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器

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首先是因为，战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经济增长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所说的，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其次是因为，经济增长理论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化与动态化的结果。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是在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长期化、静态分析动态化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本节将就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评述。

1．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定义是，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加。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及价格变动的情况，经济增长的标准应该是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有关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分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形成后，西方经济学家强调了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增长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它所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由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的问题。因此，发展不仅有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问题，而且还有适应这种增长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问题，它所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2．经济增长研究理论概述

（1）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凯恩斯主义的中心是储蓄投资分析，它要说明的是短期内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的决定。这种分析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出发点。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斯旺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这些模型都是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实现长期稳定的条件与途径。

（2）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结构问题的研究。库兹涅茨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开始从事国民收入统计问题的理论研究与资料整理。在这之后，他又对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比较。在这种数量分析与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着重从制度与结构问题方面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给经济增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与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重要的。提供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是结果，技术是实现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而制度与意识的调整是技术得以发挥的充分条件。先进的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而使得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则是社会制度与结构的调整。

库兹涅茨总结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第一，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本身增长的程度也是高的；第三，经济结构的变革速度是高的，例如迅速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等；第四，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第五，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大；第六，世界增长的情况是不平衡的。这六个特征中前两个是增长的数量特征，是从统计资料的研究中得出的；中间两个是增长中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后两个是增长在国际上的扩散问题。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关于技术与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对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3．经济成长阶段论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从中得出一些结论。他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指科学技术长期停滞、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由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的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起飞阶段（产业革命时期）、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致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他又增加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罗斯托的这套理论是企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抗的，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的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他宣称，它是一种代替马克思关于现代史的学说。罗斯托撇开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单纯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准的做法是十分片面的。

从这种历史的研究中，罗斯托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他认为，“起飞”应具备三个主要条件：第一，要有较高的储蓄率，要使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0％以上；第二，要建立起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或几个主导部门；第三，进行制度改革，建立起一种能保证“起飞”实现的政治社会制度。这些对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4．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和丹尼森在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实际统计资料出发进行经济增长率的相互比较。丹尼森还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数量分析和国别比较，以便找到使经济更快地增长的途径。

5．零经济增长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滞胀”的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社会风尚的败坏等问题。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就经济是否应该继续增长问题发生了争论。美国经济学家米香、麦多斯等人竭力反对经济继续增长，主张实现零经济增长。而托宾等人则反对零经济增长理论，主张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问题。零经济增长理论关于增长的悲观论点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因此，这种理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理论是要研究经济如何才能实现稳定的增长，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应不应该增长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将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与零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评述，以便大家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有所了解。

凯恩斯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而这种均衡的实现则是投资等于储蓄。哈罗德认为，凯恩斯所从事的是短期的、相对静态的分析，因而只说明了短期内投资和储蓄的均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国民收入均衡，但没有说明长期内投资和储蓄如何均衡，以及它们的变化如何引起国民收入均衡的变动；只说明了增加投资对收入增长的刺激作用，但忽视了收入增长会引致投资的增加，即忽视了投资既增加需求又增加供给的两重性。这样，凯恩斯主义就没有解决长期经济均衡的实现问题。哈罗德要把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长期化、动态化，于是就提出了哈罗德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即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周期性及其原因，即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第三，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即经济的长期波动问题。

在哈罗德提出他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同时，多马也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型，因此，一般把这两个模型相提并论，称作哈罗德-多马模型。

1．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

哈罗德模型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变量是：收入增长率，用G来代表，G＝△Y/Y；储蓄率，即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用s来表示，s＝S/Y；资本-产量比率，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等于加速系数，用C来表示，C＝I／△Y。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s/C　或者写成　GC＝s

假定s为20％，C为4，则G为5％。这就是说，当储蓄率为20％，资本-产量比率为4时，增长率为5％。

多马模型与哈罗德模型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用资本生产率来代替资本-产量比率。资本生产率又称投资效率，指的是每单位资本的产出。如用a代表资本生产率，则有a＝△Y/I，所以a＝1/C。此外，在多马模型中，G指投资增长率，即G＝△I/I，这与哈罗德模型中的收入增长率实际上是相同的。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s*a

