1）总需求曲线是以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即IS-LM）为条件导出的，而总供给曲线则是以劳动市场均衡为条件导出的。所以，经济均衡也即三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要素市场）均衡，是由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共同决定的，均衡点为两个曲线的交点，所以由总需求函数p＝80－2/3y和y＝60亿美元可得p＝80－2/3y＝（80－2/3×60）亿美元＝40亿美元

（2）如果总需求函数p＝100－2y/3，而价格保持不变，即p＝40亿美元，此时总需求为

y＝3/2（100－p）＝3/2（100－40）亿美元＝90亿美元

此时将产生过剩需求

y－yf＝（90－60）亿美元＝30亿美元

（3）如果总需求函数为p＝100－2y/3，而价格可变化，那么经济仍可与总供给曲线y＝yf＝60亿美元达到新的均衡，其均衡水平由上述两个方程共同决定，所以得

p＝100－2/3y＝（100－2/3×60）亿美元＝60亿美元

其价格上升幅度

p＝（60－40）÷40×100％＋50％

图7-14　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中，经济活动在图7-14中的E0点达到均衡，问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原材料的单位实际成本增加，对均衡产出和价格有何影响？

（2）如果此时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1）中的非均衡会做怎样的调整？当价格从P0上升到P1时，工人能够要求得到更高的名义工资吗？

（3）当价格与工资水平可完全伸缩，又没有实施需求稳定的政策，在经济重新恢复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时，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有何变化？

（4）应该用什么样的需求稳定政策来修正（1）中的非均衡？

（5）如果原材料单位实际成本的增加只是暂时的，又如何影响（1）中的非均衡？

解析　（1）当原材料的单位实际成本增加时，总供给曲线将向左移动至AS1。产出水平沿着AD曲线下降到y1，价格水平从P0上升到P1。

（2）当名义工资保持在W0的水平，又没有需求稳定政策的话，经济的产出将维持在y1的水平，它低于充分就业水平。这时，一方面价格水平从P0上升到P1，实际工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名义工资不会下降，工人也不能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水平。

（3）当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名义工资可增减时，产出和就业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就会使名义工资下降。名义工资下降减少了单位产出的成本，总供给曲线将从AS1向右移动至AS位置，经济在yf和P0水平重新达到均衡。

（4）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减税或扩大名义货币供给，就可把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至AD1的位置。扩张性的需求政策虽可使产出恢复到yf的充分就业水平，但同时会导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即从P0上升到P2。

（5）如果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只是暂时的，那么AS曲线向左移动至AS1后，将来一段时间，随着原材料成本的下降，还会恢复到AS的位置。实际产出的下降，价格水平的上升也只是暂时的。

谁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总需求

克林顿总统把1996年美国经济的明显回升和活跃归功于自己，但分析家则认为应主要归功于消费者。

在199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慷慨地把钱花费在住房、汽车、电冰箱和外出就餐等方面，这使得在当年1月份看似有停滞危险的经济扩张又得以持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基本上没理会过分扩大支出的警示信号。经济学家说，在当月公布的惊人强劲的数据中，消费者的无节制支出是主要力量。美国劳工部估算，经济扩张创造了23.9万个就业机会，远远大于预期的水平。5月份成为连续第5个月强有力的就业增加，失业率为5.3％，是6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增长如此迅速，不得不使人又开始担心通货膨胀。

在各个行业中，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是零售业，它在6月份增加了7.5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将近一半是餐饮业创造的。在汽车、中间商、加油站、旅馆和出售建筑材料及家具的商店中，工作岗位的增加也是强劲的。但是，消费者这种无节制的支出方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当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者在决定是否要提高利率，以便使经济的加速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加剧时，这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已经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债务，以致他们被迫在随后的几年里放缓支出速度，这将会使经济增长放慢，在1996年第一季度，信用卡逾期不能付款的情况已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个人破产已达到15％。

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一致认为，1996年支出迅速增加主要是由暂时的因素引起的，如低利率、高于预期水平的退税，以及汽车制造商的回扣等，而这些因素将被改变或不存在。

确定消费者支出过程中的一个无法预料的事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使较多消费者感到可以有持续的高涨。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解决股票市场投资的纸面获益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消费者支出更多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是，他们认为，近年来的牛市给消费者更多地支出提供了某种刺激。

