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政体第二）

二、参考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好像有早晨就有晚上一样，这都是因为耳目受到蒙蔽，不能知晓当时国家事务的情况。忠正的人不敢谏言，邪恶谄媚的人日益得势，国君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自然最终灭亡。我既然处在深宫，不可能通览天下所有的事情，所以才安排列位大臣，作为我的耳目。切不可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可爱的是非难君主的过错，可怕的是为难百姓的行为。作为天子，英明，百姓就拥戴你为国君；昏庸，百姓就会推翻你，确实是可怕啊。”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亡国的君主，都是处在安定时忘记可能出现的危难，在太平时忘记可能发生的祸乱，所以不能长久。如今，陛下拥有广袤的天下，内外清平安宁，尚能留意治国的方法，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国家相承时间自然广远绵长。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使船沉没。”

三、领导政要

纵观历史上王朝更替，其原因主要是在当朝的中晚期，由于其朋党结乱、制度崩溃、贪逸荒政、帝王昏庸等，引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流民。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此时的政府由于长期腐朽，已无力镇压迅速平定事变。这样，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正常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许多人流离失所，成为新的流民。流民越来越多，战争也越来越复杂，最终将帝国拖垮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其基本削平群雄时，新的王朝便建立起来。新王朝建立之初，一般十分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饱受连年战争之苦的百姓也会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开始有序的生产，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唐太宗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才会说“犹朝之有暮”——王朝更替，好像有早晨就有晚上一样那么自然。

1．唐太宗的畏民思想

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应该是唐太宗畏民思想最好的标示。其实，我国最早提出“畏民”思想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他主张治国之道，要上畏天命，下畏百姓。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另外，“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也是唐太宗畏民思想的典型比喻。

“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句话在《贞观政要》中共出现4次，第一次就是本篇“政体第二”，第二次出现在“君臣鉴戒第六”，第三次出现在“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第四次出现在“灾祥第三十九”，另外在“君道第一”还出现“载舟覆舟”。同一句在同一本书这么密集出现的现象在古典书籍中应该是少见的。

这句话的真正出处应是《传》，其佐证是《荀子·王制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然后在《荀子·哀公》篇再次出现：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一般认为这是其出处。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似乎是唐太宗的口头禅。唐太宗非常清楚，唐王朝是在亡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亲眼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使他产生了畏民之心，也使他不得不去重视“民为邦本”。那么畏民，到底畏什么？所谓畏民，就是畏职责不尽，畏形象不正，畏处事不公，畏百姓不满意、不答应、不高兴。

常怀畏民之心，视百姓如父母，就要经常想一想是否做到了以服务百姓为天职、对百姓想的、盼的做得如何；想一想是否善谋利民之策、善办利民之事，让百姓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实惠；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想一想自己同百姓的血肉联系保持得如何，是否听不到民众的声音，脱离了百姓；想一想在自己背后是否有人戳了脊梁骨，自己是否有负了百姓的希望。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就会视百姓如父母，把百姓当靠山，不断增强为民意识，升华爱民情怀，就会对百姓倾注满腔热爱之情，就会尊重百姓，千方百计为百姓排忧解难；就会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远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为百姓掌权，用权，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就会把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百姓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作为衡量为政成效的标准，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做百姓之所需，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畏民，体现的是一种责任与义务，畏民，是一种自律意识，显现的是一种信念与境界。敬畏心理越强，就越能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也越能远离贪欲、远离腐败。如对民失去敬畏之心，当官做老爷，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整日沉迷于乐舞歌伎之中，忘情于贪欲的陷阱里，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抛之于脑后，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最终会身败名裂，自毁前程，自掘坟墓，被百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唐太宗的为民思想

唐太宗“民惟邦本”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为民的治国方略。通过推行均田，奖励垦荒，改革赋税、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违农时，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了百姓的根本利益；在经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强盛了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了贞观之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是立国之本，人心向背攸关国家兴衰。早在周文王时期就实行裕民政治。裕民就是使百姓富裕起来，有节制地征收赋税，让百姓有一些积蓄，这也是孟子所讲的“仁政”。灭殷后，周公等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民和“天子”都是“天”生下来的，只不过天子是老大；天子是从敬天有德的人中被选出来，代表上天来管理百姓和疆土，代天保民的；如果他不称职，上天就要另选别人，因此执政者只有敬天保民才能保持其执政地位。这种理论既为周之代殷找到了根据，又用“天命无常”警惕自己。后来天与民之间重心又进一步有所转移，《尚书·泰誓》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天命也依人、依民而行。周灭亡了殷并长时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明显地得力于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最初版本“保民、重民、为民”的思想。

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大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从根本阐明了为民的意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百姓的，是彻底地为百姓的利益工作的。”

然后他就张思德的牺牲说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百姓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百姓和压迫百姓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百姓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

最后他说：“因为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百姓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百姓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百姓的利益坚持好的，为百姓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