哈罗德模型也好，多马模型也好，都是基于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这一公式。我们可以根据哈罗德模型GC＝s来说明这一点。

因为G＝△Y/Y，C＝I/△Y，s＝S/Y，所以，△Y/Y·I/△Y＝S/Y，进而由I/Y＝S/Y得到I＝S。

由此可见，哈罗德模型实际上就是利用投资等于储蓄这一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公式得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这一公式没有引入时间因素，是用水平分析来说明均衡实现的条件，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分析；而哈罗德是用按比率（增长率）分析的方法来代替凯恩斯按水平（投资水平与储蓄水平）分析的方法，这样就引进了时间因素，是一种动态分析。这正如哈罗德所说的，这个方程式，是投资必然总是等于储蓄这一事实的动态化的表述法。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粟原也认为，从凯恩斯按水平分析的储蓄投资均衡的静态条件到哈罗德按比率分析的储蓄-投资均衡的动态条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2．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

在分析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时，哈罗德所用的公式是：

Gw＝Sd/Cr

在这个公式中，Gw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即能使资本家感到满意并准备继续维持下去的产量增长率；Sd是合意的储蓄率；Cr是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这个公式说明，当既定的合意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所决定的增长率是有保证的增长率时，经济就可以实现稳定增长。因为在这种增长率之下，资本家预期的投资需求恰好等于本期的储蓄供给，即资本家预期在下一期需要增加的资本，恰好等于他们现在手中增加的设备与存货。这样就在长期里实现了储蓄等于投资，把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经济得以稳定增长。

3．经济中短期波动的原因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哈罗德引进了实际增长率的概念。实际增长率（G）是实际发生的增长率，即本期产量（或收入）的增加量与上一期产量（或收入）之比。实际增长率是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s），也就是实际的投资率（i）和实际资本-产量比率（c）决定的，即G＝s/C，或G＝i／C。要实现稳定增长必须是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即G＝Gw。但要使这两者相等是不容易的，所以实现均衡增长的道路就像刀刃那样狭窄，是所谓的“刃锋”（knife-edge）式的增长途径。如果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经济就会出现波动。如果是实际增长率低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Gw），这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即实际投资率低于合意的储蓄率（s＜sd，或i＜sd），这样就形成累积性的投资缩减引起经济收缩，产生失业。如果是实际增长率高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Gw），这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即实际投资率大于合意的储蓄率（s＞sd，或i＞sd），这样就会形成累积性的经济扩张。因为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一致是罕见的、偶然的，所以经济就会产生波动，在收缩与扩张的交替中发展。

哈罗德在论述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劳动力增长与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哈罗德提出了自然增长率Gn的概念。所谓自然增长率是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长期的最大增长率，其公式是Gn＝So/Cr，Cr是预期的资本-产量比率，So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适宜的储蓄率。在考察长期经济波动问题时，要研究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三种可能：第一，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Gw＞Gn），这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程度，这时由于生产的增长受到劳动力不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将出现储蓄过度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从而出现长期停滞趋势；第二，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Gw＜Gn），这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还没有达到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程度，这时由于生产的增加不会受到劳动力不足与技术水平的限制，资本家将增雇工人，扩大生产，从而出现长期繁荣的趋势；第三，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这表明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和生产设备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得到充分利用。如果这时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也相等，即G＝Gw，则全社会既实现了均衡增长，又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所以在长期，实现最理想的均衡增长的条件是G＝Gw＝Gn。

但是，Gn、G、Gw都是由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所以要实现长期均衡增长就更困难。当这三者不一致时就会出现长期的波动。

5．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评价

首先，哈罗德-多马模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问题分析的最大错误就是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用技术经济关系来代替生产关系。我们并不否认经济技术因素（储蓄率和资本-产量比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技术经济因素只有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影响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分析实际上是用几个技术经济变量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来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描绘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利益的冲突……”，因此，必然不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如前所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它不仅在理论上是投资等于储蓄这一公式的长期化与动态化，而且在分析中也沿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脱离现实的抽象心理概念。例如，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是资本家感到满意并准备继续维持下去的增长率，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资本家的心理预期，即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这样就和凯恩斯一样，把资本家的乐观或悲观的情绪扩大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