石油对总供给的冲击

石油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投入品，而世界大部分石油来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中东国家。当某种事件导致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减少时，世界石油价格将会上升，各国生产汽油、轮胎和许多其他产品的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结果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引起滞胀。第一起这种事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中期。当时，有大量石油储藏的国家作为欧佩克成员走到了一起，欧佩克是一个卡特尔，它企图通过减少生产以提高石油价格。从1973年到1975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世界石油进口国都经历了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和衰退。在美国，按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几十年来第一次超过了10％。失业率从1973年的4.9％上升到1975年的8.5％。在几年后，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又发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欧佩克国家再一次限制石油的供给以提高价格。从1978年到1981年，石油价格翻了一番还多，结果又是经济滞胀。第一次欧佩克事件之后，通货膨胀已有点平息，但1978—1981年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10％以上。1978年和1979年的失业率为6％左右，其后上升到10％左右。

世界石油市场也可以对总供给产生有利影响。1986年欧佩克成员之间爆发了争执，成员国违背限制石油生产的协议。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价格下降了一半左右。石油价格的这种下降减少了各国企业的成本，这又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结果，美国经济经历了滞胀的反面：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失业减少，而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先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减少，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下降，一度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后来，由于亚洲的复苏和欧佩克的限产，石油价格又大幅上涨到每桶35美元以上。不过，不少学者认为，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美国“新经济”对石油依赖的程度下降了，这次石油价格上升对美国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可能对复苏中的亚洲各国影响较大。有意思的是，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的“新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而且这次衰退是发生在油价上升后不久。

中国的投资水平对总供求的影响

投资与各主要经济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投资的增加直接带动工业生产、建筑业、邮电运输业的扩张。其次，经过再生产的环循，投资中有40％要转化为消费需求，从而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动，对商业、饮食服务业和工业、农业、运输业等其他部门产生影响。

从投资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看，增加投资是提高社会总供给能力的主要手段，从而也是影响社会总供给的重要因素，虽然投资对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具有同向的影响，但投资并非越大越好。一方面，投资增加并不能在数量上和时间上对供给和需求双方带来完全等同的影响：投资增加总是先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直到投资项目建成后，才开始形成供给或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投资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要消耗社会财富，而且总是先发生消耗。一定时期的社会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因此，投资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界限，不能影响消费的正常增长。如果长期大量增加投资，而且投资效率不高，就会大量消耗社会财富，但相应增加的社会财富少，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这时投资的物质和资金来源只有靠压缩消费（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或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如“大跃进”、“洋跃进”时期和1984—1988年期间）两条途径。前者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后者则直接导致通货膨胀，最终都将影响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国总供求的波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总供给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侧重于增加供给，而抑制过快的消费增长则是该时期在需求管理方面的中心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中国基本生活用品短缺的局面基本上消失，供给方面的约束主要体现在若干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上。这一时期需求变化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如1989年至1991年，消费需求的增幅减缓，同时由于国家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实行宏观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明显放缓。需求增长的缓慢使总需求低于经济供给能力。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市场疲软，企业开工不足。虽然这一时期出口需求的增长较快，但出口增长主要是内需不足的被动反应，不能改变总需求不足的状态。而在1992年至1993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成为带动需求增加和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变化，需要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在需求管理方面缺乏经验，往往导致经济波动的加剧，如1989年至1991年间，宏观紧缩力度过大，造成投资压缩过多。而在1992年至1993年间，对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则没有及早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部分虚假的经济繁荣。中国经济自1993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自1993年起，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回落，GDP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13.5％降至1997年的8.8％，同时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14.7％和1994年的24.1％，降至1997年的2.8％，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关于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法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演变，本书第二章所论述的消费加投资曲线和45°线的表达方式，曾经是西方经济学著作关于收入决定理论的一种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后来，较高深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在继续使用这种方式的同时，又采用IS曲线和LM曲线的表达方式。现在，西方学者在继续使用这些表达方式的同时，越来越广泛地采用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表达方式。

