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类型转换

本节将利用上述分析框架对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考察，首先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60多年历史分为两大阶段，然后，结合工业结构变化特征，利用历史事件法再分别将这两大阶段划分为若干时期进行分析。

4.5.1　1978年之前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类型

1949—1978年，中国工业部门整体发展迅速，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例为17.6％，到1978年这一比例升至43％。这一时期，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大幅提升，1960年上升至历史最高的66.6％，之后虽有所下滑，但大部分年份都保持在50％以上。

与工业化“标准模式”相比，由恩格尔定律决定的我国私人部门的需求结构水平在这一时期还比较低，但从统计指标上看，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却已经处于较高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结构演变历史与工业化一般规律之间差异显著。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内要素结构明显表现为：劳动力丰裕、资本和技术稀缺。但是工业结构演变趋势却表现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结构扩张、劳动密集型行业比例萎缩。显然，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无法从要素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结构变迁的历程。

虽然，国外因素可以通过改变国内需求和要素结构进而推动一国工业结构变迁。但是，实际情况是：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得到过苏联的援助，我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极少。因此，国外因素对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大。

根据本书前述的理论分析，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市场经济中，滞后的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是无法支持工业结构的快速升级的。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特殊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影响或破坏经济系统内部的动力机制，从而促使工业结构向着“计划”的方向演变。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结构的变迁是由政府主导的。本书将这一时期的工业结构演变历史分为3个时期，分别进行讨论。

1949—1958年，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阶段（1949—1952）之后，我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投资结构的安排方面，既突出了重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地位，又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要求。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这一时期我国工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升级势头良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远高于农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内部增速最快的行业均属重工业，分别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这一时期政府成功主导工业结构升级的原因在于：①计划方式配置国内资源和引进国外高级要素；②注重行业平衡发展，并采用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有效地控制了居民需求结构与工业结构的偏差。

1958—1965年，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并开始了所谓的“大跃进”（1958—1960）。“大跃进”使得工业总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工业结构以更快的速度升级，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2.8％，1960年重工业产值比例达到66.6％。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工农业结构失调，并直接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开始逐步撤离援助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局面，转而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大跃进”的失败和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的大幅波动值得反思。虽然政府能够采取强制手段在行业间分配生产要素，形成短期的工业结构升级，但是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与工业结构之间偏差的扩大最终阻止了工业结构升级的势头，并造成了严重后果。虽然通过吸收利用国外高级要素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使得这一途径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1966—1978年，由于受到“文革”和国际紧张临战局势的影响，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调和剧烈波动。1969年、1970年工业增速在30％以上，1967年、1968年工业却是负增长，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重工业行业的结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的上下波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大起大落充分说明：计划赶不上变化，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结构升级过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否是决定计划实施效果的关键。

4.5.2　1978年以来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类型

1978年至今，中国工业结构演变表现出了明显的升级趋势。特别是在2000年至2007年的8年时间里，重工业产值比例持续上升，累计增幅达到10.3％，2007年中国重工业产值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70.5％。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工业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行业结构比例明显扩张。

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需求结构明显升级。按同比价格计算，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5.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5.3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6下降至2007年的3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1下降至2007年的43。

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要素结构也在逐步升级。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1978年为24％、2000年为33％、2007年为55％。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加强，R&D支出占GDP的比例2000年仅为0.9％，2007年提升至1.49％。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行为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结构变迁带来了两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转变。其一是市场机制逐步替代政府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其二是中国的开放程度逐步加强，世界经济对中国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推动力量越发多元化，相互之间的关系越发复杂。

以下将这一时期的工业结构演变历史分为5个时期，分别进行讨论。

1978—1992年，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长期积蓄的“农、轻、重”结构失调问题得以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产值比例有所提高，工农业得以协调发展。政府对居民消费干预和控制力度的逐渐降低，由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产品数量不断减少，使得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消费品需求出现报复性反弹，社会需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导致轻工业的迅速扩张，消费类机电行业的迅速扩张，食品、纺织服装行业结构比例回升，形成了一轮由需求结构拉动的工业结构变迁。