最后，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短期与长期经济波动的分开和其他经济周期理论一样，否认了波动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是用一些抽象的技术经济关系来说明经济波动的产生。哈罗德虽然也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波动的必然性，但他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是可以实现稳定的长期增长的，他的整个分析正是为实现这种稳定增长而出谋划策。

1．肯德里克对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重视技术进步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索洛和肯德里克等人都根据一定时期的实际统计资料具体来估算技术进步对产量增长所作的贡献。他们在计算时，首先估算出这一时期内的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各自对这一时期的产量增长所作的贡献，然后把这种贡献从该时期内的实际增加量中减去，剩下来的“剩余”的数值就是技术进步对产量的增长所作出的贡献。

肯德里克还从对美国国民收入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入手来确定经济增长中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和来源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各占多大比重，以考察生产率的提高（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在分析时，肯德里克用的是全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即产量和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根据这一概念，他计算出1889—1957年间美国国内私营经济领域全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7％，实际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这就说明，实际产值的年增长率，其中一半是由于实际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增加的结果，另一半则是由于这些投入量的效率，即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由此可以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肯德里克还强调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产量的重要性。即使1.7％的年增长率，如按复利方式计算，仅仅由于生产效率的增长，产值在四十年内就要增加一倍。如果加上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按3.5％计算，产值在二十年内就会增长一倍。

肯德里克也分析了影响全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有：无形投资（对研究与发展及教育、训练的投资）的增加，因为这些投资与有形投资一样对生产率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及其适应经济的变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扩散程度；生产规模的变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固有的质量；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各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多大的影响，肯德里克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2．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丹尼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他把这些因素分为七类：就业人数和它的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比重的减少；规模经济；知识的进步（包括技术与管理知识）。其中，前三项是劳动投入量，第四项是资本投入量，后三项是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生产率。

丹尼森还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各种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比较。以西欧和美国1950—1962年的情况来说，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这两大类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西欧总增长率的40％由要素投入量提供，而60％由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在美国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这说明战后西欧各国生产率提高得较快。再从劳动投入量来看，西欧劳动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比较大；而美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较大。从资本来看，美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大于西欧各国。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还把丹尼森模型运用于日本，他认为日本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都大于美国与西欧，而在日本经济增长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是资本投入量与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迅速由农业转向工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规模经济等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肯德里克、丹尼森等人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分析是为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经济服务的。在分析中同样撇开了生产关系性质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而仅仅分析了技术、经济等因素。丹尼森等人把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归结为技术、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否认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根源。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们强调了劳动力质量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正确的。这种分析对我们分析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并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也是有启发的。

1．增长极限论

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董事长帕塞伊邀请西方国家的三十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讨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处境，由此形成所谓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委托米都斯把讨论情况整理成书，这就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与福雷斯特在1971年出版的《世界动力学》都是增长极限论的代表作。

这种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假定世界上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没有重大的变化，那么，由于世界粮食的短缺、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了避免这种人类毁灭的前途，必须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这一观点的依据首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这五个因素共同的特点在于各自的增长都是指数增长，即按照一定的百分比递增。如用P代表某增长因素基期的数量，r为每一期的增长率，A为第n年的数量，则指数增长的计算方法为：

A＝P（1+r）n

表现指数增长最好的形式是倍增时间，即某因素增长一倍所需要的时间。倍增时间的简便算法是以70除以年增长率所得到的数字。如年增长率为2％，则倍增时间为35年。这种增长的特点是起先并不引人注意，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惊人。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指数增长可以用体系结构原理中反馈环路来说明。反馈环路是一种连接一个活动和它对周围状态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封闭线路，而这些效果又反过来作为信息影响下一步的活动。反馈环路分为正的反馈环路与负的反馈环路。在正的反馈环路中，增加环路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将引起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最初变化的变量增加得更多。当正的反馈环路产生了急剧的增长时，负的反馈环路趋向于控制增长并保持一个体系处于某种稳定状态。可用图10-4中人口增长的反馈环路来说明这一点。

