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即是制度的生产。制度可能由人们有意地设计出来，也可能是逐步演化而自发形成，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供给方式有不同的特点。设计创造的制度是正式制度，逐步演化的制度是非正式制度。
1.正式制度的供给
（1）国家出现以前，制度供给不足。正式制度作为管束群体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正式规则，生来就应该对群体的所有成员有效。排除群体中享受制度的部分成员在技术上倒不是不可能，但这样做是不可取的、不经济的。因而在国家出现之前，正式制度的供给量是不足的，维系社会运转的更多是靠非正式制度。
（2）国家在制度供给上的优势：国家能够增加制度供给量。国家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特殊性在于它在暴力方面是具有规模经济的组织，国家是暴力的自然垄断。暴力国家作为专业化的制度供给者通过规模经济克服了个别制度供给者遇到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不对称时的个别斤斤计较。它不必要求一致同意就能推行规则，在至少能维持其已有利益水平时就可能发生。
（3）国家在制度供给上的消极作用：即国家的正式制度供给常常不是自由契约的结果，它包含了国家的强力意志。
国家强力意志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时极易演变为只是官僚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扭曲制度供给。国家本身不是一个独立主体，没有自己独立的偏好和目标函数，国家是有血有肉的人的组织。公共选择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同样存在失灵问题。
正如诺思悖论所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人民群众和国家目标能够兼容和一致的情况下，国家也可能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而不能供给有效的制度。
2.非正式制度供给
（1）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不包含集体行动。因而个别供给者的行为尽管有外部效果，但却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制度的供给完全取决于个别人对供给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这里供给成本不仅是供给过程中时间、精力和财务资源的支出，更多地包括所处环境形成的社会压力，如道德和习俗等。这正是一个社会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国家的强力干预也不得不顾及这个事实。
（2）非正式制度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习俗、习惯、禁忌等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非正式制度的供给是存在的。只要个人觉得制度创新有利可图，他就会创造新的习惯和道德，而不管诸如此类的规则看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影响非正式制度供给的一个因素是社会中的相互作用程度，相互作用频率越高，供给越不易实现。因而在相互作用频率低、流动性高的社会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会降低，非正式制度供给将会减少，达到社会秩序的目的将依赖于更多的正式制度供给。
（二）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
1.宪法秩序
宪法秩序从四个方面影响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
（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和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根本性的压制作用。如果是后者，制度变化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将受到削弱，变化将受到扭曲或阻碍。
（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如果在现有宪法秩序下，利益主体无法承受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或者既得利益格局对新的立法阻力过大，都将有可能限制制度创新；反之，则有助于制度创新。
（3）宪法秩序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如宪法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形式。
（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2.制度设计成本
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
3.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
弗农·拉坦观察到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与收益相关）。拉坦断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4.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
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
5.现存制度安排
现存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笔者把这比喻为制度变迁中的一种“惯性”。如果初始制度安排（尤其是宪法秩序）选择方向正确，那么这种“惯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这种“惯性”就成为新制度安排的一个障碍（或制约因素）。
6.规范性行为准则
规范性行为准则是一个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制度类型。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如诺思、Hayami及拉坦等）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规范性行为准则是制约制度供给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7.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
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如何影响制度供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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