1992—1997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得以确立，总体开放的格局得以形成。市场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主要通过指导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进出口总额5年超过1万亿美元。5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重工业比例略有上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开始进入高速扩张期，工业结构开始稳步升级。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逐步缩小。开放格局的形成，既扩大了利用外部资源的规模，推动了要素结构的升级，又刺激了出口的增长，拉动了需求结构升级，国际经济开始成为推动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力。

1997—2001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国际上，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1996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已从需求过热和通货膨胀转为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例，以1997年为拐点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却没有改变，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异军突起，逆势扩张。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快速进行以及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要素市场更加健全，要素的流动性得以提高，要素结构对工业结构的作用机制更加通畅，工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偏差得以缩小。

2001—2007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历史事件对之后中国工业化及工业结构变迁的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39273亿人民币上升至176640亿人民币，外贸依存度由36.3％上升至66.3％，外商直接投资也呈上升趋势。国外因素对中国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双重影响，导致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新一轮的工业结构快速升级。具体表现为工业内部重工业比例的迅速提升，金属冶炼等重工业行业的大幅扩张，出口工业产品中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的显著上升。但是，加入WTO后我国工业结构的升级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引进资源和引进技术所造成的，本土产业从结构升级中受益很少（李博、左月华，2007）。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增长迅速的行业多属于高能耗行业，因而导致在各工业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单位GDP能耗出现上升趋势。

2007—2009上半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进入景气回落周期。国民经济中，工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2003—2007年工业部门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其增加值年增长率一直高于第三产业，而2008年，两部门的增长率趋同（均为9.5％），2009年1季度，工业增长势头则明显低于第三产业。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增速对比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之前重工业增速明显高于轻工业，而2008年，轻工业增长12.3％，重工业增长13.2％，重工业在增长率上的优势已不明显，到2009年1季度，轻工业的增长率已超越了重工业，轻工业增长6.8％，重工业增长4.5％。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结构的波动主要是由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2002—2007年随着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迅速提高，国际经济对我国工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强。

综上所述，1978年之前，中国工业结构演变趋势极不稳定，且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结构演变属于政府主导型。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对工业结构演变的作用机制受到抑制和破坏，三者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矛盾，导致工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为重工业化）缺乏持续动力。此外，国内局势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起伏也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结构变迁轨迹的不稳定性。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演变趋势的稳定性逐步增强，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逐渐趋于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计划手段逐步取消，长期被压抑的居民消费需求得以释放，需求结构与工业结构之间的矛盾爆发，出现了一轮为适应需求结构而产生的工业结构调整（1978—1998）；接着，生产要素定价机制逐步市场化，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化，使得要素结构对工业结构的作用机制更加通畅，出现了一轮为适应要素结构而产生的工业结构调整（1998—2001）。除此之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强大的外生动力，并成为推动2001—2007年工业结构快速升级的主要动力。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国外要素和国外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国际经济这一外生动力。

新中国60多年工业结构演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从长期看，政府直接干预工业结构升级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第二，合理利用国际经济，能够迅速提升国内需求和要素结构，加快工业结构升级，但对国外需求和国外要素的依赖程度越高，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第三，政府可以需求结构为抓手，拉动工业结构升级，例如通过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加快需求结构升级；第四，政府也可以供给结构为杠杆，推动工业结构升级，例如通过自主创新战略的加快实施，推动要素结构升级。

注释

〔1〕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运输和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金融体系及其管制、教育体系、法制体系、社会网络、价值观和其他无形结构。

〔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1期，2010年10月。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1期，2010年10月。

〔4〕李佐军，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94-99.

〔5〕同时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十分重要，而国际贸易的影响很小。另外请详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第二章第一节，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中文版，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2-36页。

〔6〕Baumol（1967），Baumol et al.（1985）对非平衡增长所导致的“成本病”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生产率上升率较高的主导行业工资不断提高的压力下，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提高。但由于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私人部门、社会部门、文化部门以及公共服务部门这样的行业来说，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不足以补偿工资水平的上升，其结果就是生产成本无可避免的提高，同时还伴随着行业劳动投入份额和名义产出份额的提升。

DIWU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