在图10-4中，左边是正的反馈环路，当人口出生率固定时，人口愈多，每年出生的人数愈多，人口增加就愈快；右边是负的反馈环路，是通过死亡人数来控制人口的。

图10-4　人口增长反馈环路图

米都斯根据上述理论，运用计算机计算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因素。人口增长的情况是：在1650年时，世界人口约为5亿，每年以0.03％的增长率增长，倍增时间将近250年。但在1970年人口达到36亿，年增长率为2.1％，倍增时间仅为33年。由于营养、医疗条件的改善，负的反馈环路的抑制作用大为减少，而正的反馈环路的增长趋势减缓并不多，这样就使人口急剧增长。如按现在的速度增长下去，到2036年时，人口将为144亿。工业增长的情况是：在1963年到1968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7％，当人口平均增长率为5％时，14年后物质生活水平将提高一倍，所消耗的资源也会增长一倍，而这种情况能否持续下去将取决于粮食、非再生资源和污染的情况。粮食供给的情况取决于土地、淡水与农业资本。前两者（尤其土地）是有限的，而农业投资取决于非再生资源。非再生资源的消耗也是指数增长的，以铁矿石为例，按目前的消耗量，现在已知的铁矿石储量可用240年，如消耗量按每年增加1.8％计算，93年就用完了。最后，污染问题的增长情况也会更加严重。例如燃烧化石燃料放出的二氧化碳，目前是每年200亿吨，而且以每年0.2％的增长率增加着。

在以上的基础上，米都斯把这五个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五个相互影响的连锁的反馈环路，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建立起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以后，人口和工业仍维持着指数增长，但迅速减少的资源将成为约束条件使工业化不得不放慢速度。工业化达到最高点后，随着自然时延，人口和污染还会继续增长。但由于食物与医药缺乏引起死亡率上升，最后人口增长停止，这样人类将在2100年之前崩溃。因此，这一模型被称为“世界末日模型”。

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主要是：1975年开始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工业品的单位物质消耗降为1970年的四分之一；经济活动的重点由生产物质商品转移到服务设施；污染降到1970年数值的四分之一；增加对粮食生产，首先是对增加土地肥力与水土保持的投资；延长工业资本的寿命，这样才能建立起均衡世界模型，避免人类的崩溃。

2．增长价值怀疑论

上述增长极限论说明了经济增长的不可能性。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是可能的，这种增长就是应该的吗？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价值提出了怀疑。

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与文化代价太高了。这首先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享受，例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清新的空气，等等。其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增加，但是物质并不是唯一的幸福源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并不把物质享受作为唯一的目标，有些物质产品的增加也许还会给人们带来负效用。最后，人对幸福的理解取决于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经济增长尽管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绝对量，但并不一定能提高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这样也就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总之，米香认为，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增加而不是幸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人们失去的幸福太多了，因此，经济增长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应该停止经济增长，恢复过去那种田园式的生活。

3．零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这些反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尤其是增长极限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认为米都斯等人只是“带着电子计算机的马尔萨斯”。他们的这一模型的错误首先在于模型本身，特别是对基本经济关系与参数的估算是不正确的。例如，有人曾指出，按照米都斯等人的模型，如果从1970年起自然资源发现（包括回收）率每年增长2％，控制污染的能力每年增长2％，粮食产量每年增加2％，则计算的结果是人类永远不会崩溃。相反，如果把模型的起点由1900年提前到1850年，按该年各个变量的实际数值来计算，结果是世界在1970年左右就应崩溃。其次，对五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动的情况，米都斯等人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例如，以人口增长来说，人口增长并不是指数增长。人类社会历史上人口的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这时人口增长快，有指数增长的特点；第三阶段是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很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解决，人类在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中一定可以解决粮食、污染、资源等问题。如果实行零增长，技术停滞，人类只能自取灭亡。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增长极限论者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分析增长问题，因此无法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是存在的，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经济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增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为了自己获得更大利润而增加生产必然会引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归结为自然的原因，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至于米香等人企图回到田园式生活的主张完全是一种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空想。主张增长有极限也好，主张增长无价值也好，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没落心理的一种反映。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但既找不到根本原因所在，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就发出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论调。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情调是没落的剥削阶级走投无路的一种反映。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米都斯等人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人口增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等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从量的角度分析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意义的。这些分析对我国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对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中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启发的。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增长理论和关于增长的实证工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做什么以加快增长。其中一些成分是属于供给方面的分析的：①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和提供税收激励来增加投资；②减少不必要的管制；③鼓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在教育和培训上花费更多的资源和努力；④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⑤为研究与开发支出提供税收激励。