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法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特别是主流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利用这一工具使他们在形式上能随心所欲地用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来解释和说明宏观经济的一切波动，如短期的萧条状态、高涨状态、滞胀状态和长期的充分就业状态。消费加投资曲线和45°线、IS曲线和LM曲线只能用来说明收入的决定，而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不仅能说明收入的决定，而且能同时用来说明价格水平的决定。消费加投资曲线和45°线、IS曲线和LM曲线只能用来解释低于充分就业、高于充分就业，但不能解释滞胀。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不仅能解释萧条状态、高涨状态和充分就业状态，而且能解释滞胀状态，这是西方学者目前热衷于总供给-总需求分析的一个原因。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2版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引入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AS-AD），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总产值的总体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能用这些新的工具加以分析。

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法已成为主流学派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综合的工具。总需求曲线是根据消费加投资曲线和45°线、IS曲线和LM曲线求取的，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引申来的，总供给曲线则是根据生产函数、劳动供求曲线和货币工资曲线求取的，是根据古典理论引申来的，垂直的总供给曲线是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向上延伸的总供给曲线实际上不过是增加了货币工资具有下降刚性这一假设条件的古典总供给曲线，因此，总供给-总需求的表达方式意味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综合。然而，正如上面所说，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些新工具并没有给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增添什么科学内容。由于这一表达方式不过是原有理论的组合，所以和其他理论框架一样，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法也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问题只是看作流通领域的问题，看作流通领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位置是否偏离潜在产量位置以及偏离程度的问题。它丝毫没有触及生产领域，所以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西方世界的经济问题。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产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矛盾作用的结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的关系不过是这种矛盾在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可以觉察到的经济现象。

正如西方学者所承认的那样，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演变式的科学，它改变自己，以便反映社会上和经济上的风向的改变。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说具有暂时的性质，昨天的说法，今天可能已经过时，今天的观点明天也同样可以被抛弃。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这种演变方式表明，它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学习和研究时，应该看到这一点。

当然，在理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前提下，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角度看，研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而且，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以及相关的分析，也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应用。

白宫的凯恩斯主义者

1961年，当一个记者问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难道你不记得你上的101号经济学（作者注：一般美国大学把一年级的经济学基础称为101号经济学）了吗？肯尼迪的经济政策目的是要增加总需求，以刺激生产和就业。

在选择这种经济政策时，肯尼迪依靠了他的经济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包括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罗伯特·索洛，他们都由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学生，都深入地钻研过当时刚出版不久的凯恩斯的《通论》。当肯尼迪的经济顾问们提出减税时，他们把凯恩斯的思想付诸了实施。

肯尼迪经济政策的一项内容是减免投资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提高总需求刺激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提高总供给以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应的。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在1964年付诸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调控总需求的工具，后来的布什总统就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的步伐。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政策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克林顿宣称其政策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失败了。许多议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克林顿的政策太晚了，以致对经济复苏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人们通常认为减少赤字、鼓励经济长期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社会总需求

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由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总量。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由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流动资产投资需求组成，消费需求由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和社会集团消费需求组成；二是国外需求，即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社会总需求是通过货币资金支出所形成的需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资金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收入，进而形成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通过支出最终转化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的注入资金也可以形成社会总需求，这主要有两种情况：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用作国家投资或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开支；银行在集中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的闲置资金之外扩张信用，贷款给企业投资。对总供求平衡而言，银行资金注入的结果取决于生产潜力大小。

要改善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状况，可以运用的方法很多，从增加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动内需、改善总需求的办法。

例如持续增加农民工工资，使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资金；或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或提高起征点，从而变相增加可支配收入，以改善我们总供给、总需求的不平衡。同时也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快完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强制推行的力度。据统计，我国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为30％，如果70％的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保，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未来的透支。社会保险应该是强制执行的，虽然它有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社会成本，但是这些成本的增加是应该的。

同时，社会保险的推行使得农民工敢花钱，实际上是有利于促进当期消费的。单从一个企业来看，增加的成本，似乎对生产不利，但从全社会来看，增加的需求能够促进更多的企业生产，实际上是好事。