明显的问题是：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为什么增长速度的加快并没有发生呢？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措施要求为未来收益而作出现期牺牲。削减预算赤字是痛苦的，它要求更高的税收或更低的支出。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政治体制已有数十年不能这样做了。更进一步来说，削减赤字意味着要放慢增长速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但考虑到美国的预算赤字，它将需要通过更高的税收或以牺牲其他优先考虑的事项为代价来进行融资。

此外，在一些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领域，较之继续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可能更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例如，美国在教育上有大量支出，所以与投入更多资金相比我们更需要进行教育。税制已经为研究和开发支出提供了激励，这种激励通过在其他方面的更少支出或更高的税收来得以融资。

在讨论增长政策时，政治问题是中心。第一，预算赤字的规模显然由经济和政治因素一起来决定。第二，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应像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一样，在通过产业政策扶植特定产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批评者认为，在美国，任何这样的政策企图都将迅速地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从而仅仅只是导致更大程度的负效应。第三，在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马里兰大学的奥尔森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利益集团都趋于攫取权力，这样逐步使经济包上了数层（有利于这些集团的）限制的“外壳”，从而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奥尔森的看法，那些经过巨大动荡诸如战败（明显适用于日本和德国）或革命的国家方有机会在数年中沿着更为理性的路线重建经济。

当然，要恢复增长所花费的远比二次革命多。新政府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合理稳定的经济结构，执行促进增长的政策，并准许私人的积极性得以自由发挥。对美国而言，奥尔森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不用经历诸如大萧条之类的动荡或冲击就可以有效地进行改革。

中国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建设通常都在健康有序的状态下不断推进。具体来说，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1953—1957年为第一轮周期，历时5年；1958—1962年为第二轮周期，历时5年；1963—1968年为第三轮周期，历时6年；1969—1972年为第四轮周期，历时4年；1973—1976年为第五轮周期，历时4年；1977—1981年为第六轮周期，历时5年；1982—1986年为第七轮周期，历时5年；1987—1990年为第八轮周期，历时4年；1991—1999年为第九轮周期，历时9年；2000—2009年为第十轮周期，历时10年。

这里我们重点地来看一下第十轮经济周期。我国的第十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2009年结束，历时整整10年，其中，上升期8年，回落期2年。之前的1999年，我国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克服了当时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稳回落到7.6％，从而结束了第九轮经济周期。2000年进入第十轮经济周期，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13％的上升通道内。这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00年8.4％，2001年8.3％，2002年9.1％，2003年10％，2004年10.1％，2005年10.4％，2006年11.6％，2007年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的资料，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又超过德国，跃居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

2008年和2009年，国内的经济调整与国际的金融危机相叠加，使经济增长过快下滑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我国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计划。经过努力，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我们有效地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越过谷底，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从季度看，2008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和6.8％；2009年四个季度分别为6.2％、7.9％、9.1％和10.7％。从全年看，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6％和8.7％。

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回升，从而进入第十一轮经济周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4月、7月、10月和2010年1月对中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所进行的四次预测中，不断调高其预测值，从7.5％到8.5％，再到9％，最后到10％。目前我国进入第十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关键是要防止大起大落，努力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高屋建瓴地分析了2010年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好于2009年。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和大调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从国内看，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效应继续显现，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继续努力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承受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倒逼压力，刻不容缓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我国以往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此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过热或过冷，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及推动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经济过热，就会助长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如果经济过冷，就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全力保增长、防下滑，这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资料来源：人民网）

经济周期的新解释——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4年10月11日，该年度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终于水落石出。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共享了这一荣誉和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理由是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解释了经济政策和技术变化是如何驱动商业循环的。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难题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它们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有效运用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理论还统治着经济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

20世纪70年代后，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凸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胀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给方面的波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率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连贯性问题。

时间连贯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不如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连贯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对解决失业于事无补。

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经济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经济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做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经济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1982年，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经济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经济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频道）

认识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也称经济增长速度，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快慢，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需的时间长短，所以政府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这个指标。

1．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的计算都是通过GDP的比较来实现的，它是末期国民生产总值与基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以末期现行价格计算末期GDP，得出的增长率是名义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即基期价格）计算末期GDP，得出的增长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在度量经济增长时，一般都采用实际经济增长率。

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分为两种。

一个是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计算，衡量的是两年之间经济的变化。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比较简单，就是后一年的经济指标（如GDP或人均GDP）减去前一年的经济指标再除以前一年的经济指标。如果我们用百分数来表示的话还要再乘上100％，比如我国2003年的GDP是61687.9亿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以下同），而2004年的GDP是67548.2亿元，因此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0.095，用百分数来表示就是9.5％。

另外一个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的计算，衡量的是若干年来经济的平均变化情况。年均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比较复杂。一般可以假设一个经济变量y的值由初始值y0经过n个时间段（比如年、月、日等）后变为yn，然后计算每个时间段里y的平均增长率。若这个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按照指数的形式来计算。

2．促进经济增长政策

国家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经济增长，但是每一种政策的作用都有其局限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提出这一理论的凯恩斯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星”，但是近些年来该理论的应用效果越来越受到质疑。

（1）调整利率政策：降低中央银行利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这一政策将鼓励公司贷款，这一部分贷款必将转化为投资或资金流周转。这一政策还可以降低通货紧缩的危险。经济学家非常害怕通货紧缩，因为它将会带来经济衰退，并且当利率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将导致市面上流动性不足。当通货紧缩到来的时候，人们趋向于减少消费，因为通货紧缩的特征是价格降低，那么控制当前消费就有可能节省开支。但是降低利息也会增加通货膨胀率或流动性过剩的危险。

（2）税收政策：降低个人或公司税率。这种措施和降息一样会促进公司投资和个人消费，个人消费的增加又反过来通过创造需求来促进公司的发展，但这样做的危险是增加财政赤字。不过，增加财政赤字并不是必然的，因为税率降低了，经济增长了，于是征税的基数就扩大了。

（3）调节国家收支：增加国家财政开支。这一措施将会同时创造就业机会、需求，有时还会吸引投资。首先政府开支本身就是投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创造了就业和对其他行业的需求，这些从业者又产生了新的需求，以此类推，理论上可以创造数倍于政府投资本身的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相对于利息政策来说还具有如下优势：加息的时候人们会把多余的钱用于存款而不用于消费或者投资；而在增加财政开支的时候，我们确信增加的收入会大部分转变成消费以满足从业者的基本需求。另外人们处于个人应付经济危机的考虑也必须有足够的存款，具体数额根据国家具体的经济局势和社会保障情况而各不相同。这一政策的缺点是扩大财政赤字，并且由于公共投资的目的必须明确，其效率经常受到质疑。

（4）汇率政策：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这个政策将会增加出口，因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得更加便宜。出口的增加将会使生产商增加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也增加消费。缺陷在于，本国在国际上的价格最终是由生产商决定的，如果生产商同时提价，则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并且进口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变得很高。长期实施低汇率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

3．部分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排名

部分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排名，如表10-1所示。

表10-1　部分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排名

注：资料来源于IMF统计资料。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从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出，2009年经济增长率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阿塞拜疆，尤其是阿富汗达到了22.5％的高增长率，中国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考验下取得了8.7％的增长率，成绩非常喜人。表中数据所显示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

1．名词解释

经济周期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

2．已知资本产量比率为3，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了使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6％，MPS应该为多少？

3．用加速数原理说明净投资下降时，国民收入有没有可能趋于下降？

4．说明生产要素供给增长和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5．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