提高农产品价格，继续对农业做出一些必要的补贴，使农民务农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是缓解供给需求不平衡的一个较为有力的措施。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特性与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把农民从原有的体制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实现，使得在原制度下长期积累的人地矛盾和非充分就业逐步显性化，农村就业问题日趋尖锐。与此同时，城市改革使得非公经济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国有企业的用人自主权也逐步扩大，从而产生了从农村补充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在利益驱动下自发地从农村走向城市、由田野走进工厂（实际上是劳动力要素从价格低处流向价格高处），这便冲破了传统的计划用工体制，形成了我国最初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这种由农民工流动就业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是在旧体制外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和调节，并充分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市场机制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在城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民工流动就业进城，国有企业原有的用工制度被打破，开始向市场化就业过渡，但仍旧残留着许多计划经济色彩，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起初，两个市场是完全不相通的，界线较为分明，农民工很难进入城镇职工的就业领域。因而，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伊始就带有市场分割特性，即为二元市场。反映这种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巨大价格差别：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职工与相同职业岗位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之比，最高的达到5∶1，最低的也有2∶1。

中国劳动力市场典型的二元特性，加上不完善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经济体制等制度层面上的原因，使得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高级劳动力市场（如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等）和低级劳动力市场（如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等）。一般来说，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较高，福利待遇较好，升迁机会较多；在低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资较低，福利待遇较差，升迁的机会也较少。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两类市场之间难以流动，即使流动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

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入，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正朝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即部分农民工已进入收入较高、稳定性较强的职业就业，一些城镇、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了过去仅由农民工从事的、非技能性的、临时性的就业岗位。但市场分割依然存在，两个市场的供给、需求、岗位、待遇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状态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

在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无疑是低级劳动力市场的典型代表，他们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这种供给甚至远大于劳动力需求，于是农民工低工资和就业难的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造成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除了已经外出就业的1.2亿外，农村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加上农村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万，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给过大是一个长期的状况。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差，又没有经过技能培训，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无法与雇主讨价还价。

我国原有的就业管理体系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后按劳动力市场要求，改革了管理体制，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表现出行政干预、城乡分治的特点。

首先，劳动力市场基础信息体系建设跟不上，缺乏有效的信息统计手段和制度，在取消“证卡”管理后，新的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许多地方对农民工的数量、结构等最基础的基数都难以搞清楚，对农民工就业的基本信息，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情况、社会保险情况等更难以掌握；其次，人员、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劳动部门现有的人员编制和经费连应付城市居民、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管理和服务都困难重重，再将流动性大、人数庞大的农民工全部纳入管理，更是难以承受。

从深层次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治制度是产生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冲击了传统的以固定就业为特征的城市就业管理制度，也冲击了以“块块”，即地区分割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包括财政、教育、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制度）。现行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是财政“分灶吃饭”，政府只对当地的居民负责，不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负责，农民工也没有主动接受政府管理的动力。城市居民会主动接受就业和失业登记、签订劳动合同等这些就业的基础性管理，因为这些管理是他们获得就业援助、失业救济以及社会保障权益、享受社会保险的依据。而对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是外来人口，没有上述权益，从而也就没有了接受管理的动力。对许多不规范的企业来说，在工人没有通过组织的力量对其形成压力、政府难以进行干预的情况下，逃避政府的监管也符合其利益，逃避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的现象较为普遍，且屡禁不止。这是目前在劳动力市场秩序监管、农民工维权及就业服务方面面临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因此，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看，要解决农民工流动就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在不同市场之间的充分流动，才能平衡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劳动力的价格才不会被严重低估。

（资料来源：2009中部企业领袖（跨媒）年会）

1．价格水平上升时，会（　）。

A．减少实际货币供给，LM曲线右移
B．减少实际货币供给，LM曲线左移
C．增加实际货币供给，LM曲线右移
D．增加实际货币供给，LM曲线左移

2．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是由于（　）。

A．价格水平上升时，投资会减少
B．价格水平上升时，消费会减少
C．价格水平上升时，净出口会减少
D．以上结论均正确

3．若价格水平下降，则总需求（　）。

A．增加
B．减少
C．不变
D．难以确定

4．当价格水平下降时，总需求曲线（　）。

A．向左移动
B．向右移动
C．不变
D．难以确定

5．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是（　）。

A．同一价格水平对应的总需求增加
B．同一总需求水平对应的价格提高
C．价格水平下降，总需求增加
D．价格水平提高，总需求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